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团副团长忆对越作战：派性严重，五六个副团长关键时刻都顶事

1979年边境作战打响前，93团看起来干部不少，副团长、副参谋长一大串，可真正压到前线时，问题并不在“人多”，而在谁能拍板、谁敢负责。何其宗后来讲出的这段往事，恰好揭开了战报之外的一层真相。

何其宗调到陆军第11军第31师93团时，职务是副团长兼参谋长，主要抓训练和作战。这个安排不是一般的人事调整，而是针对部队当时的实际状况作出的。93团刚从乙种部队扩编，兵员和干部在短时间内大量补入，机关层级显得臃肿，一个团里副团长有五六名，副参谋长也有多人。岗位看上去都有人负责，可一项任务压下来，常常出现职责交叉、命令来源不一、具体责任悬空的现象。

何其宗有过边境作战经历，清楚部队在临战前最缺的不是口号，而是能把命令落实到班排的干部。他到任后先抓排以上干部，把识图、判定方位、组织火力、转换队形、使用预备队等内容集中训练。原因很直接，战士射击再准、冲得再快，连排干部要是看不懂地图，不知道什么时候分兵、什么时候收拢，部队一进山就可能乱套。

训练时，他还要求干部把进攻路线、火器位置和备用方案逐项讲清，不能只背命令。谁说不清本连从哪里出发、遇到地雷怎样绕行、通信中断后如何联络，就要重新推演。这样的训练不花哨，却直接对应进入越北山地后最容易发生的混乱。

93团当时还存在干部关系复杂、纪律松散等问题。有些人对岗位调整有意见，也有人盘算着战后转业。何其宗没有把精力耗在追查旧账上，而是把每项任务具体落实到人。侦察由谁带队，车辆由谁检查，通信中断后谁接替指挥，伤员怎样后送，全部提前划清。这样做并不能一下消除所有矛盾，却能把影响作战的因素压到最低。

2月中旬，93团奉命向边境开进。山路弯多坡陡，车辆装载重，途中稍有疏忽就可能造成非战斗减员。何其宗把“不翻一车、不伤一人”定为第一道硬任务，要求车辆编组、车距、驾驶员轮换和途中检查逐车落实。全团两千多人经过连续机动，完整进入集结地域。还没有正式开火，这次开进已经检验出部队的组织能力，也让干部明白，战斗力不是冲锋时才出现，而是从每一项具体工作中积累起来的。

封土方向作战开始后，93团负责夺取1108高地及其周边阵地。越军依托967、1002、897、914等高地构成防御体系，阵地之间有堑壕和交通壕相连，机枪、迫击炮和地雷场互相配合。93团计划以二营从1002高地一线突破，再沿山脊向1108高地推进，三营一部从侧翼攻击，八连负责穿插切断联系，七连作为预备队跟进。

方案在纸面上很完整，到了实战中却很快出现问题。二营在进攻最紧张时报告预备队已经用完。何其宗赶到前沿后发现，部队并非伤亡到无人可用，而是大量人员都去抬运烈士和重伤员。按照规定，烈士遗体不能留在境外，重伤员必须及时后送。任务本身没有错，错在指挥员没有预留足够的转运力量，前线一有伤亡，就从战斗分队不断抽人。抬一名伤员往往需要数人，伤亡一多，连预备队七连也被全部抽去，结果攻击部队越打越薄，火力始终无法集中。

当时山地道路狭窄，担架后送距离长，转运人员还要轮换，稍不控制就会形成一条越来越长的后送队伍。前沿缺少弹药手和机枪副射手，后方却聚集了不少临时抽出的人员，说明问题已经不再是兵员总数，而是兵力配置失衡。

更麻烦的是，前沿三个连已经打乱建制，几名连长同时在场，各自只能指挥本连剩下的人，没人能够统管整个方向。几支分队距离越军阵地只有几百米，命令稍有迟疑，火力和冲击就接不上。干部多在这一刻没有形成优势，反而暴露出多头指挥的弊病。

何其宗随即要求二营打破残缺建制，把还能继续战斗的人员重新编组，并指定六连长陆天银统一指挥混成突击队。运送伤员、补充弹药和继续攻击的人员重新划分，预备力量也重新恢复。调整后，原先分散的机枪、步枪和火箭筒得以集中使用，攻击节奏重新连贯。

所谓“关键时都顶事”，并不是让五六名副团长一起发号施令，更不是用干部数量掩盖组织上的问题。它真正指的是，一旦任务明确，这些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干部能够迅速补位。团长要掌握全局，副团长和参谋长就要到问题最集中的方向处理情况；营连建制被打乱，就必须有人重新编组；几名干部同时在场，就只能确定一人统一负责。

完成1108高地一带作战后，93团继续向封土方向推进。3月初，二营在接近封土县城时遇到新的麻烦。公路和便道上布设了大量地雷，部队只能转入山地丛林。由于植被遮挡、道路不清，加上部队连续行动后人员疲劳，队伍绕行数小时又回到原来的位置。若继续盲目前进，不仅会拖延战机，还可能误入雷区或遭到越军伏击。

消息传到团部后，何其宗再次被派往二营。他到达后先让部队停止移动，把营连干部集中起来重新判定位置。处理山地迷失方向，最忌讳一边走一边猜。只有先确定所在山脊、河谷和道路关系，再把实际地形同地图对上，才能重新选出安全路线。何其宗利用高处判明周围地形，结合地图和指南针校正方向，二营随后重新组织行军，摆脱了在山林中反复绕行的局面。

这件事也验证了战前抓干部训练的必要性。战场上不可能事事都等团部派人处理，营长、连长必须具备独立判断能力。93团前期出现的混乱，并不只是个别干部能力不足，也与部队扩编时间短、协同训练不够有关。经过连续作战，干部开始懂得，预备队不能随意抽空，残缺分队不能死守原有建制，几名主官同时在场时必须确定一人负责，山地行动也不能只靠向导和经验。

封土方向任务完成后，第31师和第11军按计划继续行动。93团在战斗中付出了伤亡，也暴露出组织、训练和指挥上的短板。可这些问题一旦被发现，部队没有回避，而是边打边改。伤员后送力量不足，就重新划分人员；火力过于分散，就整合残余分队；指挥关系混乱，就指定统一负责人；部队在丛林中迷失方向，就停下来重新定位。

何其宗后来从团、师、军岗位一步步成长，这段经历也成为他反复强调实战化训练和明确指挥关系的重要依据。战斗说明，职位高低并不能代替能力，干部数量也不能直接换来战斗力。副职设置过多、责任分工不清，是必须纠正的问题，不能因为部分干部后来发挥了作用，就掩盖此前存在的弊端。

派性严重同样不值得粉饰。干部把个人关系、岗位得失带进工作，只会增加协调成本。到了战场上，部队只允许存在一套命令体系。谁负责主攻，谁负责保障，谁担任预备队，必须清清楚楚。93团能够从初期混乱中走出来，不是因为问题不严重，而是因为有人及时承担责任，把已经散开的人员和火力重新组织起来。

回看封土作战，最有价值的不是把任何一个人写成孤胆英雄，而是看清一支部队怎样在实战中发现问题、纠正问题。官兵敢打敢冲是基础，干部能够组织、判断和负责，才能把勇气转化为有效行动。93团完成了既定任务，也用伤亡和教训换来了更成熟的战场组织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