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回忆录-人鬼之间45

我们在北京功德林学习了一年多，便到北京郊外公安部农场去参加农业劳动，半天学习，半天到野外去从事轻微的体力劳动。我的体力比徐远举大得多，逐渐能挑上百斤的东西，他也很想和我一样，但总是赶不上，我便劝他按规定做到力所能及，尽力而为就行了，不必太勉强。不久，他便得了一种少见的病，粪肠炎，经住院一个月左右才好。回来后，他体力大不如前，但还是坚持劳动，从不偷懒。

后来又组织我们写国民党的历史资料，利用半天学习时间写，徐远举最卖力气，也毫无顾虑，知道什么便写什么，从不回避写自己的问题，也得到了表扬。我们出去劳动是整好队一道走，可回来却可以不那么整齐，只要不落后很远，先跑回来没有人阻止。往前跑的人，多半是想多有点时间洗洗擦擦。徐远举每次总是跑在最前面，他不是去洗澡，而是去管理员办公室领取当天的报纸。他先抢着看标题，看有什么重要新闻没有，看过之后才一队一队去分送。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是"义务报童"。1959年9月16日下午，徐远举又在收工时先去领取报纸。我们大伙还在拖着疲乏的脚步慢慢腾腾往回走，他没有像往日一样把报分送出去，而是一手高举报纸一面大喊大叫："好消息！好消息！"王耀武迎上前去，抢过报纸，大家也都不约而同地把王紧紧围着，只听他念道："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王一边在念，徐却把另一些报纸匆匆分送几个小队长，自己拿一张跑到一旁去看。这一天正是中秋节的前一天，许多人都没睡好，我也借上厕所在门外溜达，看到徐远举也从他那个小队的门内钻出来。我们虽然一天见那么多次面，不知怎的，这晚却不约而同地把手伸出来紧紧地握了起来，显得十分高兴。坐牢坐了十来年，谁又不希望早日得到自由呢？可是到了第二天，大家正在兴高采烈地包饺子的时候，

我又和徐远举不约而同地在附近一条溪流边碰上了。照例，每遇包饺子，厨房大师傅总是把面和好，馅拌好，发给每个小队自己去包，包好后由厨房统一煮好再抬出来，让我们自己去分。一些北方同学便包做这一工作，我和徐远举这些南方人只能担任去厨房取原料和送包好的与抬煮熟的，所以别人忙着包，我们没事就可以在门口散散步。徐远举一见四面没人，悄悄地用一种警告式的口吻对我说："不要太过于高兴了，你没仔细研究，报上说得很明白，是'一批'而不是全部。"我一听也立即想到，的确说的是"一批"，可能是一些罪恶小民愤不大的人，像我们这些干过特务的，肯定轮不上，所以我把这一想法谈出来后，徐也很同意。9月18日，下午收工时，徐又抢先看到《人民日报》上头版刊登的刘少奇主席颁布的特赦令和《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这一特赦令是昨天颁布，今天见报，也正是1959年中秋节。虽是巧合，但大家的心情却特别激动。过去常用"感激涕零"，只是一个形容词，这次却真正体会到这四个字的分量和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了内心的真实感情。不少人几乎是默默无言而泪流满面。这些不少是身经百战的将军，过去在连天炮火死伤遍野的场合中，也从不掉一滴眼泪，而现在则变成这样，如不亲见，谁又会想到仅仅因见到报纸上几行字，会使他们如此激动呢！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监狱礼堂举行"首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大会"。首席法官宜布特赦单，只念了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等10名之后，便接着说："以上人员，改造10年期满，确改恶从善，现予释放。从宣布之日起，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最后由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代表在押战犯致感谢辞。散会后，榜上无名的都耷拉着脑袋，默默地回到寝室。很多人都有一肚子的话不敢说，只有急性子徐远举沉不住气，他大声嚷道："我也认真学习，劳动也流汗水，积极写材料，我哪件事不如人家，哪里不符合特赦标准？"他的话像一粒火星，使沉闷的空气爆炸起来，许多人不约而同地喊出："是啊！我们哪点不如人家，为什么他们能得特赦，我们不能呢？"管理人员针对大家这种思想，立即组织学习，座谈了好些天。表面上是平静下来了，因为都懂得一点，就是再吵再闹也跳不出高墙，还不如再等等看，用徐远举在座谈中和在墙报上的一句话作为"定风波"，就是："既有首批，肯定会有二批、三批。"1960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国务院第105次会议公报，说第二批特赦名单已送人大常委会审议了。这一喜讯，又使许多人坐立不安，都希望第二批能有自己。第二批特赦，只比第一批多了一个，

计有山东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中将主任范汉杰、庞镜塘和我，以及几个中将军长等11人。不过这次是由徐远举代表在押战犯致感谢辞。我在离开监狱与徐远举握手告别时，叮嘱他好好争取一下，第三批一定有他。第一批特赦时代表致辞的是庞镜塘，第二批便有他，依此类推，第二批特赦时，代表致辞的第三批便肯定有份了。但徐远举却把头一摇说："不合辩证法！"如他所说，第三批不但没有他，四批、五批也没有他，而且都是由他代表在押战犯致辞。送走一批接一批，就是没有轮到他。这件事在战犯改造所被传为趣谈。1964年，我们在北京的10多个特赦人员，由周总理安排，让政协派人陪同去各地参观，先到南方几省，后到西北几省。回来后，北京战犯改造所的领导要杜聿明、宋希濂和我三人去秦城监狱，向尚在改造的战犯作报告。上午，我们三人向他们介绍了到各地参观的情况和感受，鼓励他们早日争取特赦，下午便分别到他们的寝室，接受他们的询问。徐远举最希望知道的，是外边知不知道我就是《红岩》小说中的严醉。我说不但知道，而且不少剧团、电影厂还让我去介绍有关《红岩》中一些情节，对我没有一点歧视。徐听后很满意，他认为他出去也可以毫不避讳地说他就是"徐鹏飞"。分手时，他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你等着为我接风吧！我相信我能争取特赦的。"没有料到，没过多久，一场空前浩劫开始了。

在"文革"期间，停止了对在押战犯的特赦，已特赦的，不少都挨了程度不同的批和斗。我和康泽、董益三这三个"姓牛的"("特"字旁是"牛"，许多人叫干过特务的为"姓牛的"）又重新被投进监狱。由于"四人帮"的横行，逼着许多人写诬陷一些老革命干部的材料，徐远举宁肯挨骂甚至挨打也不肯听从他们的安排去写陷害别人的东西。听说他在那几年内心情非常烦躁，常和人争吵，特别是"四人帮"的爪牙，为了要把秦城监狱原用作战犯改造所的那一幢楼腾出来，囚禁忠于党和人民的革命老干部，把一些原国民党中长期从事军事领导的如黄维和许多军长一级的战犯，都移送到抚顺原日本战犯管理所去囚禁，只留下一些军统和中统等十多名搞特务的来给他们提供材料，准备利用他们过去的身份来诬蔑好人。徐对此气愤异常，认为这不是党的传统和光明作风。1973年冬，徐远举在缝纫组劳动期间，因工作马虎，经他手缝制的10多件衣服，经检验，都不合格，让他返工，他不肯。

和他私交较深的原军统老同事文强、黄康永表示愿帮他一把，将不合格的重新缝制。并劝他不要斗气，他不但不接受这些意见，还去与检验的人大吵大闹了一场。当晚他又在房内用冷水冲洗，刚走出卫生间即晕倒在床上，虽经医院抢救，但因脑血管破裂而无法救治，所以第二天早上便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