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专题｜林昌丈：魏晋史上的南与北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晋书》，[唐]房玄龄等撰，中华书局，2026年6月出版，全十册，780.00元

引子：羊酪和莼羹

《世说新语·言语第二》“陆机诣王武子”条，载有西晋太原王济（字武子）和吴郡陆机两位名士之间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

面对身为侍中的王济那带着几分挑衅意味的问题，陆机的应对该作如何理解呢？南宋诗人陆游在《剑南诗稿·戏咏山阴风物》对此作进一步申说：“莼菜最宜盐豉，所谓‘未下盐豉’者，言下盐豉则非羊酪可敌，盖盛言莼菜之美尔。”明人徐树丕《识小录》也有相近的诠释：“千里，湖名，其地莼菜最佳。陆机答谓未下盐豉，尚能敌酪；若下盐豉，酪不能敌矣。”结合二人的观点而言，陆机认为未下盐豉的江东莼羹就已经可与洛中羊酪匹敌，其实言外之意是下了盐豉的莼羹，就胜于羊酪了。而在王济看来，羊酪自是中原佳肴，莼羹无论如何调制，终难与之媲美。羊酪和莼羹，一北一南，恰成洛都和江东上流社会饮食风尚的两道符码。

同样羁宦京城的吴郡张翰，客居异乡之际，想到的是家乡吴中的菰菜、莼羹和鲈鱼脍，莼羹赫然在列。可见莼羹在江东士人心目中是一种比较特别的美食，承载着浓厚的乡土情感。《南史·崔祖思传》载沈文季和崔祖思的对话，文季有“千里莼羹，岂关鲁、卫”之语，将地方物产、饮食上升为鲜明的地域认同。相较而言，这一时期有关京城士人食用羊酪等乳制品的记载更少，但应是王公贵胄享用的一道珍馐。《太平御览》引《太康起居注》，记载“尚书令荀勖羸毁，赐乳酪，太官随日给之”。乳酪能够跻身帝王赏赐的名单中，想必在当时是较为珍贵的。

嘉峪关的魏晋饮宴图画像砖

王济以羊酪招待陆机，并非孤例。《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载陆玩拜见王导，王导同样以酪相待，“陆还遂病”。南渡的侨流士人将食酪的习俗带至建康，但江东土著陆玩却无福消受这份美味。有可能是陆玩确实不习惯乳制品，次日，他给王导写信说道：“昨食酪小过，通夜委顿。民虽吴人，几为伧鬼。”“伧”字，是三国以来江东人对江淮乃至中原人的蔑称，有“伧父”“伧楚”等叫法，意指粗鄙的北方乡野之人。对乳酪的偏见不是重点，陆玩以食酪致病为由，戏谑地将食酪者讥为“伧”，看似一句玩笑，实则暗藏锋芒。细细品味，读者可以发现，无论是在西晋的洛阳，还是东晋的建康，饮食习俗背后涌动的，是身份、阶层差异的暗流，以及南北地域文化之间深层的认同和对立。东汉一统天下，至汉末分崩离析，历经三国鼎峙，再到太康灭吴，中原和江东之间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

东汉三国时期江东地域观念的形成

《禹贡》着眼于九州各地山川土壤等自然形势和田土等第、贡物贡道，较少涉及南北差异。《史记·货殖列传》始以华夏立场描述南方，“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汉书地理志》“风俗”部分则将广大的南方地区区分为楚、吴和粤三地，指出“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吴东有海盐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之一都会”。与中原相比，南方地广人稀、火耕水耨，不过富有川泽山林之饶，南北的自然地理差异已十分显著。史官虽然以华夏中心的视角描述南方风俗，但措辞相对平实，较少带有偏见。秦汉大一统格局之下，南北之别更多被描述成多元的土地风俗之异。

除了使用楚越、吴越等称呼外，秦汉时期的中原人士如何称呼整个南方地区呢？稍稍检核史料可以发现，一般使用“华夏”（或“中国”“北土”）指代中原，以“南土”泛称南方。《史记·三王世家》所录广陵王刘胥策书，有“封于南土，世为汉藩辅”之语。广陵国辖地位于江淮间。《汉书·傅喜传》言“故楚跨有南土”。《括地志》说“楚襄王控霸南土，争强中国”，就是将“南土”和“中国”对应起来。《后汉书·马援传》有“南土珍怪”，这里的“南土”指的是岭南交阯。《后汉书·鲍永传》说鲍永为扬州牧时，“南土尚多寇暴”。《三国志·荀彧传》载曹操将讨伐荆州刘表，荀彧说：“今华夏已平，南土知困矣。”《三国志·周瑜传》有以“北土”指代中原的说法。总之，早在秦西汉时期，以“南土”泛指南方的说法就已出现。

历经两汉经营，南方在人户数量、经济开发和儒学文化诸方面均取得了长足进步。东汉末年，天下崩解，战乱相寻。三国鼎立格局既定，“华夏”（“中国”）和“南土”的对应关系逐渐被“中国”和“江东”（“吴”）“蜀地”的并列叙述取代。曹魏鱼豢所撰《魏略》，记魏明帝询问东吴降人：“江东闻中国名士为谁？”傅玄《傅子》载刘晔答魏文帝曰：“今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这里的“中国”专指曹魏，“吴蜀”则囊括南方。

得益于孙吴和蜀汉的立国，吴、蜀二地各自萌发出鲜明的地域认同意识。尤其是江东地带，既是孙吴立国的根本，也是汉末北方侨流士人客居最为集中的处所。在南方地区斑斓纷杂的地域差异下，吴国的江东地区率先脱颖而出，成为区别于吴国辖境内其他区域的政治、文化高地。正如学者所言，这一时期，“东南士人中成长出明显的区域意识，并试图在文化上与中原抗衡”（卢云《汉晋文化地理》）。

在曹魏的帝王臣子眼中，江东本身就可指代整个东吴政权。不仅是这样，在武昌和建业二者之间，江东士人认为建业才是吴国国都的理想之处。甘露元年，孙皓徙都武昌。《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载陆凯上疏：“武昌土地，实危险而塉确，非王都安国养民之处，船泊则沉漂，陵居则峻危。”对武昌不可作为吴都的倾向和盘托出。与此同时，陆凯引用吴都建业流传着一首民谣，更是将对建业的认同情感推至巅峰：

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

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

即使到了东晋，江东士人仍然秉承着武昌不可作为王业终守之地的偏见。《晋书·戴洋传》载东晋咸康三年庾亮和吴兴戴洋的对谈，戴洋直言：“武昌土地有山无林，政可图始，不可居终。”东吴内部的地域分化，一方面促使江东成为东吴的政治文化中心，可与洛阳相抗衡、对立；另一方面导致西晋灭吴后，江东士人成为中原士人忌惮、排斥乃至打压的重要对象。

孙皓“尔汝歌”事件

景元四年（264）、太康元年（280），西晋相继灭蜀、吴，短暂的南北分裂宣告终结，九州重归一统。政令虽出于晋廷，但因南北分立积淀的社会文化隔阂依然存在。如何处置旧蜀、旧吴政权的遗留问题，成为西晋统一之初最为迫切的事情。在晋武帝看来，蜀地的反抗势力远弱于吴地。《晋书·华谭传》记载华谭至洛阳，晋武帝有策文，流露出对旧吴故地的戒惧之意：

吴蜀恃险，今既荡平。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而吴人趑雎，屡作妖寇。岂蜀人敦朴，易可化诱。吴人轻锐，难安易动乎？今将欲绥静新附，何以为先？

这番话确实有针对来自旧吴故地士人的味道。华谭的对答是出于重用吴地人才和安抚民众的角度出发的。他说：

蜀染化日久，风教遂成。吴始初附，未改其化，非为蜀人敦慤而吴人易动也。然殊俗远境，风土不同，吴阻长江，旧俗轻悍。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将顺咸悦，可以永保无穷，长为人臣者也。

《晋书·武帝纪》记载太康平吴后，“吴之旧望，随才擢叙”。然而实际执行结果和这一记载出入甚大，详见下文。回到蜀、吴亡国后的话题上来。末代国君刘禅与孙皓，面对西晋大军压城时，都是舆榇自缚、面缚舆榇，诣军门投降。对于国君而言，绑了自己、拉着棺材，应该是最卑微、最屈辱的投降方式了。不仅如此，他们举家被送往洛阳后，还要受到各种形式的侮辱。《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记载孙皓面见晋武帝后，晋武帝问道：

“闻南人好作尔汝歌，颇能为不？”皓正饮酒，因举觞劝帝而言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帝悔之。

尔汝歌是吴晋江南一带的亲狎小调，表达亲密、无拘无束的关系，暗合“尔汝”亲昵、轻慢的双重意味。这里的南人显然指的是东吴旧地。这场看似新君旧主于酒宴间的玩笑互动，实则是一次精心设计的文化羞辱仪式。晋武帝主动向孙皓提起“南人好作尔汝歌”，将吴地方言中的“尔汝”的平等称呼定性为“南人的俗陋习气”，预设了文化高下的判断。继而要求亡国之君当众表演，将文化展示变成臣服仪式。这样做不是欣赏吴地文化，而是借用对方的文化符号，迫使其自证卑贱。然而孙皓临机反制，用“尔汝”称呼晋武帝，同时唱出“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把语言上的平等与政治的不平等巧妙捆绑，使“尔汝歌”反成东吴旧地亡君、降臣的符号标识。

武帝事后“悔之”，并非反思羞辱之举，而是意识到孙皓以“尔汝”称呼自己，触犯了君臣礼制。这恰恰说明，这套文化贬低机制的设计者，未曾料到被贬低者会反向利用这一符号。

往前追溯，平蜀之后司马昭和刘后主的洛阳饮宴，亦有异曲同工之处。《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引《汉晋春秋》载：“司马文王与禅宴，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蜀技，蜀地的乐舞表演。司马昭特意安排在宴席上演奏蜀地乐舞，借机试探刘禅的心境，兼带挖苦亡国之意。然而刘禅喜笑自若的神情让司马昭颇为惊诧，便对贾充说：“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亡国君主虽乐不思蜀、全无心肝，但暗合西晋灭蜀后的蜀人应有的姿态。刘禅不念先人旧情，在晋廷来看是目无礼数、没有受到礼教的行为。一次在读者来看是为亡国之君追思故国旧人的安排，却衬托了西晋在政治文化上凌驾于蜀汉的优越感。

两场精心安排的饮宴，同样是新君旧主的会面，也一定还有晋臣、亡国降臣的陪同。亡国之君从一入席开始，就已将寄人篱下、受人冷嘲热讽的心态定调了。然而两位旧主的临场表现却迥然有别。难怪晋武帝对蜀人和吴人的印象分别是敦朴、轻锐。两则政治故事的记录、编写立场或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它们反映了西晋政权通过这一重要的政治活动试图向天下人传递的政治信号是：新朝已君临天下，九州共为一主。魏、吴、蜀的邻国邦交记忆要被彻底抹除。“南方”这昔日的敌国，只能以亡国君臣的面目留存于历史故纸之中。不仅如此，西晋更在文化上凌驾于吴蜀之上，将亡国故地描述为文化上的蛮荒之域，为北方士族的权力话语提供合法性依据。

然而这种强势的政治文化优越感，非但未能弥合南北裂隙，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原与南方之间的深层交流。江东特有的地域文化，本应被认识更多。《晋书·夏统传》载西晋初年，会稽夏统入洛为母买药，恰遇洛中王公贵族齐聚洛水浮桥。太尉贾充问其土地风俗，并请表演吴地随水戏、吴歌。这些吴地乐舞，在观看者眼中犹是异域风情。夏统本传描述观看者的神态悚遽，且“王公已下皆恐”，足见洛中人士对江东风土习俗的陌生、好奇还有隔膜。至于贾充本人，从夏统本传大体得知，他也仅仅只是了解一点随水戏和吴歌的大概。夏统这次的洛水表演，收获了正面的评价。洛中人士说“听《慕歌》之声，便仿佛见大禹之容。闻《河女》之音，不觉涕泪交流，即谓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谓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慕歌》《河女》《小海》，是夏统吟唱的三种吴歌曲目。

事实上，中原人士对南方地区因陌生和隔阂产生的偏见和恐惧，并不因政治上的南北一统而立马消失。如西晋初期，车永外甥石季甫除任会稽郡鄮县县令。车永一家惊恐万分：

老人及姊， 自闻此问，三四日中，了不能复食。姊昼夜号泣，不可忍视。外甥之中，老人真自爱恤季甫，恒在目下。卒有此役，举家惨戚，不可深言。

鄮县为会稽东部的滨海县城，中原人士对此地较为陌生，实属正常，不过车永一家的反应确实夸张，不过折射出中原人士对南方挥之不去的想象与偏见。南方世界要从整体上被北人认识和接受，仍需经历漫长的岁月。到了南朝时期，即使“南方”指代的空间范围可能越来越往南移动，也无法改变其酷热的生存环境。如，江淹被贬官到建安郡吴兴县（今闽北浦城县），在诗中写下“南方天炎火，魂兮可归来”的忧伤心情。

入洛后的二陆困境

遭受偏见和排挤的，绝非只有亡国之君，吴蜀旧地的士人们同样深陷困境。对于他们而言，难以接受的并非出仕新朝，而是自己或家族政治权力、高官名爵的丧失。从《晋书》的记载来看，吴人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负面情绪尤为明显。陈寅恪先生曾在其名篇《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中概括：“司马氏平吴，中国一统。吴蜀之人同为被征服者，而其对征服者司马氏之政权态度不同。”《晋书·刘颂传》说“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一旦堙替，同于编户。不识所蒙更生之恩，而灾困逼身，自谓失地，用怀不靖”。亡国之恨与心里创伤交叠，多数士人选择归隐。不过仍有一批士人在“退居旧里、闭门勤学”后择机北上入洛，其中以江东陆机、陆云兄弟最具代表性。

西晋太康末年，陆机陆云兄弟入洛后，先后拜访太常卿张华、侍中王济等朝中权贵。张华对他们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看起来对二陆颇为赏识。王济则以羊酪相试，对陆机发难，言辞之外颇存微词。洛中士人对陆氏兄弟看法不一，由此可见一斑。在张华的举荐下，陆机历任太子洗马、著作郎、殿中郎等职。八王之乱开始，陆机参与到赵王伦、成都王司马颖的政治军事中。陆云则由公府掾、太子舍人至尚书郎、侍御史、中书侍郎等职。后因陆机之故，成为成都王司马颖麾下一员。可以说，兄弟二人的官宦转迁还算正常。

江东其他士人入洛，也遭受类似的偏见、非议。《世说新语·言语第二》载吴人蔡洪赴洛，洛中人问蔡洪“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言辞充满了歧视和嘲讽。相似的表述还见于《晋书·华潭传》，其载博士王济于众中嘲之曰：“五府初开，群公辟命，采英奇于仄陋，拔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人，亡国之余，有何秀异而应斯举？”灭吴之初，北方士人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吴人，足见南北偏见之深。顾荣与陆机兄弟同入洛，时人并称“三俊”。一开始他的任官履历和二陆相仿。齐王司马冏召为大司马主簿时，友人冯熊特意指出“以顾荣为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机，不复计南北亲疏，欲平海内之心”。言外之意，区分南北士人为亲疏远近是洛阳朝廷用人的惯常逻辑。此外，吴人张翰入洛后任齐王司马冏大司马东曹掾，仕途平淡，有归吴之心。顾荣在洛思归，自言志在“采南山蕨、饮三江水”。张学锋先生论及这一时期的吴人心态，概以“进无所立，退无所守”，可谓深中肯綮。

回到陆机陆云兄弟上来。从二人的仕宦生涯来看，卷入王八纷争是兄弟二人噩梦的开始。八王之乱时的宗王阵营，汇集了安定皇甫氏、中山刘氏、范阳卢氏和陈留蔡氏等各地名望士族，亦有不少如骆休、孙秀、苟晞、王育等出身寒微的庶族人物。拥有贵庶高下身份的士人群体混杂于八王阵营中，成为非常显眼的“大杂烩”。士庶虽是同僚关系，然而士族多以门户之别对寒门进行侮辱、诋毁。比如，安定皇甫商和陇西李含的仇隙、私怨；陆氏兄弟和孟超、孟玖兄弟结下的怨恨。不仅如此，士庶共处，门户、名望之争往往成为阵营内部幕僚之间摩擦的导火索。《世说新语·方正第五》记载了卢志和陆机的言语冲突：

卢志于众坐问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珽。”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 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

范阳卢志担任成都王军府左长史，与陆机为同僚。这番对话想必就发生在成都王的军府中。陆机当时为参大将军军事、平原内史，招致卢志的不满。卢志当众问陆机“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直呼其祖父名讳，意在挑衅。不过这也反映了北方士族对南方门第的系统性轻视。陆氏虽为东吴一流士族，才学也有公认（“太康之英”），但入洛后遭遇的不是才华的平等竞争，而是身份门第的持续质疑。孟超指着陆机骂“貉奴能作督不”，尤为露骨。《典略》记关羽唾骂孙权为貉子。《魏书·僭晋司马叡传》说“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若狐貉类云”。则魏晋时期，中原人士使用“貉子”“貉奴”这一类带有轻视、谩骂的语词称呼江东人士。可以说，这是孟超对陆机赤裸裸的羞辱。

由此可见，西晋统一后，南北士人之间积压的矛盾并未消弭，而是隐匿于统一的光环之下。八王之乱看似宗王争斗的恶性循环，实则是士庶对立与南北矛盾不断暴露、激化的历史进程。江东二陆的命运，是这段历史中最沉痛的注脚。亡国之君抱有着防御性的自我姿态，本身就证明了话语权的深层失衡。

“寄人国土”：南北形势的反转

八王之乱的冲击，使此前在洛都任职或充任宗王幕僚的吴人，先后辞归乡里。洛阳宦游的切身经历，反而更坚定了江东士人蛰伏故土、观时变的决心。永嘉之后，世乱流离，唯有江南一隅相对太平。砖文有语：“永嘉世，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江南由此被塑造为乱世中的一片乐土。随着东晋凌江建国、寄居孙吴旧壤。中原士族流徙江南，南北形势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反转，正应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古谚。

陈寅恪先生曾梳理八王之乱后中原人口流动的三个方向：东北、西北与南方。其中南方成为江淮以北流民南移的主要目的地。长江下游尤其是丹阳、吴郡一带，成为中原士族择居的最为集中之处。《晋书·王导传》就说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由此引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精英文化南移。

《六逸图》唐陆曜摹本中的阮孚。永嘉之乱后，阮孚流亡至江南，继续任职于东晋朝廷。

随着晋元帝司马睿迁鼎建康，建康（建业）再次成为可与洛阳相抗衡的重要都邑。“中原衣冠”的南渡，让昔日被贬为“蛮荒”的江南，摇身一变为“华夏避难所”。这一形势的根本逆转，驱使南北话语权在永嘉南渡后开始悄然倒转。《世说新语·言语第二》载晋元帝对顾荣说：

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荣跪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亳无定处，九鼎迁洛邑。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

对于晋元帝和南渡士族而言，选择在建康“备百官，立宗庙社稷”，是权宜之计。晋元帝以 “寄人国土”自道，说明他内心深处仍将江东视为旧吴故地，潜藏着根深蒂固的南北偏见。《世说新语·言语第二》载周顗所谓“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也是这种心境。

当然，这背后亦折射出南渡后东晋朝廷的双重合法性困境：对外，须宣扬自己是正统、正朔所在；对内，晋元帝在南渡士族拥戴下称帝立国，根基未稳，亟需争取江东士族的支持。因此，“寄人国土”之语，与其说是真情流露，不如说是一种刻意降低姿态，以示亲近吴人的政治表态。

东晋政权虽偏安一隅，但晋元帝出自司马皇室，且为“宣皇之胤”，继愍帝之后接任大统，自身的合法性问题不大。和北胡政权相比，无论正统性还是合法性无疑都是胜出的。只是东晋政权需要做的是将建康所在的地望和王朝的正统性相结合起来。淡化亡国旧朝的都城记忆，仿造洛都改造建康城。不过对于东京初期的建康政权而言，还有比这更为棘手的事情，就是寻求和江东土著大族的合作，并得到他们的支持。此时的“南北对立”在南方内部转化为侨姓（北来高门）与吴姓（江东旧族）的矛盾。面对这样的形势，晋元帝对顾荣的言语，更多地是想得到以顾荣为首的江东士族的正面反映。

不仅皇帝需要秉持这样的态度，以王导为首的侨流士族，更需要作进一步的实际行动。就这一点而言，王导的操作堪称拉拢吴人士族的表率。他首先起用顾荣、贺循等江东人望入仕建康政权，以示政权获得本土大族的认可和支持；继而刻意学说吴语，以共同语言传递亲近之意。《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曰：

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

陈寅恪先生指出王导操持吴语，意在笼络江东人心，以共同语言缓和南北社会文化的隔阂，争取更多的江东士人对新政权的支持。此外，王导欲和江东士族联姻，与吴人结好，放下中原士族的文化优越感。《世说新语·反正第五》说“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结援吴人，请婚陆太尉”，陆太尉（陆玩）以“义不为乱伦之始”为由婉拒，更多折射的是吴人对与北来士族通婚的深层抵触。

侨流士族的这种退让，本质上是“以退为进”，谋求吴人的支持，实现东晋政权立足于东南的政治目的。但南渡士族也并非一味退让求和，他们拥有“衣冠礼乐”的解释权，以此压制南方土著文化，确立中原文化的正统性。南人被迫接受“中原文化才是正统”的叙事，即便中原已然沦陷。王导学说吴语，不过是一种亲和姿态。不能说当时所有的侨流士民，都已习用吴语。恰恰相反，建康朝廷的官方场合，依旧以北语为通行语言，吴人士族概不例外。陈寅恪先生曾系统梳理东晋南朝的吴语和北语，指出“东晋南朝官吏接士人则用北语，庶人则用吴语”；余嘉锡先生亦谓“东晋士夫，多是中原旧族，家存东都之俗，人传洛下之音”。南北士族间交流依旧行用中原音，吴人士族对庶人以及庶人之间用吴音。这一“双轨并行”的语言格局，正是南北文化既对立又共存状态的生动写照。

不过操作北语还是吴语，仅仅反映了士庶文化之别，不能凭此显示出侨流士族拥有对中原“衣冠礼乐”文化的正统话语。《世说新语·雅量篇》“桓公扶甲设馔”条注引宋明帝《文章志》：

（谢）安能作洛下书生咏，而少有鼻疾，语音浊。后名流多学其咏，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

陈寅恪先生据此指出，江东士族不仅操中原之音，还竞相效仿洛下之咏。然而葛洪就对江东士族效仿中原文化嗤之以鼻。《抱朴子外篇校笺·讥惑第二十六》讥讽道：

余谓废已习之法，更勤苦以学中国之书，尚可不须也。况于乃有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所谓不得邯郸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犹其小者耳。乃有遭丧者，而学中国哭者，令忽然无复念之情。

在中原和江东土著文化习俗之间，葛洪显然是站队后者的。这种批评，一方面说明中原文化对江东士族仍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印证了南北文化之间持续的张力与对立。

在江东社会层面，大量北方移民的涌入，使其与南方土著在土地、生计与资源等方面产生直接冲突。“伧”“伧楚”“伧父”等谩骂蔑称的盛行，是这一时期南北矛盾在日常语言中的直接投射。余嘉锡在《释伧楚》中指出，伧楚之名，起于魏晋之间，本指鄙野不文之人，后演化为南人对江淮以北之人、中原人士的专用蔑称。不仅如此，社会上流行的这种谩骂之词逐渐转为士人之间的内外之分、门户之别。进而，这种身份的歧视，致使晚渡高门家族的北人沦为杂流，影响仕途。《宋书·杜骥传》就说：“晚渡北人，朝廷常以伧荒遇之，虽复人才可施，每为清涂所隔。”这是非常微妙的变化。本来“伧”是对北人的歧视，却被晋宋朝廷用来区分“早渡”与“晚渡”北人、衡量士人出身清浊的标准之一。这一转变意味深长：昔日南人排斥北人的语言武器，摇身变成了北人内部区分融合程度的尺度。早渡者已被纳入南方社会的秩序，晚渡者则依然被视为外来者。

综而言之，东晋定鼎江南，加上北方士族的南渡，带来两个颠覆性的变化。一、人群移动改变了中原士人对南方地区的地域偏见，北强南弱的社会形势发生了一定的反转；二、西晋灭亡，谁是政治正统成为南北开放性的问题。东晋政权一方面强调、维护建康是正朔所在，延续并巩固了中原衣冠礼乐文化。另一方面在寻求与江东土著大族的支持后，东晋政权依旧扮演着流亡、客居江南的色彩。以匡复中原、一统南北作为政治追求，而又限于国力薄弱的现实，一批又一批的侨流士民逐渐土著化，在江南扎根。

结语：分立与融合

从羊酪与莼羹的饮食之争，到“貉奴”“伧楚”的语言谩骂；从孙皓“尔汝歌”的文化羞辱，到王导操持吴语的政治示好。魏晋史上的南北关系，从来不是一条单向流动的历史之河，而是在裂变与融合之间反复摇摆的历史张力。

纵观这段历史，南北对立的根源，绝非仅仅是地理上的山川阻隔，更是政治权力、文化话语与身份认同的多重缠绕。秦汉大一统时期，“南土”不过是中原视野下有待开化的边缘地带。然而随着东汉末年天下崩解、三国鼎立格局的确立，江东地区在孙吴的经营下迅速崛起，发展出足以与中原相抗衡的政治文化自信。及至西晋一统，这种自信非但没有被消弭，反而因征服者居高临下的文化压制而愈发强韧。陆机入洛后遭受的身份羞辱、顾荣等人“进无所立”的宦游之困，恰恰说明政治版图的统一与文化心理的整合，从来都不是同步完成的事业。

西晋在灭吴控驭江东的错误，在于将军事上的胜利误读为文化上的优越，以“亡国旧地”的标签遮蔽了江东士人真实的才学与家世。这种傲慢，不仅未能修复南北裂隙，反而在八王之乱的烽火中，将陆机、陆云这样的一代才俊推向了不可挽回的悲剧。“太康之英”的陨落，是那个时代南北矛盾激化最沉痛的注脚。

永嘉丧乱之后，历史以一种近乎玩笑的方式，完成了南北形势的剧烈反转。昔日被贬为“蛮荒”的江南，摇身一变成为“华夏避难所”；曾以文化宗主自居的中原士族，不得不以“寄人国土”的姿态，在吴人的土地上重建家国秩序。王导学说吴语、礼聘江东名望，固然是政治上的权宜之策，却也无意间开启了侨姓与吴姓之间更为复杂的文化博弈。侨流士族高举“衣冠礼乐”的旗帜，坚守中原正统的话语权；江东土著则轻视、鄙夷侨流士民，在日常的语言摩擦中维护本土的文化尊严。朝廷之上讲北语，市井之间行吴音。这种语言上的双轨并行，恰是东晋南朝南北文化既对立又共存的生动写照。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也在于此：无论是北人的南渡，还是吴人对“中原之音”的模仿效法，都在无声地推动着一场更为深层的文化融汇。强势移民带来的冲击固然制造了矛盾，却也在土断入籍、世代繁衍的过程中，逐渐将“北人”转化为新一代的南方土著。“伧”“伧楚”的命运本身就耐人寻味。它起初是江东人排斥北人的武器，最终却被朝廷用来区分“早渡”与“晚渡”，成了衡量北人是否已融入南方社会的尺度。偏见在流传中异化，身份在迁徙中重构，这或许正是魏晋南北关系最耐人寻味的历史逻辑。

从莼羹到羊酪，从洛阳到建康，魏晋历史上的“南”与“北”，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地理标签，而是随着权力格局的更迭、人群的流动迁徙，不断被重新定义、争夺与书写的文化符号。裂变是表象，融合才是历史暗流之中更为深沉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