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丨拉丁之心

本文字数｜2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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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城的黑夜不是巴尔干的黑夜。

当我敲下这些文字时，雨水猛烈敲打着玻璃窗，茫茫雨幕中，城市高楼群的灯光，就像是一双双低垂着往下看的眼睛。无论人类修建这些庞然大物展现了多么高超的文明与工艺，它们在雷暴之中都必须低下骄傲的头颅。

感谢所有人的帮助，在过去的两周里，经过几乎不可能的努力，我得到了国际足联世界杯采访证，并紧急出发，来到了墨西哥。在我离开欧洲的时候，堪称近年最凶悍的一次热浪席卷欧洲，欧洲人为是否安装空调的问题炸开了锅，尽管热死人的消息从西欧各地传来，很多人仍然首先考虑空调到底属于左还是右的站队。

墨西哥城的凉快出乎我的意料。海拔2200米让这里享受独特的气候，上午气温会有上升，但下午几乎必定有一场雨，让整个城市热不起来。在我到达的第一个夜晚，我就喜欢上了在林荫道上的漫步，雨早就停了，水滴却时不时从树叶或者屋檐滴下来打到头顶和脸上，让夜的触觉更加润滑。

街边有很多小贩，严格地说，他们提供的不是小吃，而是正餐，有热汤，也有玉米饼。让我格外感兴趣的是一个卖炖老母鸡汤的摊位，竟如此让我想起老家，包括坐在长凳上的食客们啃食鸡肉的模样。这个摊位的菜单就是鸡的不同部位，最贵的是鸡胸肉，然后依次是鸡腿、鸡翅、鸡屁股、鸡架、鸡胗，最便宜的是鸡头，2个鸡头的价格还不如一个鸡屁股。

街角还有一位老人推着一炉明火，里面的木材烧得噼里啪啦响。他打开了烤箱让我瞧，里面是外皮烤得黑黑的香蕉，和剥掉外皮的红薯，后者又像是童年在异国街头对我招手。但我到了墨西哥以后一直没有来得及换零钱，这使得所有这些美味仅仅被我的手机镜头消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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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和巴西一样，是一个我初来乍到却感觉像已经在这里待过很多年的地方。原因远远不止于街头的老母鸡炖汤和烤红薯的召唤，更多是深刻的文化吸引，使我早已在视觉和听觉上与之反复遭遇。

我不会惊讶于街头高楼顶上巨大的广告牌写着：“墨西哥万岁，杂种们！”我过去所有关于墨西哥的文章几乎都离不开杂种这个词。

从语言的角度来说，这并非克雷奥尔语国家第一次亮相世界杯。1974年世界杯只有16支球队，海地队参赛，是1/16，但那是孤例。本届世界杯则是历史上第一次同时有3支克雷奥尔语占主流位置的球队站上同一届世界杯的舞台，依然是总参赛队数量的1/16，分别是海地、库拉索和佛得角。

克雷奥尔语就是杂种语，混合语，它的产生通常和殖民地、边贸口岸、多民族混居等因素有关，例如曾在上海流行的洋泾浜英语。在世界杯的3个杂种语参赛队里，海地使用的克雷奥尔语主干是法语，库拉索和佛得角各自的克雷奥尔语主干是葡萄牙语。

事实上，所有的语言前身都是杂种语，就像所有的民族都是通过历史融合而形成的，只是混杂的多与少、后期标准化整合的强与弱的区别。墨西哥的饮食、地名、植物、动物，甚至一些文化概念，很多都来自印第安语言，尤其是阿兹台克帝国的纳瓦特尔语。

很多此类印第安语言的词汇也通过西班牙语进入了其他欧洲语言，成为国际通用词，例如chocolate(巧克力)、tomato(番茄)、avocado(牛油果)、chili(辣椒)、cacao(可可)、coyote(郊狼)、ocelot(豹猫)等。

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加泰罗尼亚语等拉丁罗曼语言，都来自通俗拉丁语，但它们的形成过程同样是一场克雷奥尔式的混杂——拉丁语在不同地域与当地语言接触、渗透、改造，才逐渐生出了这些彼此相异的语言。

有时候人们会觉得奇怪，“拉丁”和今天意大利语的“拉齐奥”来自同一个词，原发地是意大利罗马。但是今天人们提到“拉丁”，更多想起的不是罗马，而是拉丁美洲，拉美裔，中南美音乐，这是一种错位吗？

我不认为是错位，或许这才是正解。让拉丁成为拉丁的，是多样性和大融合的快乐，是杂种的狂欢，拉丁从来不属于罗马的征服者，它的活力来自克雷奥尔，而不是统一、规范和秩序。拉美世界仍然保持了这样的特征，比欧洲更加充满生活的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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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奥尔也是巴西足球的重要概念。20世纪早期，甚至有巴西人类学家提出论证，认为种族混杂为巴西足球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尽管足球在巴西最早也是白人专属的体育，但没有人能够阻止有色人种加入进来的洪流并最终改造了这种体育。

1958年巴西首次赢得世界杯冠军，贝利是黑人，加林查是印第安人和黑人混血，举起奖杯的队长贝利尼是白人。从外表来说，贝利尼就是当年的卡卡，他是巴西中上阶层女性眼里的三大梦中情男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法国影星阿兰·德隆和巴西音乐家汤姆·裘宾。

不过，“杂种”一度被视作巴西足球的国民病。由于巴西足球始终无法登顶世界之巅，上世纪50年代，剧作家内尔松·罗德里格斯提出了“杂种狗情结”这个概念。由于他使用的词“vira-lata”原意是指翻垃圾箱的狗，所以被中文世界普遍错误地翻译为“流浪狗”。实际并不是，内尔松·罗德里格斯认为这种狗看似生存能力极强，技巧出色，但是一遇到家养的纯血狗，立即就夹起尾巴退却了，就像巴西队遇到组织严密、纪律感很强的欧洲球队一样。

1958年世界杯夺冠改变了巴西人的文化自卑，更多的人为自己是巴西人而骄傲，以至于内尔松·罗德里格斯在一期专栏里发问，“怎么现在巴西冒出来那么多巴西人？”——不过历史也有其轮回，在2014年1比7惨败德国以后，“杂种狗情结”再度被谈论。这可能是足球世界里最寻常的一种逻辑，胜利和失败，决定了你到底是一个好杂种，还是坏杂种。

2014年世界杯当时在巴西，从未有过巴西人问我从哪里来，我一直被认作是本地人。在墨西哥，当地人能够明确地感受到我的西语口音和他们完全不一样，他们更爱问我是不是住在西班牙。

一开始，我以为这些人缺乏和阿根廷人打交道的经验，才不像西班牙人那么容易听出我的阿根廷口音。后来我大概想明白了，这可能是基于他们的克雷奥尔逻辑，像我一样西语里缺少印第安词汇，同时说话方式比较规范，在墨西哥人看来，我太正又太纯了，应该是来自那个输出了西班牙语的宗主国。

本文作者：王勤伯

本文原载于第942期《足球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