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我们正被一种名为“新字面主义”的文化病毒包围。它让电影变成可以边刷手机边看的背景音，让艺术展览沦为用几个标签就能概括的消费品。去年，《纽约客》刊发了一篇长文，直指当下大片剧情过度简化，对话冗余重复，主题必须一眼见底，因为制作者默认观众注意力早已被手机撕碎。结果就是，续集和经典童话翻拍成了安全牌，那些需要揣摩、需要容忍模糊性的作品越来越难以存活。作者给这种现象下了诊断：媒介素养的退潮，以及整个文化对“不确定”的集体过敏。
当我作为一个技术人闯入艺术博物馆领域时，脑子里并没有预设的艺术史坐标，所有认知都是边看边拼凑出来的。后来我逐渐相信，艺术在社会中承担着两个核心功能：培养媒介素养，以及帮人构建一套在模糊中思考的心智工具。巧的是，这两样东西，正是《纽约客》那篇文章认为我们正在被抽空的能力。
如今，新字面主义在博物馆展览中同样无孔不入。最刺眼的代表就是KAWS。他的作品直接从《辛普森一家》、迪士尼、芝麻街等流行文化符号里提炼视觉元素，但仅止于表层挪用，没有任何政治性的消化或批判性延伸。美术馆却把它当成摇钱树一样的“坐庄”艺术家，毫不掩饰的周边商品售卖甚至成为观看体验的一部分。在这里，观众不需要思考，只需要认出那个熟悉的形象，并为它拍照买单。
即便艺术家本身并不符合这种扁平化逻辑，策展人也会亲自动手压扁它。2023年，布鲁克林博物馆的展览“毕加索式”就把现代艺术史上最自相矛盾的人物，简化成一个清晰到刺眼的定论：厌女者。无论这一指控有多少依据，整场展览完全没有邀请观众去练习一种更难的能力——同时容纳相互冲突的真相，比如在作品本身与创作者的撕裂中保持凝视，在赞美与谴责之间感受那份不适。毕加索的真实性，恰恰成了一组对照实验：一个被公然打上厌女标签却无法被取消的经典符号，一个彻底商业化却依然保有可信度的存在。这种顽固性，恰好让博物馆可以安全地收获批判的刺激感，同时避开一切模棱两可的风险。
不断翻炒已经死去的艺术家，是当代表述馆里新字面主义的标配动作。就在今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又把杜尚翻了出来，开场便抛出“这为什么是艺术？”仿佛过去一百年它不曾反复回答过这个问题。西海岸那边，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则忙着把马蒂斯1905年的画作《戴帽子的女人》炮制成一桩耸人听闻的丑闻，并陷入一场无休止的二十世纪中期现代艺术混音循环。SFMOMA已然成为新字面主义的急先锋，除了一遍又一遍重炒二十世纪冷饭，它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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