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内爆”：当战争成为底层上升的唯一阶梯

记者 李凯航

李凯航 | 文

一、昭和初年的“减俸令”

1929年，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民政党总裁的滨口雄幸为了使日本重回金本位制的轨道，断然实行了通货紧缩政策。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在10月15日的例行内阁会议上决定将公务员的减俸纳入“构造改革”的一环。“虽然官员减俸并非上策，但既然强迫国民忍耐紧缩政策之苦，那官员也要以身作则”。

但他补充道，“减俸”对象仅限于月薪100元，即年薪1200元以上的官员，减俸幅度为十分之一左右。至于为何是“年薪1200元”，当时负责执行减俸方案的财务大臣井上准之助表示，“所谓年俸1200元以上的标准，并无其他特别的理由，不过是自然而然地把所谓的百元当作衡量生活的标准”。

当时，一名初入职的普通小学教师的收入月薪大概50元。在官僚体系中，能拿到100元的人大多是工作几年后，刚刚成家的青年男子。由于女性在战前几乎很少有工作岗位，所以100元对他们而言并不算宽裕。由此观之，拥有精英履历的井上大臣这样回答有点不知人间疾苦的意思。

“减俸令”一经公布，就引发一片哗然。翌日《朝日新闻》就刊登了记者彻夜追问铃木富士弥书记官的报道，“每月平均100元薪资，难道不是过分微薄的生活费吗？”书记官长理亏地回答，“是啊！”记者又再次反问，“那何不把减俸设定在3000元以上的官员呢？”由此看出，当时的价值观认为“月薪100元”的人遭到减薪是值得同情的。

滨口总理的“减俸”方案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抵制。报纸上出现了“此举将掀起底层官员的痛苦”的报道。一周后，政府不得不以“鉴于舆论影响”为由，撤回了减俸令。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反对减俸。农村人就普遍支持官员的减俸令。两年后，第二次若槻礼次郎内阁在“不涉及司法官，期待官员们自发捐献国库”的条件下推行了减俸令。

由此，“明治以来年薪1.2万元的内阁总理大臣，变成年薪9600元，各省大臣则从8000元降为6800元。官员方面，各省局长级从5200元降至4650元，各省最元老的课长由4500元调至4050元”。由于高级官员的工资非常之高，所以减俸令的影响并不大。底层官员则叫苦不迭。

《昭和上班族 月薪一百元》

[日] 岩濑彰 | 著

陈柏瑶 | 译

万川 |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20年4月

《朝日新闻》的报道中列举了一位进入政府机关工作20年的“铁道官员”的生活实情。他一家8口，育有4男2女，最大的孩子19岁。好不容易月薪终于到了150元，可是已经4年半未调涨，只得靠这份薪水养活全家。由于住的是公家宿舍，无须花费租金。不过他也说出了困境，“我们把房屋租金挪作长子的教育费，让他上了中学，上学期间却连一次校外旅行都无法让他参加，课本用的都是别人的二手书，除了每月的学费外还要努力攒出杂费，终于在今年春天毕业，好不容易可以安心了，没想到接着又要面临就业的难题，结果现在游手好闲。为此，次男小学毕业后，决定牺牲自己去工厂工作，以添补家用，也让另外的二男一女得以有上小学的学费”。

二、大多数人月薪不足100元

尽管主流新闻都在抱怨减俸令，但也有人指出了一个普遍的事实，即大多数的普通工薪族，其收入不足月薪100元。“尽管政府宣称，针对年收入1200元以下者，不施以减俸，但官吏的反弹声浪依旧不减。由此不难看出，身为官吏的诸位，大多数年收入肯定超过1200元。今日的日本，年薪达1200元以上的这些人，只不过被要求减少些许的收入，他们就不惜罢驶铁道，不惜造成日本为数最多且年薪不到1200元的人们生活上的不便，而应维护大众权益的报纸，乃至应为无产阶级存在的无产党，皆未发表任何声明，也未提出抗议，实在是历代以来最诡异之事。（中略）现今多数的上班族，那些最操劳、最卖命工作的上班族，年薪其实都不到1200元”。那么，普通人是如何生活的呢？

社会学家小熊英二曾采访过在大正日本度过童年时期的父亲小熊谦二。当时，谦二跟随自己的外祖父、外祖母在东京高元寺附近经营一家糕点店。他回顾了当时的生活情形。“大约10户共用一管自来水，要向管理人借钥匙才能打开。洗衣服则靠1877年出生的外祖母以大脸盆手洗，但因家务劳动颇多，所以大概是4至5天才会换洗一次内衣”“洗澡则是每隔四五天才到附近的钱汤，去一次”。饮食方面“只要有米饭与带有咸味的东西就可凑合上一餐”，大概都以腌渍物与米饭为主，“几乎没有吃鱼或肉的记忆”。因为物流不发达，鱼肉多为晒过的鱼干，鲜鱼大概只有沙丁鱼，而且并不真的新鲜。

《活着回来的男人》

[日] 小熊英二 | 著

黄耀进 | 译

理想国 | 上海三联书店

2024年3月

“一个月不见得能吃上一次肉，而且以猪肉为主。偶尔得到一只鸡，就会与左邻右舍分享。宰好的生鲜鸡肉，在没有冰箱的社会，分享是保存鲜度的最有效方法。蔬菜是在附近的蔬果店购买，鱼或肉则到蚕丝试验场附近的市场购买。外祖母平时忙于家务，完全没有时间烹煮精致的料理。当时的家境‘大概恩格尔系数达到60%吧’”。即便如此，“也有自来水，饮食感觉比在佐吕间（乡下的老家）还来得好”。当时的庶民，既没有年金制度也没有健康保险，为了给生病或老年生活做准备，都省吃俭用地存钱。店里的出纳与家计状况都由外祖父记录，每到夜里就会问外祖母：“今天在什么地方花了什么钱啊？”

“1929年，小学教员的月薪是46元，而东京市立中学在这一年的入学学费，光基本所需的直接费用就要146元19钱。即便考试合格入学了，也有许多人因为经济上的问题而中途退学。即便升学到这个层级，除了进入政府或大企业的极小部分人员以外，这学历在其他职场中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只读过小学、靠着自己白手起家的外祖父母会认为升学只是浪费金钱与时间，也并非毫无道理”。由此看来，月薪150元的“铁道官员”无力同时负担几个子女上学费用，其实也是大多数日本工薪族的常态而已。那么，当时的物价水平如何呢？

三、生活成本与收入格差

据岩濑彰的统计，昭和初年的鳗鱼饭约60钱，天妇罗丼30钱—40钱，年糕红豆汤15钱，冷荞麦面或一杯咖啡10钱。餐厅推出了1元的定食套餐，但也出现了30钱的铁路便当。量贩的一瓶大罐装啤酒约35钱，而有名的啤酒会社麒麟与惠比寿啤酒在银座的餐厅内，小杯装25钱，大杯装是45钱。清酒是1元—2元。当然，也有商贩打起价格战，出现了“10钱摊贩酒吧”的掺水酒。“响”牌香烟一盒10钱。明信片是1钱5厘。东京市电车的票价是7钱。

大正时代末期，出现了东京市内一律1元的出租车。1元还可以用来订阅一个月的报纸，买一张帝国剧场的中等座次的电影票。另外，1926年，改造社为了抢占市场，推出了1元1本的《现代日本文学全集》。《改造》《文艺春秋》等综合杂志大约50钱。

除了基本的生活开销，家电、房租、学费等等皆属于大额支出。当时，电风扇与收音机已经普及。但新出现的电冰箱，主要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等的进口制品，一台要价600元—800元，很少有人拥有。此外，福特或通用汽车定价分别为2450元和3598元，则是大多数人不敢想象的奢侈品。

昭和初年的日本，就总体而言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其GDP是美国的七分之一，世界贸易的占有率仅为3%。1930年日本人口调查显示，全国总人口约6400万人，在就业总人口的2009万中，从事农业的人口数是1370万人，占比大约50%，第二产业是20%，第三产业则不到30%。即使是急速发展的制造业也仅占整体的16%，即470万人；服务产业占8%，仅有248万人。像每日穿着鼠灰色西服，乘着电车去市中心工作的工薪族，其占比更少。1929年，小池四郎将公务员、民间企业职员、医师等专职人员定为“工薪族”，推测约有170万—200万人。换言之，占总就业人口的不到7%。

1926—1927年间，日本政府调查了城市中家庭收支状况。其调查原因是，世界主要的国家中只有日本尚未公布生活费指数，另外也为了制定最低薪资。当时日本城市中爆发了“米骚动”，为了应对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政府也需要调查大米价格与家庭收支情况，以至于不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事实上，明治末期开始，日本的劳资矛盾日益凸显，工人运动此起彼伏。竹内民郎指出，“（大正时期）日本谷物、食品价格暴涨的程度已经超过了英美交战国的水准。报纸上每天都有生活困难所致自杀、弃儿、盗窃的新闻。在一路攀升的通货膨胀之下，社会表面蠕动着大小暴发户，但在社会底层，小农民、小渔民、小商人、小规模中小企业的劳动者，以及被称为‘洋服贫民’的下级公务员、公司职员、教师正受到困难生活的严峻威胁。因为劳动者、工薪族的实际工资下调，从1917年开始，劳工争议明显增多。同年，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的《贫穷物语》出版了。顺应时代潮流，这本书立即成了畅销书”。

1927年，政府的调查显示，当时每户平均约4.2人，户长平均月收入93元19钱，包含家庭的收入或房租收入等，合计每户平均收入为113元62钱，年收入1260元。最终，政府把最低工资定在了每月75元。当时的个人起征点是年薪1200日元，但实际上满足这个条件的非常之少，不到10%。

1921年，森本厚吉认为，在日本要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需要年薪3000元以上。但当时年薪3000—5000元的家庭户数不到0.3%，98%都在2000元以下，其中600元—2000元、所谓“上级的底层阶层”约占9%，650元以下者高达九成。根据森本的分析，1918年共24.29万名的文官中，相当于课长以上，也就是奏任官等级的有9442人，平均年薪2375元，属于中产阶级水平。7.75万名判任官，平均年薪是774元，则相当于“贫民以上”。

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也算是领着固定薪水的“贫民”。真正的贫民，其实是工人。据出生在东京贫民窟的评论家加太晃司回忆，当时的小学生一毕业就去打工了。他“入学时一班有近60名同学，到了二年级竟减少到40多人。中途退学的同学不是到工厂当学徒，就是在供吃住的商家工作。学徒日薪40钱，必须工作10个小时；供吃住的商店店员则从早到晚供人使唤，月薪5元”。

1931年，工厂的工人一天的平均薪水是1元86钱，一天平均工作9小时—10小时，即使是小孩也做着与大人同等的工作。一般工人每月工作26天—28天，每周休息1天。1930年，《文艺春秋》5月6月连续刊出了《不景气的真相》《社会现象批判座谈会》的专题报道。与会者是“当铺、食堂的老板、葬仪社老板、出租车司机等中下层群体”。

其中葬仪社老板透露，“无工作也付不起房租的水泥匠，妻子难产而死，最后竟连买棺材的钱也没有，就那样任由尸体摆在坐垫上3天；或是，也有人举行丧礼的翌日，为了躲避付钱连夜潜逃。除此之外，因不景气而关门大吉的商店老板住院时，医院害怕收不到80元的医疗费，人一断气就跑来收钱”。

也有学者观察到了社会底层的辛酸，“当时拾荒者聚集在日暮里，同时还有收集剩菜饭的店铺，仅需2钱。果真有人来买，回家煮成粥，供一家人作为晚餐。深川的角落也聚集着底层的劳动者，调查这些露宿的劳工们，结果发现30人中仅有8人工作，日雇工还算是幸运，甚至有人只是从事捡拾空的煤炭草袋等工作”。

四、农村与军人

如果城市中的占多数的底层人口都挣扎于贫困线上，那么大正日本的农村则是掉入了不见底的深渊。受国际市场影响，米价普遍下跌了1/3至1/2。1926年至1929年，农家的平均所得从1326元降至650元，许多农村的小孩最开始已经吃不上饭甚至被卖掉。秋田县内的17.4万名孩童中，有2.8万人以上无法带便当上学，遂出现所谓的“无餐学童”。山形县的某村落，457名女孩中有50人被卖作娼妓。

1934年发生了历史上的大歉收，农民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东北六县的女子远赴外地工作者达5.8万人，其中又以娼妓等色情行业居多。岩濑彰讽刺道，昭和初期的东京犹如卖春王国，其最大的“供给源”即来自农村的女性。当时的新闻评论员已经看不下去了，警告道“日本的农村经济，再这样下去恐怕被迫走到消灭殆尽的地步”，批评“以悲惨的农民生活为垫脚石，无忧地取得价廉的农产品，根本是恶魔才做得出的事”。

战后著名作家山本七平曾回忆，他父亲从事不动产工作，当时宴请了事业失败的东北地方客户吃饭，对方说，“吃了这顿饭，我不得不说，要是故乡的百姓见到这里这样的生活，恐怕是要闹出革命。”客户是农家的三男，为免学费而就读士官学校，最后却又因军费紧缩而遭到裁员，成了退役军人。小学时，山本还记得父亲拿出这段往事来说教，只是没想到就连“明治型素质坚实”的山本家生活，竟也差点诱发东北农村闹出革命。

这并非危言耸听，在1932年的血盟团事件中，暗杀财务大臣井上准之助的小沼正接受审判时申述说，“农村的状况惨不忍睹，这都怪前藏相的做法不好”“属于统治阶级的现政党、财阀及一部分特权阶级均已腐败堕落，互相勾结，谋求私利私欲，埋头于党利党略，轻视国防，紊乱国政，使国家威望失坠，国民精神颓废，并导致农村经济的疲敝，中小工商业者的穷困。”顺便提一句，血盟团的另一位领袖井上日昭刺杀了三井理事长团琢磨，据说他年奖金40万元。

在五一五事件的审判中，后藤映范也陈述道，“农村疲敝是有心人心病的病根，渔村一样，中小工商业者也一样……军队中也是农村兵素质好，东北农村兵是皇军的模范。出征士兵在生死关头，其父老却饥荒，有后顾之忧，是十分危险的。财阀拥有巨富却不顾东北穷困的人民，肥私欲。而东北人民的小学子弟则连早饭都没有吃就去学校，在家里吃烂了的马铃薯。这种状况，如果一日舍之不顾，军队就一日置于危险之中”。

在许多激进派的军人的眼里，东京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了中央政府的资格。五一五事件的理论家橘孝三郎写道，“东京在我眼里只像是世界大都会伦敦的一个分店。反正随着东京的那种异常膨大，农村则步步被摧残，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而且从未有过今天这般歧视农民、忘掉农民的价值的时候”。这正是丸山真男所谓的日本式法西斯主义的农本主义情结。正是他们，自诩作为底层人民的代表，主导了社会革命。

五、作为对策的对外战争

正如井上寿一指出的一样，在这种畸形的社会结构中，对外战争作为一个国内矛盾的解决办法被提出来，“战前不断扩大的阶级差距，弥补的终极对策就是支持战争。再换句话说，当时，战争是经济复苏的对策”。

事实上，“政党或国民，并没有反对战争，反而是自发地协助了战争。代表劳动者和农民的无产政党，反而在（资产阶级政党）政友会和民政党之前，采取了最快地协助战争的姿态”“劳动者、农民、女性、孩童，不论谁都支持了战争。只要支持了侵略战争，那么国民都是加害者。但同时，国民也是被害者。战争打击了社会的弱者。主要劳动力被强制征兵后，家庭会出现战死者，经济上也会陷入贫困。国家也剥夺了国民的自由。法西斯主义会强迫国民的生活水准降至极限。尽管如此，国民并没有被害者意识，这是因为劳动者对资本家、农民对地主、女性对男性、孩童对大人，都各自有通过战争获得自主性的企图。他们对此下了重大的赌注。国民在成为被害者之前，完全没有加害者意识，通过对战争的支持，他们想获得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上升”。

例如，长期化的中日战争导致了日本政府于1938年制定了国家总动员法。凭借此法律，国家得以统制资本对财富进行再分配。无产政党支持国家总动员法，其背后正是支持战争的劳动者、农民、女性。至此被社会发展疏远冷落的下层群体，凭借战争被平均化，获得了相对地位的提高。

例如，1938年1月设置的厚生省，虽然是为了强化国家对劳动力、兵力的管控，但作为事实，也是部分地扩充了社会保险制度。同年4月颁布的农地调整法和翌年12月的小作料统制令等立法措施，为了保障战争期间粮食的增产，相对地提高了农民对于地主的社会地位。

此外，由于战争期间男性被征兵至前线，女性作为补充劳动力而在后方工作，获得了相对的社会地位。内田树指出，“战争和种族屠杀，起源于社会的不协调，是多重因素累积诱发的。并非某个人有意图地发动的”。也正因为如此，战前日本社会最积极的改革势力，都是最积极的对外侵略势力。因为，对外战争正是作为一种解决国内困境的对策被提出来的。

岩濑彰最后这样评论工薪族们在战争期间的态度。“战争爆发后，生活清苦的小资产阶级（是当时日本的大多数）或就业难的学生，积极认同军部的胡作非为或国家主义。不过，已经进入公司受恩惠的白领阶层反而更加沉默保守。他们直到最后仍不发一语，如同默认支持战争。终于他们也被征召，当在西伯利亚的收容所或菲律宾的深山里，他们思索的是‘我不应该变成这样吧’。他们打从心底想回到那个时候吧，学生时代在银座烂醉揍人也好，发薪日边喝酒边走到新桥的酒吧胡闹也好，在三越挑选领带也好。但是，待察觉时已经太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