一处伤口,反复捅打。赵一曼落到日伪手里后,最毒的一项折磨,不是把人打倒,而是让她清醒着疼。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珠河县小西北沟,枪声在山沟里滚。
赵一曼率部突围,身上已经负伤。胳膊、腿都伤了,血把衣服浸透。人昏过去后,敌人把她押走。
她那时三十一岁。
很多人记住赵一曼,是因为“红枪白马”的女政委,是刑场前写给宁儿的遗书。可在那封遗书之前,她先过了半年多的关。
关口就在哈尔滨。
伪满哈尔滨警察厅的地下室,后来成了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一部分。赵一曼被押进去时,日伪方面最想知道的,是珠河抗日组织、游击队活动和共产党人的联络。
她没有说。
敌人没有马上杀她。
这才是更狠的地方。她身上有重伤,腿伤严重,日伪还要让军医处理一点,留着命,继续审。
在珠河时,刑讯已经开始。后来日本战犯大野泰治在法庭上供述,赵一曼的胳膊和腿负了重伤,他拿鞭子几次捅她、打她胳膊上的伤口,逼问情报。
伤口不是伤口。
成了刑具。
一鞭子下去,不是打在皮肉上,是打进已经裂开的地方。血水、脓水、旧伤、碎骨的疼,全被重新翻出来。
他还威胁她:“如果不讲出共产党的组织及其活动情况的话,我还打你的伤口,使你痛苦。”
赵一曼没把组织说出去。
从珠河到哈尔滨,刑讯没有停。押到哈尔滨警务厅拘留所地下室后,大野泰治继续用木棒打她的胳膊,捅她的腿,或用手拧、打她的伤口。
这不是一阵毒打。
这是反复挑一个人最疼、最脆、最不能碰的地方下手。
地下室里,敌人问的是名单、地点、活动情况。赵一曼回给他们的,是怒斥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她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抓。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受党组织派遣来到东北。她在哈尔滨做工运,曾参与领导电车工人大罢工;到珠河后,又在白山黑水间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
日伪报纸怕她,也盯她。
一九三四年七月,她前往珠河县工作。后来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
她在东北用的名字叫赵一曼。
在四川宜宾老家,她原名李坤泰。她还有一个儿子,小名宁儿。一九二九年出生,没多久就被寄养。孩子再见不到母亲,只剩下一张合影和一封遗书。
可那时,赵一曼还不能想孩子。
地下室里,敌人把她看成“重要人物”。他们想从她身上撬开珠河抗日力量的口子。
她越不说,刑讯越重。
因为那不需要重新制造疼痛。
只要碰一下,疼痛自己就会从骨头里爬出来。
她没有低头。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赵一曼被关押在伪滨江警务厅拘留所,后被送入哈尔滨市立医院监视治疗。
医院不是自由。
病房外有看守,身体还在敌人掌握里。但在这里,赵一曼把董宪勋、韩勇义争取了过来。一个是看守警察,一个是十七岁的女护士。
两个人看见的,不是一个“犯人”。
是一个腿伤严重、受过酷刑,却仍然不肯吐露组织秘密的人。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晚,董宪勋雇来汽车,和韩勇义一起把赵一曼背出后门。车开向宾县游击区。
门打开了。
可只开了一夜。
六月二十九日早上,敌人发现赵一曼失踪。下午两点,追查到运送方向。六月三十日清晨五点,在离游击区只有二十多里的李家屯附近,追兵赶上了他们。
赵一曼再次被抓。
这一次,敌人已经没有耐心了。
大野泰治后来承认,他写过关于赵一曼的报告书,称她是中国共产党珠河县委员会委员,是组织以珠河县为中心的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活动的中心人物。他在报告里提出,先治好一点,再详细审讯;若没有利用价值,就杀害。
那份报告,成了杀害赵一曼的基础。
酷刑没让她开口,逃亡没能成功,最后剩下的,是去珠河刑场的一段路。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赵一曼被押赴珠河县。临刑前,她要来纸笔,给宁儿写信。
她写:“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又写:“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手已经很难握笔。
她还是写完了。
信里没有求生,也没有喊冤。她把一个母亲最软的地方放在纸上,又把一个共产党人最硬的地方留给刑场。
那一年,宁儿七岁。
他还不知道,远在东北的赵一曼,就是自己的母亲。
八月二日,珠河县小北门外,枪口举起。赵一曼站在那里,身上带着旧伤、刑伤和那封刚写完的信。
枪响以后,纸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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