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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钱文忠教授在撰写《我的老师季羡林之学生时代》时,知道季老小时候学习严重偏科,就问季老本人当年高考时数学考了多少,季老只说“很低的”,其他并不多言。
钱文忠查了清华大学的档案,发现季羡林当时的数学成绩只考了4分。这并不稀奇,像他这种偏科的情况并不少见;稀奇的是,季羡林报考的第一志愿居然是数学系,这真让人想象不到。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临清市)康庄镇官庄,是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坦白地讲,如去对于季老的著作几乎都没有读过,只匆匆浏览过一遍他写的《牛棚杂忆》。对于其中的一些叙述,和其他“伤痕文学”中的描写大致类似,所以并没有很深刻的印象。只是最后部分的几段文字一直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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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和妻子彭德华金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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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和妻子彭德华
第一段是:若干年前,出现了一些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据我看,写作者多半是年轻人。他们并没有多少“伤痕”。
季老说:真正有“伤痕”的人,由于种种原因,由于每个人都不同的原因,并没有把自己的愤懑舒发出来。不过,这些没抒发出来的人当中,肯定不包括季老师。因为季老在书“余思或反思”一节的最后是这么一句“我要啰嗦的也啰嗦完了”。
第二段是:创建新中国立过功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们觉悟高,又能宽洪大度,可能同知识分子不同。
季老还说:我接触的老干部不多,不敢乱说。但是,我想起了一件小而含义深远的事儿,不妨说上一说。记得是在一九七八年,全国政协恢复活动后,我在友谊宾馆碰到一位参加革命很久的,在文艺界极负盛名的老干部,“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同是全国政协社会科学组的成员,十多年不见,他见了我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文化大革命’证明了:‘士可杀亦可辱’”。说罢,哈哈大笑。他是笑呢,还是哭?我却一点也笑不起来。
第三段是:我们的队伍也要走过天安门前,接受领袖的检阅。
季老说:当时三座门还没有拆掉。在三座门东边时,根本看不到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一转过三座门,看到领袖了,于是在数千人的队伍中立即爆发出震天动地的“万岁”声。最初,不管我多么兴奋,但是“万岁”却是喊不惯,喊不出来的。但是,大概因为我在这方面智商特高,过了没有多久,我就喊得高昂,热情,仿佛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最强音。我完完全全拜倒在领袖脚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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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与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
季羡林(左)和臧克家介绍见下面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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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左)和臧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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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见下面的文字
1948年6月15日,北大校长胡适与出席泰戈尔画展的来宾在孑民堂前留影。前排右五徐悲鸿,右六胡适,左一季羡林,左二黎锦熙,左三朱光潜
季老对于自己的这本书是非常看重的。他这么说:“这一本小书是用血换来的,是和泪写成的。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的最大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愿它带着我的祝福走向人间。它带去的不是仇恨的报复,而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照见绝望和希望。”
在这本书的最后,季老问了一个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季羡林说,他自己没有能力回答。其实,如去认为,季老上面的三段话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各位看官,您发现了吗?没有发现也没有关系。佛教里,有“佛祖拈花不语,迦叶尊者解意一笑”的典故,季老是个佛学家,也许真在这里埋了伏笔,如去还是“识破不说破”吧。
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因心脏病不幸在北京301医院去世。此去经年,如去愿季先生安息。
补及:长期以来,大家都在每年8月6日为季老祝寿。其实这里是有误会的。应聊城和临清的邀请,季老九十岁的生日回到了故乡度过。事后,季羡林写了一文《故乡行》,里面有这样的一段文字:“八月六日——我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件事情:我的生日从旧历折合成公历是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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