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回忆录-人鬼之间53

我当时对周佛海在那种情势下，仍不忘记把这些人带在身边，不让他们留在上海过其他汉奸一样的苦日子，感到已很够交情了。我去看他们时，表面上还都可以过得去，而侯科长早就告诉我，他们对周佛海很不客气。我因不愿过问他们之间的事，所以没有劝过他们，只把听到的一些可笑的事与毛人凤等作为笑料来说。

有次我听说周佛海感到有些上火，请侯科长去叫人买些中药"六一散"。那是一种清火降热的常用冲剂，勤务兵买来后就放在桌子上，因看周佛海在睡午觉，没有叫醒他。等他醒来问勤务兵，知道已买回而被别人拿去冲服了，很不高兴。当时他们之间就为这点价值几毛钱的东西吵了起来。侯科长打电话告诉我，我叫他立刻再去多买些，每人给他们几包。毛人风听了，连连大笑几声，说想不到这些过去一掷万金的人，今天会为几毛钱的东西而争吵。杨淑慧到重庆决心和周佛海共患难，但没有多久，军统就逼她把财产交出来，又把她从重庆押到上海，到一些银行的保险柜取金条美钞，我只听说，又取出可值几百万美元的财物，除黄金、美钞、珠宝玉石等外，还有不少房地产。这是没有被军统查出的逆产，她都献了出来，但并没有因为这样再让她去重庆陪伴周佛海，她更加感到气愤，成天发牢骚。有些小特务也去找她的麻烦，想再从她身上刮点油水，她这才感到做汉奸老婆的苦恼。

周佛海对住在白公馆逐渐烦躁不安起来，因为他们常常从照顾他们生活的勤杂人员口中，听出这里过去是座可怕的监狱，在那里死过不少的人。当侯科长把这一情况告诉我后，毛人凤很生气，让侯科长把原来的勤杂人员全部撤换，并用很严厉的办法处理了两个爱和他们聊天的勤务兵，有一个差点被打死。这样一来，换去的人都不敢再和他们聊天了。我把周佛海等对长住白公馆感到不满意的情况告诉戴笠后，他把眼一瞪，气愤愤地说：还要怎样招待他们？难道要替他们恢复过去在上海、南京的待遇吗？我看他那么不高兴，知道他对这些不但再无用处而且还是累赘的人早不感兴趣了，便站起身要走。他把手向下压了两下，我知道这是他要我留下的习惯动作，我便又坐下来让他考虑。他搔了几下头皮，才告诉我：可以把原来中美所副主任美特梅乐斯和参谋长贝乐利住的那一排十来间平房收拾一下，把周佛海等搬到那里去住。不过外围警卫要加强，可由原来的一个排的武装警卫再增加一个排，生活方面还是要尽可能让他们过得舒适一些。临走他又关照我，听到他们有什么意见，不要直接回答他们，要随时告诉他。

周等搬去之后，我又去看过他们，周认为比在白公馆好得多。在白公馆只有一个小院供他们散步，而且要从楼上下去，每次下楼都得先与管理的人员打招呼，站在楼门口的两个便衣警卫才同意他们下去，否则会遭到有礼貌的拒绝。他们总是客气地说："请等一等，我去请示一下。"等他们请示回来，才放他们下去。这样，他们宁可在楼上活动，也不轻易去碰钉子。而梅乐斯原来住的这座平房，房间里面安装有新式卫生设备，不用像在白公馆上厕所那样不方便，而且可以在四面有竹篱的院内随意走动，空气也清新得多。因这里四面都有松林，并且鸟语花香，周再也没有坐牢的感觉了。过去总是我向他们提出些问题，请他们解答，自搬迁之后，他们也向我提出一些问题了。周佛海问我："为什么军统在河内刺汪之前，要派特务在香港去刺杀林柏生？"这件事我知道一点，便告诉他，那是知道他们在香港没有回重庆的打算，为了杀一做百，便决定先杀一两个来警告他们，不一定是林柏生，别的几个住在荷李活道的人只要有机会就干掉。那次认为林柏生很适合，结果却没有能击中，反而打草惊蛇，他们不久都纷纷跑到河内去了。周佛海认为那他太庆幸了，因为他活动最多，几乎成天往外奔走，找他的人也多。当时他思想上完全没有戒备，以为在香港地区，特务不敢胡来。林柏生被打了两枪而没有打中后，他才警惕起来。我一句话几乎冲到了嘴边又压回去了。我本想说："那次要把你打死了，就不会落到今天这样身败名裂的地步了。"因为曾仲鸣虽在汪精卫身边被打死，但却没有把他定为汉奸。

还有一次，周佛海指指在隔壁房内咳嗽很厉害的丁默郎，小声问我："默顿和戴先生也早有联系，为什么你们还要杀他？并且能找到那样一个漂亮小姐来搞这种工作，你们是怎样训练的？"我听后对这件事完全不了解，只说丁与军统的关系不及他与军统的关系，为什么要杀他，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不清楚，更不知道训练了什么小姐去搞这一工作。周听了我的回答才告诉了我这一简单经过。他说那个女孩子叫郑萍如，是国民党政府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设在上海）首席检察官郑某之女，在上海法国人办的学校读书，还不到20岁，长得非常漂亮，不知通过什么关系，被丁默郎看中了。和丁发生关系不久，有天她搭乘丁的汽车外出，路过静安寺路一家大皮货店时，要丁挑一件皮大衣给她。丁同意了，下车一看，皮货店附近有两个人正在注视他，他估计可能发生意外，因当时军统在上海已打死了几名汉奸，但仍故作镇静陪同郑进入商店，立即又从另一门冲出跑到他的保险汽车旁。他每次停车下来，总是要司机不要熄火，随时可以启动。那两个人果然是军统特务，原来估计他进入商店，总得停留一下，没想到他一进入立即又冲出来，所以等到发觉他跑向汽车时，才抽出枪来，一连打了几枪，他已躲进汽车开走，只在汽车门上留下了几个浅浅的弹痕。他回去后找了几个特务一研究，肯定是郑萍如约好了军统特务在那里想干掉他。他本来要立即把郑拘捕，可是要找到她的有关上级，便不动声色，只派出一批特务在她住的吕班路万宜坊和她读书的法国学校去监视侦察。第二天，郑还打电话慰问丁，说真没有想到会发生那样意外事件，接着还和过去一样到"76号"去找丁。丁表面上还和她敷衍，却不敢再和她外出。因为她生得太美，丁因谋刺丁默郎未果，英勇就义的郑萍如真不想丢掉她。可是丁默邨的老婆联合了周佛海等人的老婆，一致提出非严办郑不可，这才把郑逮捕起来。另一军统投敌特务林之江，也是色中饿鬼，一看到这小美人，便自告奋勇，愿意设法把她的上级关系查出来，但要交他带回去慢慢侦讯，不能关押在"76号"监狱内。丁当然同意了。过了几天，毫无结果，许多人都担心林也被迷住了。丁默邨老婆等人便又提出：立即把郑萍如枪决，以免留下后患。周佛海也只好同意了，下令让林之江马上执行。据林之江身边的特务说，林确实被她迷住了，还准备带她逃走，到执行枪决时，她还拉着林的手说："再不带我走你会后悔的。"由于派去监督的人一再催促，林才背过脸去，让他们把她拖走打死了。我听完这一经过，曾到军统人事处去查询郑萍如的档案，主管的科长告诉我，军统名单中并无此人。后来我问上海的人事负责人，也说没有这个人。我很生气，说为了我们的工作，人都死了，连一个名字都没有保存，太不应该了！后来他们才去清查当时在上海干潜伏的几个特务，方弄清楚，郑萍如只是军统的一个"运用人员"，还没有让她填表正式加入军统。

我便向军统人事处提出，这才把她补上作为军统在抗战时，在沦陷区殉职的烈士。据认识她的特务告诉我说：她完全是出于爱国和好奇，才去干这一冒生命危险的工作的。戴笠飞机失事的消息，谁也没有心思去告诉周佛海这些人，但他们从报上看到之后，据侯科长告诉我，周竟放声大哭，连说："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完了！"那一天连饭都吃不下去。杨惺华再三劝他，他还是不停地哭。据说，他过去接到戴笠打给他的一个他母亲病逝的电报也不过哭了几声，不过，他却坚持要在沦陷区几家大报发"讣告"。有人提醒他：如果日本特务质问"这消息是从何而得来",不是会暴露有重庆地下电台在为他传消息吗？他曾气愤地说：管不了这许多了，还是照样发了讣告，举办了丧事。在他披麻带孝时，也没有戴笠死讯传来哭得那样久，那样伤心。戴笠死后，郑介民当了局长，毛人风当了副局长，再也没有去考虑如何照顾周佛海等人了。他们在重庆被优待了一年之后，1946年9月17日便由重庆杨家山原来的梅乐斯公馆，解送到南京军统设在南京宁海路21号的看守所，作为重要汉奸囚禁起来。这座房屋原来是国党一位高级将领的私宅，沦陷后，被汪伪上海的特工总部占据，作为南京站。军统于胜利后接收，有几个大特务想作住宅，一听到曾在这里杀害过不少爱国人士，便都不敢要而改作看守所。这座房子前院大后院小，共有三四十间，周佛海关在后院，我去看时，他与伪上海警察局长卢英同囚一室。抗战前，我在上海兼的公职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行动组长，卢英是上海警察局侦缉总队长，不但常在一起开过会，而且为了一些案件彼此争功时还吵闹过，所以他一看到我佩戴少将领章，一改过去彼此怒目相向的面容，一个劲地奉承我。我问了问周佛海的生活情况后，他指指卢英，一看就知道他讨厌这人，我立即关照陪在我身边的看守所长，马上把卢英迁到别的房间去，让周佛海一人住一间。因为这些小事，用不着找毛人凤商量，我就处理了。周对这样一件事，也表示感激异常，还没有忘记告诉我，他对戴笠之死的悲痛心情。看过周佛海，我回到保密局见了毛人凤，便问他："为什么要把周等由重庆送到南京？不一样都是由军统局看守吗？"他说送回南京是要把他们交法院去判刑，因为郑介民不敢负责再把他们留在重庆，将来往法院一送，就没有我们的事了。我一听就感到有点说不过去。周佛海真为军统做了不少的事，胜利后还保全了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没让多年包围在这些大城市附近的新四军和人民武装力量进驻接收，总可以将功抵过了，今天却撒手不管。但我又不便于说，怕别人说我包庇汉奸，我便没有再和毛人凤说下去，起身便走。毛人凤又把我叫住，并让我把他办公室的门关上，才走到我身旁，轻声告诉我说："有人向他检举，周佛海的妻子托人送了一大笔黄金给了郑介民的老婆，要我去查查有没有这回事。"我去上海和南京找了一些人问了一下，都只是听说有这回事，但给了多少，谁经手的，却没有查出来。

周佛海等解到南京一个月左右便移交到了南京老虎桥监狱。1946年10月21日，首都高等法院开庭，由高等法院院长赵琛亲自任审判长，临时借用夫子庙大殿作为法庭。那天旁听席上挤得水泄不通，对周佛海的起诉是："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而周逆却强词夺理说他最初是"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到后一阶段便是："通谋本国，图谋不利敌国。"并举出他一直与戴笠、蒋伯诚（蒋介石抗战时派驻上海的秘密代表）、吴开先等有密切联系，而且到了后来几乎是根据重庆的命令在工作……虽然旁听席上不少人为他的辩护而鼓掌，但最后审判长还是严词驳斥了他这些无耻的自我丑表功，并宣布改日再进行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