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娶四位妻子，四位都是命中贵人，活到97岁高龄，现在家喻户晓

参考来源：《顾维钧回忆录》、《民国外交官顾维钧传》（杨红林著）、《没有不散的筵席：外交家顾维钧夫人自述》（黄蕙兰著）、《一百零九个春天：我的故事》（严幼韵口述）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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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6月28日，巴黎凡尔赛宫，大镜厅。

这是一战结束后的"胜利者的聚会"。

27个战胜国的代表齐聚于此，即将在《凡尔赛和约》上正式签字。

大厅里灯火辉煌，酒香弥漫，列强外交官们衣冠楚楚，神情得意。

然而，在中国代表团准备入座的那两把椅子上，这一天始终空无一人。

中国，作为此次战争中付出了大量伤亡的战胜国，应当在和约上领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但这份和约里，列强已经私下谈妥，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青岛港、胶济铁路、所有特权——悉数转让给日本。

不是归还中国，而是转让给了另一个外来者。

那两把椅子旁边，留下了什么？

留下了这样一句话，那是中国全权代表在离席前郑重发出的声明——

这句话在场的每一个外国外交官都听得清楚，随后这句话传遍了整个欧洲，传回了中国，在十九岁的学生和四十岁的工人心里，都激起了同样的震荡。

一张嘴说出了四亿人的愤怒，这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第一次对列强说"不"。

而说出这句话的人，就是31岁的顾维钧。

他活了整整97岁，娶了四位妻子，每一段婚姻都改变了他人生的走向，也各自托住了他在不同处境中的重量。

【一】父亲给他找的第一个"命"——张润娥

1888年1月29日，顾维钧生于江苏嘉定。

父亲顾溶在官场周旋，家境在当地算是中等偏上。

顾维钧排行第四，从小聪颖，读书过目不忘，十岁就进了上海英华书院，英语比许多大他几岁的同学说得还流利。

这样一个青年才子，当然早早进入了别人的眼睛。

父亲顾溶在上海的一处幕府任职，同僚里有个叫张衡山的人，精于看相，极其笃信命理。

他见过顾维钧几面，断言此子必定前途无量，于是动了心思，想把自己女儿许配给他。

张衡山的女儿叫张润娥，与顾维钧年龄相当。

两家父母一拍即合，就这么给孩子们订了婚。

那年，顾维钧12岁，张润娥10岁。

订婚之后，张衡山的投入远不止于此。

他动用了极大的财力资助顾维钧读书——圣约翰大学的学费昂贵，每学期两百余银元，以当时普通劳工的年收入折算，一年的学费抵得上一个农民工作三十年。

顾维钧后来留美七年半，从库克学院到哥伦比亚大学读到博士，很大一部分费用出自张家，张衡山甚至卖掉了一部分祖产，把钱给了这个女儿相中的男人。

顾维钧1904年剪发易服、赴美留学，出发前回家办理婚事，与张润娥成亲。

婚后，他把张润娥带到美国，安置在费城，自己去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读书。

然而，张润娥对顾维钧来说，从来不是爱情意义上的妻子。

顾维钧晚年在回忆录里写到她："一位旧时代典型的中国女孩子，克制，忍耐，而天真，对环境安之若素。"

这句话说起来平和，但字里行间，隐藏着一个旧式女子独自在异国他乡、等待丈夫回头的全部境遇。

1911年，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与张润娥协议离婚。

顾维钧多年后在回忆录里提到这段婚姻，只说了那句简短的"主命"。

【二】总理之女带来的贵气——唐宝玥

1912年，顾维钧从纽约回到北京，进入外交部，开始了仕途生涯。

那一年，他24岁，英文流利，仪表堂堂，已经拥有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

当时的北京，像他这样既有西学底子又有出色口才的青年外交官，凤毛麟角。

时任外交总长唐绍仪对他青眼有加，把他留在身边做事。

顾维钧就是在唐绍仪府上，第一次见到了唐宝玥。

唐宝玥是唐绍仪与妾室所生的庶女，通晓英语，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眼界开阔，和彼时大多数官宦家庭里局促于闺阁的女子截然不同。

她看到顾维钧的第一眼，就心生好感，此后两人频繁来往，情愫渐深。

这段感情被张衡山——前岳父——得知，写信向唐绍仪痛责顾维钧。

唐绍仪随即令顾维钧立刻回上海完婚，了结与张润娥的婚事。

唐绍仪甚至动用了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率百名士兵找到张衡山，强迫他立刻写下退婚书，张衡山不久便郁郁而终。

张润娥本人则万念俱灰，落发为尼，此后再无记录，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

退婚手续办完，前后不到一个月，顾维钧与唐宝玥在北京饭店举行了盛大婚礼。

岳父是中华民国首任国务总理，这层关系给顾维钧的仕途带来了实质性的推动。

婚后几年，他升任驻美公使，成为当时华盛顿外交圈里年纪最轻的驻外使节。

唐宝玥跟着他前往华盛顿，出席各种外交场合，举止得体，很快在圈子里赢得口碑。

夫妻二人那几年，感情极好。

唐宝玥生下一儿一女——儿子顾德昌，女儿顾菊珍。

但命运的打击来得猝不及防。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一场规模空前的全球疫病同时席卷各国，这就是后来被记录在历史里的"西班牙流感"。

这场疫病在全球造成了数千万人死亡，比这场战争本身夺走的生命还要多。

1918年，唐宝玥在费城代替顾维钧出席一场外交场合时，感染西班牙流感，不治而亡。

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出生才几个月。

顾维钧此前已接到任命，将作为全权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

他一度想以新丧为由推辞，最终还是决定奔赴巴黎。

那一年，他31岁，刚刚失去了真正爱过的妻子，却要只身走上国际舞台上最凶险的谈判现场。

没有人知道，他在出发那一天的心里，装了什么。

【三】来自南洋的糖王千金——黄蕙兰

1919年的巴黎，是整个世界的焦点，也是顾维钧人生最高光的舞台。

1月28日，巴黎和会"十人会"上，顾维钧代表中国发言，正面驳斥日本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一切权益的主张。

他用流利的英文从历史、民族、宗教、国防等七个层次逐一陈述，发言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雷孟梭纷纷起身与他握手称贺。

这是中国外交官第一次在国际最高级别会议上以强硬的论据令列强刮目相看。

但外交的本质是实力，不是口才。

列强早已私下谈妥，将山东权益让给日本以换取日本留在和会并支持建立国际联盟。

中国的正当要求，在大国角力中被当作筹码舍弃。

1919年6月28日，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

下午3点，那两把留给中国代表的椅子，空着。

顾维钧代表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向全世界发出声明：这不是公正的和约，中国不能签。

这个消息传回国内，五四运动随之爆发。

拒签之后，顾维钧留在欧洲，继续作为中国的代表出席各项国际事务。

就在这段时间，他在巴黎的一场晚宴上，见到了黄蕙兰。

黄蕙兰是何等人物。

她的父亲黄仲涵，是当时"亚洲糖业大王"，南洋首屈一指的华人富商，死时留下五百万英镑的遗产。

黄蕙兰从小生活在印尼、英国、法国的豪门之间，精通英、法、荷、马来等多国语言，音乐、舞蹈、骑马无一不通，在巴黎和伦敦的社交圈里是闻名的明星。

顾维钧在一位友人的宴会上偶然见到她的艺术照，心生好奇，通过中间人引荐，两人于1920年8月在巴黎的一场晚宴上正式相识。

当时的顾维钧，刚刚在国际舞台上一举成名，但他是个鳏夫，带着两个孩子，身上穿的是法国政府提供的劳斯莱斯专车才能开来的外交官礼服——

这恰恰成了最有力的筹码，让见惯了豪奢的黄蕙兰心动：一个能让法国政府配专车的年轻外交官，比她见过的任何财主都更有另一种分量。

1920年10月10日，双十节庆典酒会上，两人宣布订婚。

同年11月9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中华民国领事馆结婚。

这段婚姻，对顾维钧的外交事业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超出了外界所能想象的程度。

1921年华盛顿会议，顾维钧作为中方主要谈判代表，经过36次艰苦谈判，终于迫使日本交出强占的山东一切权益，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拿回了1919年在巴黎失去的东西。

而在这场谈判背后，黄蕙兰不断在社交场合经营人脉，以惊人的财力维持着外交官家庭所需的排场，让顾维钧能够在谈判桌外的场合与各国政要保持平等周旋的体面。

蒋宋美龄后来曾公开对来访的中国官员说：别忘了大使夫人也起了重要作用。

1922年至1927年间，顾维钧先后担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一度在1926年10月至1927年6月署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黄蕙兰短暂成为了"第一夫人"。

然而，这段婚姻里，两个人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彼此之间缺少的那样东西。

顾维钧一生的重心是外交，是国家，是工作。

黄蕙兰花父亲留下的巨额遗产支撑着两人的外交生涯，她出席宴会、周旋权贵，是当仁不让的外交圈社交女王，但她同样渴望一个会把她放在首位的丈夫。

顾维钧给不了这个。

他把她当作"家中一把安乐椅"——这是黄蕙兰多年后在回忆录里引用托尔斯泰小说里的话来形容的比喻，听起来平静，实则充满了委屈。

两人维持了三十余年，最终在1956年离婚。

黄蕙兰此后独居纽约，仍自称"顾太太"，直到1992年去世，享年103岁。

她出版了两本英文回忆录，书名是《没有不散的筵席》，像是对这段婚姻最直白的注脚。

【四】那封从马尼拉带出的信，到底装了什么

黄蕙兰离婚的那一年，1956年，顾维钧刚辞去驻美大使一职，即将出任海牙国际法院法官，开始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

他已经68岁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那个他已经等待了二十多年的女人，终于可以正式走进他的生命。

这个女人，是严幼韵。

1905年生于天津，祖父严信厚是李鸿章幕僚，上海钜富，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严幼韵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天生丽质，聪慧过人，1927年转入复旦大学商科，成为复旦历史上最早一批女生之一，被同学们称为"复旦校花"——

因为她驾着印有"84"车牌的私家车上学，男生们把"84"念成上海话"爱的花"，悄悄叫她"84小姐"。

1929年，严幼韵嫁给了年轻的外交官杨光泩。

杨光泩是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博士，此后进入外交界，成了顾维钧的下属。

正是通过这层关系，严幼韵与顾维钧相识，但那时她只是顾维钧下属的年轻妻子，与顾维钧并无更多来往。

然而到了1938年，一场战争把所有人的命运都打乱了。

杨光泩被派往菲律宾马尼拉，出任中国驻菲律宾公使衔总领事，主要任务是在华侨中募集抗战捐款。

严幼韵带着三个女儿随夫赴任，在马尼拉担任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菲律宾分会名誉主席，开拓募捐渠道。

1940年至1941年两年间，他们汇给国内的抗战款项是此前所有年份总和的十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逼近马尼拉。

麦克阿瑟将军曾亲自劝杨光泩随他撤往美国，杨光泩拒绝了，说留守是他的职责。

1942年1月，日军占领马尼拉，随即逮捕了杨光泩和另外七名中国领事馆外交官员。

日本宪兵司令要求杨光泩制定一个向华侨筹集2400万比索的计划。

杨光泩拒绝。

1942年4月17日，杨光泩和七名同僚，在一片稻田里，被日军秘密枪杀。

根据《日内瓦公约》，外交官享有豁免权，不容伤害。

日军知道这违反国际公约，所以始终秘而不宣。

严幼韵不知道丈夫已经死了。

她带着三个女儿，还有另外几位外交官的遗孀和孩子，二十多口人挤在一幢三间卧室的房子里，靠着微薄积蓄维持生活。

她把草坪开垦成菜地，养鸡养猪，带领女人们用黏土做肥皂，用芒果熬酱。

从没有下过厨的大小姐，就这么把二十几口人的日子撑了下去。

唯一没有卖掉的，是那架钢琴。每

天早晨傍晚，她会坐下来弹奏一曲。

一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她才得知丈夫遇难的消息，才拿回了杨光泩的眼镜、手表和一绺头发。

此后，严幼韵带着三个女儿移居纽约，成为联合国历史上第一批女性礼宾官，用流利的英语和大方的仪态从几百人中脱颖而出。

而顾维钧，在这整段岁月里，一直从远处关注着她。

顾维钧每周从华盛顿赶到纽约，去看望严幼韵，帮她在联合国谋得工作，陪她渡过那段最难的时光。

他和黄蕙兰早已分居多年，外人看得清楚，严幼韵是他心里放不下的那个人。

1956年，顾维钧与黄蕙兰正式离婚。

三年后，1959年9月3日，顾维钧和严幼韵在墨西哥城登记结婚。那一年，顾维钧71岁，严幼韵54岁。

严幼韵从联合国退休，随顾维钧赴荷兰海牙，陪他出任国际法院法官的最后岁月，后又一同回到纽约定居。

就在这段婚姻里，发生了一件外界鲜少提及的事——顾维钧说，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他一生的四段婚姻，那最后这一段，叫做"主爱"。

那是他第一次用"爱"这个字，来形容自己婚姻里得到的东西。

【五】两把空椅子背后的那个男人

要真正理解顾维钧这一生，必须回到1919年那个决定性的时刻。

那不仅仅是外交史上的一个节点，而是塑造了这个人整个后半生的出发点。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开幕。

27个战胜国聚集在凡尔赛，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列席，但只被划为三等国，原本的五个席位被压缩，代表团成员需要轮流出席。

团长外交总长陆徵祥称病，山东问题的发言任务就这样落到了顾维钧肩上。

他同僚王正廷、施肇基均以对山东问题不熟悉为由推给了他，那年他31岁，妻子刚刚因西班牙流感去世不久，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几个月大。

他用了一夜准备，1月28日走上了那个发言台。

面对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雷孟梭这些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顾维钧用英文，不急不缓，从历史、民族、宗教、文化七个层次，将中国对山东拥有不容置疑主权的理由逐一铺开，层层递进，驳斥日本的每一条论据。

发言结束，台下多国代表起立鼓掌，三国巨头纷纷走上前与他握手。

消息传回国内，顾维钧一夜之间成为举国皆知的名字。

但外交的胜负，不取决于谁的发言更精彩。

取决于谁的背后有更大的力量。

英法美在背后早已完成了交易：为了让日本不退出和会，为了保住威尔逊苦心经营的国际联盟，中国的正当权益被当作筹码送了出去。

保留签字不允，附在约后不允，约外声明也不允——所有能够让中国体面接受和约的方式，被一一封死。

顾维钧感到，已经退无可退，只有断然拒签。

他向团长陆徵祥汇报，陆徵祥同意。

1919年6月28日下午3点，签字仪式在凡尔赛宫大镜厅举行。

中国代表团的两把椅子，空着。

顾维钧乘坐着汽车，行驶在巴黎的街头。

他说，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在中国历史上。

他没有说错。

这一天五四运动还未平息，国内的学潮、工潮、商潮接连掀起，近代中国第一次对列强的主权交涉，以这种方式画上了一个沉重的句号。

但顾维钧后来说，中国打破了"始争终让"的惯例，这是一个开始，不是一个结束。

他是对的。

1921年华盛顿会议，顾维钧作为中方主要谈判代表，与日方进行了36次艰苦磋商，最终迫使日本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

两年前在凡尔赛失去的东西，在华盛顿讨回来了。

那之后，顾维钧在外交系统的地位无人能撼。

北洋政府几经更迭，掌权的换了一个又一个，但无论谁上来，外交事务都少不了顾维钧。

他任驻英公使、驻法大使，出任外交总长、财政总长，署理总理，代行大总统——他不是那种把自己绑在某一派系上的人，他只对外交政策和国家权益感兴趣，政治的风浪再大，他自有一套在漩涡里站稳的方式。

1937年抗战爆发，顾维钧任国民政府驻法大使、驻英大使，在欧洲各国奔走，为中国的抗战争取国际支援。

战争进行到1945年，他以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出席旧金山会议，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并成为第一个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人。

1946年，他担任驻美大使。

1956年辞职后，他被选为海牙国际法院法官，1964年升任副院长，1967年正式退休。

他的职业生涯横跨整整44年，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他在20世纪前半叶几乎每一个重大的国际外交场合里，都留下了中国人的身影和声音。

这一生，他既见证了中国最屈辱的时刻，也参与了中国外交重新站立起来的过程。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四位女性各自在不同的时候出现，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撑着他。

【六】两把椅子之外，黄蕙兰用三十年撑起了什么

顾维钧担任驻外大使的那些年，外交官的体面和排场，背后有很大一部分是黄蕙兰在支撑。

这不是客气话，而是有据可查的实情。

顾维钧任驻美大使期间，美国正值二战后格局重整，华盛顿的外交圈风云际会。

黄蕙兰动用父亲留下的巨额遗产，在华盛顿和纽约维持着顶级外交官家庭的生活规格，她精通多国语言，出席宴会时身着定制礼服，戴着卡地亚钻石头饰，在各国王公政要之间如鱼得水。

蒋宋美龄曾当着一众国内官员的面，指着黄蕙兰对大家说：别忘了大使夫人也起了重要作用。这句话不是客套，是实情。

中国在那个年代能够在欧美外交圈维持相当的能见度和体面，黄蕙兰的贡献无法用具体数字衡量，但离开了她，顾维钧的外交工作会难得多。

然而，婚姻是另一回事。

黄蕙兰晚年出版的回忆录里，说得直白：她希望丈夫把她当人，顾维钧却把她当做家里一把"安乐椅"。

用她的话说，顾维钧对她的期待是：出席场合得体，少干预具体事务，别花太多钱。

而黄蕙兰本人有主见，爱表达，不喜欢被当成装饰品。

两个人就这样在客客气气中，把三十余年磨成了摩擦，最终收场。

1956年离婚后，黄蕙兰一个人在纽约过完余生，始终不承认离婚的合法性，仍以"顾太太"自称。

子女逢年过节只向她磕头。

她活到1992年，享年103岁，看着顾维钧先她而去，又独自走了七年。

顾维钧晚年在回忆录中谈到这段婚姻，用了两个字："主富。"

他说第二段婚姻主贵，第三段主富，言语之间，没有愧疚，也没有谴责，只是陈述。这种冷静，让人不知道该说他坦荡还是薄情。

从某种意义上说，黄蕙兰的三十余年，成全了顾维钧的外交事业，也成就了她自己在近代史上独一无二的位置。

她活成了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最耀眼的配角之一——只是，她本人大概从不想做一个配角。

【七】最后26年——那个把他"多留了20年"的女人

1959年，顾维钧71岁，严幼韵54岁，两人在墨西哥城登记结婚。

这是顾维钧第四段婚姻。

他晚年在总结一生四段婚姻时，将前三段分别概括为"主命""主贵""主富"，唯独第四段，他用了两个字：主爱。

从这两个字，大约可以知道此前三十年，他得到了什么，又缺少什么。

婚后，严幼韵跟着顾维钧去了海牙，陪他做完国际法院副院长任期的最后几年，1967年退休后，两人回到纽约定居。

生活里，严幼韵把顾维钧照顾得无微不至。

顾维钧有晚睡晚起的习惯，严幼韵担心他从晚餐到次日早餐中间十多个小时不吃东西，每晚在他的卧室里放一杯阿华田和一些饼干，并留着走廊灯光——

凌晨三四点，顾维钧醒来工作，看见灯光，会记得要吃点东西，边吃边看书，大约一小时后关灯。

她为他安排牌局，准备英文报纸，筹办生日派对，负责他生活里所有他自己不在意、却又离不开的那些事。

就是在这段婚姻里，顾维钧完成了那部长达11000页、500万字的口述历史，由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整理记录，留给了后世研究近代中国外交最完整的一手史料。

顾维钧的大儿子顾德昌后来说：如果没有幼韵，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二十年。

顾维钧晚年被人问起长寿秘诀，他说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顾。

1985年11月14日，这一天的日记里，顾维钧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是平静的一天。"

那天晚上，他和严幼韵坐在一起闲聊，讨论第二天请哪几个朋友来打麻将。

随后，他去洗澡。

严幼韵在外间等着，问了一个问题，没有听见回答，走进浴室，发现他蜷缩在浴垫上，宛如熟睡。

顾维钧就这样走了，享年97岁，无病无痛，安静得像是睡着了。

严幼韵活到2017年，去世时111岁。

她一生经历了两段婚姻，送走了两任丈夫，也送走了小女儿，亲历了整个民国到二十一世纪的风云变幻，她的秘诀只有一条："不纠结往事，永远朝前看。"

1990年，严幼韵向顾维钧的故乡上海嘉定博物馆捐献了顾维钧的155件珍贵遗物，并为建立顾维钧生平陈列室捐助十万美元。

这个女人，用自己的方式，替那个1919年在巴黎为中国人说话的男人，留了个念想。

顾维钧的一生，是近代中国外交史的一个截面。

他见过最屈辱的时刻：1919年在巴黎，两把空椅子，几十年后被拍成电影，让亿万中国人看哭。

他也见过最扬眉吐气的时刻：1921年山东问题谈判成功，1945年在旧金山，他第一个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四位女性里，张润娥用家产铺了他的起路，最后落发为尼；

唐宝玥用父亲的政治背书托举了他的仕途，却在三十岁死于疫病；

黄蕙兰用巨额财力支撑了他的外交生涯三十年，最后独自走完了余生；

严幼韵用无声无形的陪伴，让他最后那26年活得有滋有味，让他把该说的话都说完，把该记下的东西都记下来。

顾维钧在晚年说过一段话，说他一生中最不平凡的时刻，是那些站在谈判桌前为国家据理力争的时刻，因为那是他能做的、别人替代不了的事。

但他也承认，那些时刻能够撑下来，背后的底气不只来自外交技术，也来自那些在不同时候守在他身边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