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51年10月9日傍晚，北京微凉的秋风吹过西长安街，黄昏的灯火映在厚重的灰墙上。72岁的周素园拄着手杖，慢慢沿着怀仁堂外的回廊前行，外衣口袋里是一份折得整齐的辞呈，薄薄一页，却压得他步伐更沉。
推门入内，屋里光线昏暖，毛泽东已经起身迎接。老人先行一步，两人相握片刻。毛泽东笑道：“先生，岁数大了，精力差些没关系，脑子清楚就成。坐在那里带头，就对大家有用。”声音爽朗，带着一点调侃。周素园回以一笑，却仍递上辞呈：“身体实在不济，望准假退。”短短几句，气氛像灯火一样柔和，却也带着无法回避的决断。
说来周素园同中共的深缘，并非始于此刻，而要往回拨十五年。1936年2月，毕节大雪封山，红六军团自乌蒙突入城郊。当地士绅闻风四散，年近花甲的周素园却关门读书。朋友劝他快走，他淡淡回答：“平生未曾鱼肉乡亲，何必逃？”屋内书架上摆着《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和一摞马列译本，雪光照在书脊，冷冷发亮。
战士们在书房发现这些书籍，消息很快报到军团首长那儿。2月13日夜里，王震、肖克提着马灯登门。交谈中得知，这位须发皆白的报人，从20年代起便暗中翻译、研究马克思主义，早年还在《黔省公报》《大汉报》上刊发反清、抨击北洋的评论。王震当即邀请他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老人笑着答应，却提出一条：非为官职，只为抗敌。
队伍离开毕节时，他腿脚已浮肿，不得不坐滑杆翻山。途中写给龙云、孙渡的数封信语气诚恳：“抗日当先，兄等毋再为内战消耗血气。”滇军因而按兵不动，红六军团得以在毕节修整二十天，完成调剂补给。肖克后来回忆，说那些信件“比一营兵力还顶事”。
1937年4月，队伍抵延安。延河风大，窑洞里窗纸抖动，贺龙夫人替他铺席，肖克夫人烧水煎药。医生嘱他静养，他却闷闷不乐：“拖着病体，怕给组织添累。”同年10月，他向中央提交请命书，愿回贵州，用本地声望做上层统战。毛泽东回信十分简短：先生健康第一，倘意已决，可行，路费三百元奉上。落款“泽东”，字迹遒劲。
之后六年，他周旋重庆、成都、昆明之间，为释放进步青年奔走，也为陕甘宁边区募得四万元教育经费。其间女婿被贵州当局囚禁，他只匆匆探监：“先忍一忍，天下大势已变。”语气平静，心中却明白时局如棋，稍错即失。
1949年11月3日凌晨，贵阳电信局灯火通明。值班员敲响电报机，抄录电码：“别来十一年，衰生犹及见解放成功，不胜欣忭谨贺胜利——毕节周素园。”电报发往北平西长安街。发完，他合上那本写着“光明日记”的手账，轻轻长叹：一别十一年，终于等到山河换新装。
贵州解放后，他被推为支前委员会主任，筹粮筹马，劝旧部放下武器。1950年春赴重庆出席西南军政委员会会议，中央任命其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文件下达到贵阳，他笑说：“老朽再当官，怕误事，但既然安排，拄拐也要干。”
两年不到，他就觉身体每况愈下。肺病反复，夜间喘息如锯。1951年，政协二届全会即将召开，他仍坚持北上，一路坐硬座，途中只吃简单干粮。同行的工作人员回忆，列车过郑州时夜已深，他仍伏在小桌记笔记，灯泡闪烁，映出斑白鬓发。
就这样，怀仁堂里那段简短交锋便有了背景。辞呈虽被毛泽东轻轻按下，他最终还是获准改任省文史馆馆长。刚回贵阳，他就把全部精力投进土司档案、辛亥旧闻的整理。唐人街旧书摊上淘来的札记，他要一字字校勘；苗族古歌请学者口述，他亲自逐句比对。助手回忆：“周老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咳一声，就用帕子捂住口，生怕染给别人。”
1954年，他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进京参会几度因咯血提前退场。会后接受采访时，他笑称自己是“折旧机器”：“但总要再运几趟货。”批阅文件，他坚持亲写批语，一旦漏字误字，立刻重抄，不让秘书代笔。有人劝省些力气，他摇头：“公文如契，岂可潦草。”
1958年1月，贵阳连日阴雨。清晨五点，他照例披衣下床，查看昨夜誊清的《贵州辛亥人物录》。随行护士见他呼吸急促，劝他休息。他说：“再核对一段就睡。”夜里11点，肺炎骤转危重，2月1日凌晨，心跳停在深冬的雨声里，享年78岁。
讣告发出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统战部先后致电吊唁。灵柩送往郊外松柏间安葬，墓碑的一侧，镌刻着他最常念的八个字——“期待光明，终见其来”。石碑前，常有人驻足；轻风拂过，落叶翻卷，那一句话依旧在耳边作响，仿佛老人正提笔在灯下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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