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回忆录-人鬼之间（结束篇）

同年11月7日再次开庭时，改在高等法院刑庭，并限制了旁听人数，怕发生意外。因为上次他举出了在任伪政府统治时期的物价，比当时国民党统治下还要稳定一些，这些是深得一些人的同情的。因国民党于胜利还都南京后，物价猛涨，接收的官员大搞"五子登科"，越来越使人民产生了还不如伪政府统治时期比较好一些的各种反感。

据说，这也是促成判处他死刑的一个原因。法庭说他还在继续与国民党政府为敌，所以当天便宣布判处他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当场表示了不服这一判决，后来他上诉，被最高法院驳回，仍维持原判。有一天毛人凤告诉我，说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就住在保密局附近成贤街某号，要我去看看她，我去一看，真没有想到她住在那样两间破房子里，见我去还吓一跳，以为还要逼她交财产。我把毛人凤要我去看她说出后，她表示万分感激，希望能见见毛。她唯一希望是能把周佛海的死刑改判。我在谈话中暗示她，如果谁得了她的金条，这个时候就不应再有什么顾虑而跑去找他们拼了，因为反正已判了，不能再加刑。如不能达到减刑的目的，索性把它闹通天，救不了人，拿到的金条至少要退还。她听了频频点头。我又借机会追问她，究竟谁拿了她的大量金条。她一下泪流满面，却迟迟不肯说出来，只吞吞吐吐地说：谢谢您的指点，我豁出性命来也要试试看。从这句话中可以理解到确有人拿过她的金条，但她不敢说。我便和她扯了些别的话，她才打开话匣子说：她过去老是担心一旦日本人失败，会无路可走，周佛海常安慰她，说与重庆早有联系，并把他与重庆联系的化名叫"蒋信"，也告诉了她，取这个化名就是希望蒋介石信任他，没想到结果给判了死刑。她还说胜利时，周佛海可以调动几十万伪军，如果他不接受重庆的委任做什么京沪行动总指挥，带着这几十万人去投共产党，把京、沪、杭也交给共产党接收，她相信决不会不给他将功抵罪，绝对不至于判他死刑……

我看她越谈牢骚越多，便引她谈她们的家庭情况，她说，周佛海过去家庭很贫穷，靠他自己努力，也得她父亲杨卓茂不少的帮助。她父亲是早年留美学生，自己虽未做过什么大官，认识的达官贵人却不少，对周佛海很有好处，周对之也与亲生父亲一样孝敬。最后她还谈到周在未投敌前，生活比较严肃，与她感情很好。投敌后，大家都是那样醉生梦死，过一天便享受一天。周不但在南京、上海有了外室，连他常去的日本也有一个日本女人，还给他生了一个孩子。她说到这些又很气愤，不过她还是很安慰，因为不管怎样，周对她始终是很好的，没有因为有外室而对她不如过去，所以她无论如何也要为周保全一条命而奔走。她希望我回去告诉毛人凤，不但要求毛接见她，还请求毛带她去见见蒋介石。我回去把这些都告诉毛人凤之后，他只笑笑说："见见我还可以，要我带她去见蒋老先生，就是戴（笠）先生在世，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吧！"虽然我再没有去见她，但却听到不少关于她到处去活动的事，甚至有人相信，毛人风真的带她去见过蒋介石。而更多的是她扭着那个拿了她大批金条送给郑介民老婆的人去拼命，非要带他去找郑介民老婆，吓得郑的老婆躲到汉口老家去了。事情却也出人意料，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果然用国民政府主席名义下了一道特赦令，说明周佛海在1942年以后，即屡经呈请自首，虽未明令允准，但在1945年8月19日军统续为转呈，该犯准备事实表现……该犯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一带秩序……究属不无贡献，故准将该犯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这在当时还是第一个获得这种特赦的，所以很多人都说是"钱可通神"。汪逆政府的财神爷的黄金美钞毕竟比别人多，特别是丁默邨的家属更认为丁比周的罪小，而且也同样为军统工作过。胜利后，戴笠把他和周佛海等一同送到重庆保护，为什么能免周一死而不能免丁一死？还有一些港澳记者与反蒋文人都对这一"特赦令"作过仔细研究，认为特赦令中说周"屡经自首，虽未明令允准"，十分荒唐可笑。因周当时身在沦陷区，只能暗中联系，怎么能"明令允准"？而更可笑的是说周"1945年8月19日，军统续为转呈，该犯准备事实表现……"查日本政府早在1945年8月10日即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日皇于8月14日即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么周在8月19日日本已投降五天后才"准备事实表现"，真是破绽百出。难怪其他被处死的汉奸家属不服，并且给许多人找出指责的借口。周佛海虽然被免除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但精神上的压力仍很大。当时他已50岁了。身体一直不好，很希望能"保外就医"，却没有得到批准，便认为只能瘦毙狱中了。毛人凤又要我去看过他两次。一次是宽慰他，说将来还有希望可以将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他听了也只勉强笑了一笑。第二次是他病重时我又去看过他，他当时握着我的手说，过去他虽做了一些对不起老百姓、对不起国家的事，

但对蒋介石和戴笠是尽了一切力量的。他泪眼模糊地向我提出一个请求：他如果死去，希望能在他尸体上盖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他就万分感激，无限安慰了。我当时还认为这不算是什么大事，虽没有当面答应他，但愿意为他去请示一下。如果准许了，下次就把国旗带来放存在他那里，准备以后可以用上。当我回去和毛人凤一谈，他马上表现出十分认真的样子，连说："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可以！"我还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声："给死人身上盖面国旗算什么了不起的事。"我这话一出，他便站了起来用很生气的口吻说："过去戴先生常说你年轻没有政治经验，这件事你就不懂得利害。我们同意给他死后尸体上盖国旗，最高法院提出来，谁把他的汉奸帽子摘掉而把他作为国家的功臣的？那我们怎样回答？这不是件小事，你太不重视这一分寸了……"他说了一大堆，我似懂非懂地答复他一句："不给他，他自己买一面就行了。"说完我就很快起身走了。他追到门口大声把我叫回去，要我告诉周佛海，就说他的请求没有批准，不准他死后盖国旗，这话刚说完，他又改口说，你就告诉他，这种事你做不了主，已代他向上面请求去了。他停了一会儿又说：你为什么不趁这机会问问他，他老婆被什么人敲诈去大量金条？相信你问他他会肯讲的。毛人凤要我去追问周佛海这件行贿的事，是因为那一段时间他正要我从各方面去搜集郑介民的贪污不法的材料，准备把郑介民这个局长搞掉，取而代之。我当时是他这一阴谋的主要支持者，搜集到郑介民不少的贪污材料，他还嫌不够置郑于垮台的地步，所以希望再从周佛海口中得到一些重要的东西。由于他不同意给周佛海死后尸体上盖国旗，我便没有好意思再去看周佛海，当然也没有法子按毛人凤指示让周说出谁得了他老婆的黄金。我只是回复毛人凤说：周不知道他老婆拿了多少黄金给什么人。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疑案，谁也不敢说，但又知道有这么回事。

直到解放后我去上海参观才弄清楚：是上海一个与郑介民老婆做生意的姓吴的商人，直接找到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说戴笠死后，军统局（后改保密局）局长是由郑介民担任了，只有通过郑介民，周佛海才能免去一死。杨淑慧听了认为这是最可靠的救命恩人，但吴某一开口就要500根条子(5000两黄金）。杨淑慧表示，即使把所有的亲友财产全部要来也不会有十分之一。几经讨价还价，最后以150根条子（1500两黄金）达成协议：吴某从中取去50根而把100根交给了郑介民的老婆。杨满以为这一下会和戴笠去世前一样，把周佛海保了起来，结果周被判处死刑。经杨淑慧找到吴某去拼命，郑介民老婆虽然躲开，但还是硬逼郑介民去活动，直到蒋介石下令特赦免死而改无期徒刑，杨淑慧才没有把这件事捅穿。我过去问她，她一直不肯说。最使我吃惊的是解放后，杨淑慧还向上海市人民政府捐献了在愚园路柳林街一座花园洋房，那样抄查追缴勒索，她手中还保存了这样一处房屋。据说这是抗战前安徽省主席陈调元为了拉拢周而赠送给周佛海的，因为周那时正在蒋介石身边工作，故不为外人所知。就连汪逆等由河内逃到上海，在愚园路1136弄王伯群住所作为基地，周等在附近找房屋时，也没有使用近在咫尺的房屋，直到解放后才捐献出来，真有她的一套。1948年2月初，监狱方面不断传出周佛海病危的消息，到后来据说已瘦得连注射都无下针处，只剩得一身皮包骨。杨淑慧还四处奔走，希望能够保外就医，仍未得到批准。拖到2月 28日，周瘦毙狱中，移葬于南京郊外永安公墓。那天去送葬的，只有他生前在南京、上海的汽车司机、警卫、厨师。

据杨淑慧后来对人说，朋友和旧同事中只有一位搞新闻工作的金雄白，他还是刚刚从军统的看守所释放不久，其余的人都不敢沾边。那些过去跟他工作的司机等20多人，却还是那么忠心耿耿，像生前服侍他一样，边哭边把那口薄棺轻轻放入墓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