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齐平：80岁仍在观察世界

与石齐平的电话采访比约定时间提前了20分钟。彼时，他刚结束新一期《石评天下》的录制——这是凤凰卫视制作的政经评论类栏目，节目通过全球政治经济议题切入，以历史视角与现实观察相结合的方式分析全球大趋势。石齐平是这档栏目的主持人。

节目录得很顺利，一个小时就收工了。电话那头，石齐平声音温和，听上去心情不错。简单寒暄后，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们现在开始，争取40分钟结束。”

采访前我们就得知，石齐平时间观念特别强，工作中尤其如此。作为政经评论类栏目，《石评天下》每期只有26分钟。节目里，他语速快，思路清晰，几乎没有多余的表述。

“我希望每一句话都是重要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很有系统、很有逻辑的。”他觉得，这样观众也会听得很顺，“不觉得我们浪费了时间”。

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总编室主任黄海波曾透露，“节目的每一个进程，到谁说什么话，石先生都要严格把关。而且跟他搭戏的主持人，也要精挑细选。”

《石评天下》每周四下午录制，每周六晚上播出。周末通常是新一轮工作的开始——琢磨下一期的主题和方向、搜集资料；到了周二，石齐平会把写好的手稿交给同事，由他们制作电视画面的标题和图版。

“大概一个礼拜就这样循环。”他说，周五是相对轻松的时候，“放空，不给自己太多工作上的压力。”

再过不久，石齐平就满80岁了。家在台北，办公室在香港，每隔两三个星期，最多一个月，他就要往返两地一次。节目的录制地点因此并不固定。熟悉石齐平的观众，可以从他的出场方式判断出他身处何地——站着，在香港；坐着，在台北。

雷打不动的，是他的装束。衬衫、领带、黑框眼镜，镜头里的他腰板笔直，利落干脆。虽然头发已经花白，看上去仍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

他还没有停下来的打算。

倒不是出于一种与时间赛跑的紧迫感。谈及年龄，石齐平语气平静，“反正现在80岁也好，过去70岁也好，工作一天，就把它认真做好，因为这本身就是（我的）兴趣。”

“桌上没电脑的，就我一个”

石齐平的办公桌略显空荡，因为他不用电脑。一眼扫过去，除了手机，桌面上没有任何电子设备。

他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做节目的准备工作全靠手写。书架上经年累月存放着一摞摞手稿。在凤凰卫视评论部，这种工作方式算得上十分老派。照黄海波的说法，石齐平是“台宝级人物，非物质文化遗产”。

“估计现在桌上没有电脑的，全台大概就我一个吧。”说到这儿，“台宝”本人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他坦言，自己始终用不惯电脑。

做评论员需要广泛涉猎各种信息。石齐平坦言，过去更多是依赖报纸，最近这几年，他发现“手机上的信息越来越快，而且可以搜索到非常详细的资讯”。

他用手机冲浪的“姿势”很随机，“看到什么算什么”。关注、订阅、安装新闻客户端，这些他通通不会。反正手机上有什么就看什么。看到值得一谈或可以发挥的题材，就顺着这个方向去挖掘资料，“比方从Google或者别的地方去点击，（看看）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资料，再去做一个综合的分析跟整理。”

〓2026年5月，石齐平（右）在办公室为节目录制做准备，评论员郑浩（左）用相机记录下这一珍贵瞬间。

听起来有些随意，但《石评天下》的选题，很多就是这样来的。

当然也有例外。

今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9年再度访华。消息传出，石齐平特意跑出去买了几份报纸。他解释，“碰到这种重大新闻，你会发现报纸还是花了比较多的功夫，整理出比较系统的信息。”

他算是报界出身的媒体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开始在台湾《工商时报》写社论，做过台湾《商业周刊》的首席顾问，后来又一头扎进电视行业。

媒体迭代的浪潮有多汹涌，他比谁都清楚。30年前人人看报，后来看电视，现在，流量又一股脑全跑到了手机上。大势所趋，无人能挡。身处其中，石齐平只关心自己想做什么题材、该怎么写。制片人偶尔会跟他报喜：“石老师，前不久我们拿了个收视率第一！”他听了也只是淡淡一笑，“那很好啊。”

他不追逐这个时代，但也没有被甩下。聊起《石评天下》，石齐平说，哪怕是在今天，就一个大家关注的主题提供一些深度的观察和分析，仍然是很多人所需要的。在他看来，这正是这档节目存在的必要性，“如果说我们这个节目有什么比较大的价值跟贡献，应该就是在这个方面。”

从零开始的23年

石齐平是在2003年正式加入凤凰卫视的，那年他57岁——一个接近退休的年纪。

当时凤凰卫视资讯台刚成立不久，四处招兵买马。经时任评论部总监曹景行介绍，石齐平成为了凤凰卫视第五位评论员。

二人早在2000年就合作过。曹景行主持的《时事开讲》曾围绕当年的台湾“大选”做了一系列专题节目，石齐平作为特邀嘉宾，对台湾时局进行了相当有分量的分析。

彼时他早已离开海峡交流基金会（以下简称“海基会”），不再从事全职工作，但一直活跃在媒体——到电视台露个脸、在报纸上写文章，偶尔也去学校兼课，各地演讲。

“凤凰卫视是1996年成立的。当时我偶尔会被邀请用电话连线的方式参与一些节目。有时候我会经过香港去内地，他们知道我在香港，也会临时找我到电视台上节目，但都不是正式的。”石齐平回忆。

回头看，他的人生似乎一直在不同的身份之间切换。

1946年，石齐平在台北出生，父亲是浙江金华人，母亲是绍兴人。他的童年在经济萧条和白色恐怖的社会氛围中度过。直到上世纪60年代，台湾经济开始起飞，石齐平顺应时势，先后考入台湾大学经济学系和经济研究所。毕业后因不愿追求博士文凭，他放弃了在学术领域发展，一度赴新加坡教书。

后来，在台湾“经济建设委员会”时任副主任“委员”叶万安的延揽下，石齐平成了公务员，一做就是13年。这期间，他开始为台湾《工商时报》写社论。曾任这份报纸主笔的经济学家王作荣评价他，“脑筋清楚、观念新、知识广泛，不像一个只管经济的经济学者。”

再后来，他还做过海基会副秘书长，参与了1993年的“汪辜会谈”。

石齐平曾说，他职业生涯的每次转换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是不同的经验与阅历，有不同的感觉和挑战。

凤凰卫视评论员，是他做得最久的一份工作。“这一点当时完全没有想到。”那会儿他只觉得，做媒体，自己本身就有兴趣，有机缘加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被问到这些年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石齐平想了想，意味深长地感叹了一句：“毕竟23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他没有提哪一期节目、哪一次重大新闻，也没有谈什么职业高光，而是讲到了“进步”。这是他喜欢这份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自己的感觉，这十几二十年的过程中，不管是做节目还是在知识的领域，应该说越来越成熟，是明显在进步的。”石齐平斩钉截铁地给出结论，“换句话说，今天我做的很多节目，倒退20年，我做不出这个水平，甚至10年前的水平可能跟现在也有差距。”

从“戏中人”到“看戏的人”

石齐平经历过两次重要的“在场”。

1993年4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以下简称“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这是1949年以来，两岸授权民间机构最高层级的首次正式接触。

石齐平当时担任海基会副秘书长，曾完整亲历了“汪辜会谈”的全过程。

那是他距离历史最近的时刻。“那次对于纪元的年代都使用两个版本。”他曾向香港《经济导报》回忆，“当时签了四个协定，四个协定有四个繁体字版和四个简体字版，两岸各执一份，年代各自填写。说明那次互相之间都能有所尊重，有所体谅。”

当年还曾流传出一段趣事：酒席上，石齐平举起酒杯自我介绍，“我石齐平”。他一直听说大陆同胞爱劝酒，那晚酒席却出奇地平静。石齐平很纳闷，第二天忍不住私下询问，岂料对方却说，“你17瓶的量，谁敢跟你喝？”

原来，北京来的海协会同仁把他的名字误听成了“17瓶”。

2015年，同样是在新加坡，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与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首次会晤，石齐平依然在现场。只不过这一次，他的身份变成了凤凰卫视的资深评论员。

同样是见证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性时刻，却扮演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

“汪辜会谈也好，辜汪会谈也好，那是我们自己人在戏中，虽然并不是主角，只是配角。到了凤凰卫视做评论员，就是走出戏了，走在戏外去看戏了。”石齐平说。

当被问到更喜欢做历史的参与者还是观察者，他几乎没有犹豫，“我觉得是后者。”

原因很简单。“参与者，我发现自己并不适合。除非我去做一个主导的角色，但我并不是，我只是一个配角，当然也是很有意义的。”石齐平继而谈到做评论员，“我觉得更能挥洒自如一些，不太受到太多拘束。在戏里面，你必须要了解到各方面的特殊情况；做评论员，基本上就能够说些自己觉得应该说的话，提一些自己的观点，这就自在得多了。”

〓 2016年，70岁的石齐平乘地铁前往香港总部，他总会利用碎片时间阅读资料，为当天录制做准备。

这种“自在”，其实贯穿了他的大半生。

从在报纸上写社论开始，到后来做电视评论，几十年来，他始终在做同一件事：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然后形成自己的判断。

媒介变了，身份变了，不变的是思考本身。“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观点。”他不喜欢人云亦云，也不喜欢简单重复别人说过的话。

过去五年，世界变化的速度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

俄乌冲突、中东局势、人工智能的发展，都在不断制造新的不确定。石齐平承认，很多事情无法预见，但作为观察者，他更关注趋势本身，关心现象背后的逻辑。

在不少人的想象里，年龄增长意味着经验增加，也意味着观念趋于固化。尤其面对一个不会电脑、不用AI、不刷短视频的老人，人们很容易默认，他与新世界之间总会存在某种“隔膜”。

但石齐平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年龄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判断力衰退；恰恰相反，许多判断都来自长期积累。“关心很多事情，要有一定的知识基础。没有基础，很多事情是看不透，也看不准的。”他说。

不久前的一期节目里，石齐平谈到了美国学者福山修正自己早年的判断。借着这个话题，他打开了话匣子。

“讲到这个，我就有点自豪了。”他说起自己刚来凤凰卫视的时候，就提出过“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的概念。

当时，这种说法并不流行，很多人甚至很难理解中美关系会成为未来世界最重要的主轴。包括对于美国的发展前景，他也一直持相对悲观的看法。而当年，这同样不是主流观点，“恐怕一般人也很难预见到今天的美国会走上衰退。中国变化的速度很快，美国变化的速度也很快，都超过一般人的预期。但中国的变化是在崛起，美国的变化是在衰退，这是两者不同之处。”

20多年过去，世界的发展似乎正在印证他的观察。

“你问我有没有像福山教授那样修正过自己的观点，坦白讲还真没有。”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也许将来会有，但至少现在还没看到。”

来源：《凤凰周刊》“凤凰之路”系列专栏

记者：杨溪

编辑：王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