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小伙娶33岁印度女人，新婚夜女子说：我只有一个要求

婚礼是在镇上最普通的那种饭店办的。

一楼大厅，总共摆了八桌。

来的亲戚不多，我爸这边的坐了两桌，我妈那边的凑了一桌半，剩下的都是我的同学和同事。王浩带着他那帮兄弟占了一整桌，从头到尾都在起哄，说什么跨国婚姻、为国争光之类的屁话。我懒得理他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白酒，脑子嗡嗡的。

新娘那边一个人都没有。

她就安安静静坐在主桌旁边，穿着一件我从县城婚纱店租来的红色旗袍。那旗袍穿在她身上有点紧，腰线绷得紧紧的，她也不说，就那么坐着，脸上带着一点笑，看不出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她叫普丽雅，三十三岁，印度人。

我二十五。

这场婚事从一开始就不太正常。

我妈坐在另一桌，全程黑着脸。她不同意这门婚事，从一开始就不同意，闹过、哭过、骂过，最后是我爸拍了桌子，说儿子的事儿子自己做主，她才消停下来。但消停归消停，该不给的面子一点没少给。婚礼当天她穿了一件灰扑扑的旧毛衣，在一堆穿着红色喜庆衣服的亲戚里格外扎眼，像是专门来奔丧的。

我看了一眼就不想再看第二眼。

我爸倒是挺高兴，端着酒杯到处敬酒，逢人就说“我儿子有本事，娶了个外国媳妇”。他喝了半斤多，脸通红，说话都开始大舌头。我看着他那个样子，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就是觉得闷。

酒席吃到晚上九点多才散。

王浩临走的时候搂着我的脖子，满嘴酒气地跟我说：“兄弟，你牛逼，真的牛逼，咱镇上第一个娶外国媳妇的。”他竖了个大拇指，踉踉跄跄地走了。

我站在饭店门口，看着人一个一个走光，冷风一吹，酒劲上来了一点，胃里翻江倒海的。我扶着墙干呕了两下，什么都没吐出来。

普丽雅站在我身后，递过来一瓶矿泉水。

我接过来喝了一口，冰得牙根疼。

“你还好吗？”她问我。她的中文有点口音，但还算清楚，是那种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的说话方式，听起来有点笨拙，又有点认真。

“没事。”我说。

我爸开着那辆破面包车把我们送回了新房。说是新房，其实就是我家老房子后面加盖的一间屋子，二十来个平方，刷了白墙，铺了瓷砖，摆了一张新床和一个衣柜，就这么多了。

我爸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好像想说什么，最后什么都没说，摆了摆手就走了。

屋子里就剩下我和她两个人。

我坐在床沿上，低着头看地板上的瓷砖缝。瓷砖铺得不平，有一块翘了个角，下午搬东西的时候差点绊了我一跤。

普丽雅站在窗户边上，背对着我，不知道在看什么。窗外什么都没有，就一排旧房子的后墙，墙上长满了青苔。

安静了好一会儿。

我脑子里乱七八糟的，酒劲一阵一阵往上涌，太阳穴突突地跳。我想起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是在县城那个劳务中介的办公室里。她坐在一群等着找工作的人中间，皮肤黑黑的，眼睛很大，安安静静地不说话。中介老周跟我说，她是印度来的，想在本地找个长期稳定的活干，什么活都行。

我当时刚从电子厂辞职，在家躺了三个月，被我妈天天骂。我爸让我去找老周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工作，我就去了。

然后我就看见了她。

说不上是什么感觉，就是觉得她跟周围所有人都不一样。那种不一样不是长相，也不是肤色，是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她坐在那里，腰挺得很直，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像是习惯了等待，又像是根本不在乎要等多久。

我多看了她两眼，她感觉到了，转过头来看我，冲我微微点了一下头。

就那么一个动作，我心里咯噔一下。

后来我跟老周说我找个能干活的人帮我爸搞养殖，老周就把她推荐过来了。我爸在村东头包了个小鱼塘，养了些草鱼鲫鱼，一直想扩大但缺人手。普丽雅来了之后，什么活都干，喂鱼、割草、修塘埂，不怕脏不怕累。我爸对她满意得不得了，说这外国女人比本地男人都能干。

我在旁边帮了两个月忙，跟她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多。她话不多，但做事特别认真，学东西也快。我教她怎么用增氧机，她看一遍就会了。我教她怎么配饲料，她用个小本子记下来，第二天就能自己操作。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她的。

可能就是有一天傍晚，我俩坐在鱼塘边上休息，太阳快落山了，天边红彤彤的一片。她忽然跟我说起她家乡的事，说那里也有这样的鱼塘，她爸爸以前就是养鱼的。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但我听得特别清楚。

她说她爸爸去世之后，家里的鱼塘被别人占了，她和她妈妈只能搬到城里去，她在工厂里做了六年工，攒了一点钱，想办法来了中国。

我问她为什么要来中国。

她说她想找一个能安安静静生活的地方。

那天晚上我回去之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她坐在鱼塘边上的样子，夕阳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睛里有光，但那种光不是兴奋，是一种很深的、很安静的、像是终于能喘一口气的东西。

我想了一个星期，然后跟我爸说，我要娶她。

我爸愣了好一会儿，问我想清楚了没有。我说想清楚了。他又问人家愿不愿意。我说我去问。

我去问普丽雅的时候，她正在鱼塘边上洗饲料桶。我站在旁边，憋了半天，脸都憋红了，最后就蹦出来一句：“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她停下手里的活，抬起头看我。

那个表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她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眼睛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像是意外，又像是感动，又像是某种我说不清楚的犹豫。她看了我好一会儿，最后轻轻点了一下头。

她说：“好。”

就一个字。

然后她低下头继续洗饲料桶，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我妈知道这件事之后，差点把家里的桌子掀了。她说你是不是疯了，娶一个比你大八岁的外国女人？你知道她什么来历？你知道她在印度有没有结过婚？你知道她家里什么情况？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要娶她？

我说我不需要知道那么多。

我妈气得哭了一整晚。

我爸倒是帮了我一把。他说孩子大了，他自己的事他自己拿主意，你拦也拦不住。再说那姑娘我看了，是个踏实过日子的人，比本地那些娇滴滴的小姑娘强多了。

我妈最后妥协了，但妥协得心不甘情不愿。

婚礼就是这么半推半就办下来的。

现在，新婚夜，我坐在床沿上，她站在窗户边，两个人隔了三四米的距离，像两个陌生人被关在同一间屋子里。

我抬起头看她。

她正好也转过身来看我。

四目相对。

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淡，嘴角只是微微翘了翘，但我看得出来她是真的在笑，不是在应付。

“你紧张？”她问我。

“有一点。”我说。其实不是一点，是紧张得要命。我的心跳得咚咚咚的，手心全是汗，比第一次去电子厂面试还紧张。

她走过来，在床的另一边坐下，跟我隔了大概半米的距离。

她身上有一种淡淡的香味，不是香水，像是某种洗衣皂的味道，很干净，很朴素。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了。

“我有一个要求。”她说。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我注意到她的手指在微微攥着旗袍的下摆，攥得有点紧。

我心里一沉。

来了。我想。我就知道这婚事没那么简单。我妈说得对，我什么都不知道就娶了她，现在麻烦来了。她是不是要跟我说她在印度有老公有孩子？是不是要跟我说她欠了一大笔债需要我还？是不是要跟我说她拿这个婚姻只是当跳板？

我脑子里一瞬间闪过无数种可能性，每一种都比前一种更糟。

我深吸了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什么要求？”我问。

她看着我的眼睛，很认真地说：“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请你不要打我。”

我愣住了。

彻彻底底愣住了。

我想过她会说任何话，但绝对没有想到会是这一句。

不要打她。

她说的是“不要打她”。

我的脑子像是被人按了暂停键，所有的想法都停了，只剩下这四个字在我耳朵里来回回荡。

不要打她。

我看着她，她的表情很认真，不是在开玩笑，不是在试探，是真的在提出一个请求。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我很熟悉的东西，我在鱼塘边上见过的那种东西，很深，很安静，但现在我忽然看懂了那是什么。

那是恐惧。

是埋得很深很深、被压了很久很久、但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的恐惧。

她怕我打她。

这个三十三岁的女人，比我大八岁，干起活来比男人还能吃苦，一个人从印度跑到中国，语言不通，举目无亲，什么活都肯干，什么苦都能吃。她坐在劳务中介办公室里那种安安静静等待的样子，她在鱼塘边上干活那种不怕脏不怕累的劲头，她学什么东西都特别认真的态度，所有这些我以为是她坚强、是她独立的表现，其实可能都不是。

她只是习惯了。

习惯了在一种随时可能被打的环境里活着，所以学会了安静，学会了不惹人注意，学会了什么苦都吃、什么活都干，因为只有这样才安全。

她来中国，也许不是为了什么发展，不是为了什么赚钱，就是想找一个能安安静静生活的地方。找一个不会打她的地方。

我看着她攥着旗袍下摆的手指，攥得那么紧，指节都有点发白。

我的鼻子一酸，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我赶紧低下头，怕她看见我眼睛红了。我盯着地板上的瓷砖缝，那块翘了角的瓷砖，使劲眨了眨眼睛，把眼泪憋回去。

“你听见了吗？”她又问了一遍，声音比刚才轻了一点，像是怕我问她这个问题太多次会让我不高兴。

“听见了。”我说。我的声音有点哑，我清了清嗓子，抬起头看她。

“我答应你。”我说。

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普丽雅，我答应你，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我绝对不会动你一根手指头。这辈子都不会。”

她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

然后她笑了。

不是刚才那种淡淡的、嘴角微微翘起的笑，是真的笑了。她的眼睛弯了起来，眼角挤出细细的纹路，整张脸都亮了起来。那个笑容像是憋了很久很久，终于能放出来了一样。

她低下头，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

我看见了，她的手背湿了。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

她跟我说了她以前的事。她说她嫁过一次人，在印度，十九岁的时候。那男人比她大十二岁，是她爸爸生病欠了钱之后，她妈妈做主把她嫁过去的，算是抵债。

那男人打她。

不是偶尔动手的那种，是经常打。喝了酒打，心情不好打，她做的饭不合口味打，她洗衣服洗得不干净打，有时候什么理由都没有，就是打。她给我看她右手手腕上的一道疤，说是有一次那男人用皮带抽她，她抬手挡了一下，皮带扣打在手腕上，骨头都裂了。她没去医院，自己找了块布缠了三个月，后来好了，但留了一道疤，阴天下雨的时候还会疼。

她忍了五年。

后来那男人在外面又找了一个女人，把她赶了出来。她说她被赶出来那天，身上只有一套换洗衣服和一百多块钱。她走回娘家，她妈抱着她哭了一整夜，第二天跟她说，你走吧，去哪里都行，别再回来了。

她在印度辗转了好几个城市，在工厂里做工，在餐厅里洗碗，在有钱人家里当佣人。攒了六年的钱，找了个中介，办了来中国的手续。

她说她来中国之前，中介跟她说中国很好找工作，工资比印度高，而且中国的男人不打老婆。

她说这话的时候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有自嘲，有苦涩，也有一点如释重负的轻松。

“中介是骗我的，”她说，“中国也有打老婆的男人，我在县城做工的时候见过，隔壁出租屋里那对夫妻，男人天天打女人，打得很凶。”

“但你不打。”她看着我说。

“你怎么知道我不打？”我问。

“我看得出来。”她说。

她说她观察了我两个月。她看我对我爸妈说话的态度，看我对待鱼塘里那些工人的方式，看我生气的时候是什么反应。有一次增氧机坏了，我修了两个小时没修好，气得把扳手摔在地上，但摔完之后我自己捡起来了，没有冲任何人发火。

她说这些细节她都看在眼里。

“你是一个好人。”她说。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但我的鼻子又酸了。

我长这么大，被人说过很多话，聪明、懂事、老实、没出息、窝囊，都有。但从来没有人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过“你是一个好人”。

好像这是一个很重要、很珍贵的评价。

我伸手过去，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很粗糙，手指上有茧，是长时间干活磨出来的。她的手比我的手还大一点，骨节分明，不像女人的手，倒像是一双干活的手。

她愣了一下，然后反手握住了我的手，握得很紧。

我们就这么坐着，握着手，谁都没说话。

窗外的风呼呼地吹，老房子后面的青苔墙在风里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远处不知道谁家的狗叫了两声，然后又安静了。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

她的眼睛很黑，很深，像是能装下很多东西。我想起她在鱼塘边上跟我说她爸爸的事情，想起她说想找一个能安安静静生活的地方，想起她在劳务中介办公室里那种安安静静等待的样子。

现在她就在这里，在我的新房里，坐在我的床上，握着我的手。

她是我的妻子了。

这个念头忽然变得无比真实，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沉甸甸的，但踏实。

我忽然觉得，我妈的反对、亲戚的闲话、王浩那些兄弟的起哄，所有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女人，这个从印度跑到中国来的女人，这个比我大八岁、手上全是茧、手腕上有疤的女人，她现在是我的妻子。我要对她好。

不是那种嘴上说说的好，是真的好。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普丽雅已经不在床上了。

我吓了一跳，赶紧穿衣服下床，跑到院子里一看，她正在厨房里忙活。厨房是我妈用的那个老厨房，土灶台，烧柴火的，她蹲在灶口前面，正在生火。灶台上放着一锅水，旁边案板上切好了葱花和姜片。

她看见我出来，冲我笑了一下。

“早上好。”她说。

“你起这么早？”我揉了揉眼睛，打了个哈欠。

“习惯了。”她说，“我给你做早饭，你们这里早上吃什么？我问过你爸爸，他说你喜欢吃面条。”

我看着她在厨房里忙活的样子，动作很熟练，切菜、烧火、下面条，一气呵成。她穿着我给她买的一件棉睡衣，袖子挽得高高的，露出两截黑瘦的手臂。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那种感觉说不上来，就是觉得这个画面很自然，好像她已经在这里住了很久一样，好像这个厨房本来就是她的，好像她天生就该在这里给我做早饭。

但我又觉得有点心酸。因为我知道她为什么这么熟练。不是因为她天生会做这些，是因为她做了太多年的饭，给别人做了太多年的饭，伺候了太多人，所以什么厨房都能上手，什么灶台都能应付。

她端着两碗面条出来，放在院子里的石桌上。面条煮得有点软，汤里放了葱花和姜，还打了一个荷包蛋。我吃了一口，味道不错，咸淡刚好。

“好吃吗？”她坐在我对面，有点紧张地看着我。

“好吃。”我说。

她松了口气，笑了。

吃完早饭，我带她去镇上转了一圈，算是认认路。镇上不大，一条主街，两边是各种店铺，超市、五金店、理发店、农药店，还有两家卖早餐的。我带着她从头走到尾，告诉她哪家超市东西便宜，哪家理发店剪头发剪得好，哪家五金店的老板是我爸的朋友可以赊账。

她听得很认真，时不时点一下头，有时候会问我一些问题，比如农药店卖不卖菜种子，超市里的米多少钱一斤。她的问题都很具体，都是过日子需要知道的事情。

我一一回答她。

走到街尾的时候，碰见了我二婶。我二婶站在她家开的杂货店门口，看见我俩走过来，眼睛瞪得老大，上上下下打量普丽雅，那眼神像是在看什么稀奇物件。

“这就是你娶的那个外国媳妇？”二婶问我，嗓门大得半条街都能听见。

“嗯。”我应了一声。

“哎哟，这黑得哟。”二婶啧啧了两声，“比电视上那些非洲人还黑。”

我的脸一下子就沉下来了。

我正要说话，普丽雅拉了一下我的袖子，冲我微微摇了摇头。

她冲二婶笑了一下，用她那带着口音的中文说：“你好。”

二婶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她会主动打招呼，有点尴尬地笑了笑，说了句“你好你好”，然后就转身进了店里。

我站在那里，心里堵得慌。

普丽雅拉了拉我的袖子，说：“走吧。”

我看着她，她的表情很平静，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但我知道她听懂了，二婶那句“黑得哟”她绝对听懂了。她来中国这么久，这种话她肯定不是第一次听到。

但她什么都没说。

她只是继续往前走，步子不快不慢，腰挺得很直，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身前，像她在劳务中介办公室里坐着的那种姿势。

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明白了。

她习惯了。

习惯了被人打量，习惯了被人说三道四，习惯了被人当成异类。她学会了不反驳、不解释、不生气，因为反驳和生气没有用，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她学会了把所有委屈咽下去，继续往前走。

我追上她，走在她的旁边。

我想牵她的手，但街上人太多，我又有点不好意思。犹豫了一下，还是伸手过去，握住了她的手。

她偏头看了我一眼，眼睛里有一点意外，然后笑了。

她的手很粗糙，但很暖和。

我们就这样牵着手走完了剩下的半条街。

回到家的时候，我爸已经在院子里等着了。他说鱼塘那边有点事，增氧机又不转了，让我去看看。我换了身旧衣服，普丽雅也跟着换了身干活穿的衣服，跟我一起去了鱼塘。

到了鱼塘，我蹲在增氧机旁边检查了半天，发现是线路接触不良，拿钳子拧了几下就好了。普丽雅在旁边帮我把散落的饲料袋码整齐，又把塘埂上几处松动的土踩实了。

干完活，我俩坐在塘埂上休息。

太阳很好，暖洋洋的，鱼塘水面上的波纹一闪一闪的。远处有人在烧秸秆，一股青烟慢慢升起来，在风里散了。

普丽雅看着水面，忽然说：“这里跟我家乡很像。”

“你家乡也有这样的鱼塘？”

“有。”她说，“我爸爸的鱼塘比这个小一点，但水比这个清。塘边上种了一圈椰子树，很高很高。我小时候经常坐在椰子树下面看我爸爸喂鱼。”

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回忆很远很远的事情。

“你想回去吗？”我问。

她沉默了一会儿，摇了摇头。

“回不去了。”她说，“那里的鱼塘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椰子树上挂了别人的牌子。我妈妈住在城里一间很小的屋子里，我回去也帮不了她什么。”

她低下头，捡起一颗小石子，扔进了水里。石子落水的声音很轻，扑通一声，溅起一小朵水花，然后就不见了。

“我在这里挺好的。”她说，“你爸爸对我很好，你对我很好，鱼塘的活我也能干。这里很安静。”

她说完这句话，转过头来看我。

“谢谢你娶我。”她说。

她说这四个字的时候语气特别认真，像是在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被她这么认真的语气弄得有点不好意思，挠了挠后脑勺，说：“谢什么，我自愿的。”

她笑了。

那天晚上，我妈来了一趟。

她站在院子里，没进屋，手里提着一袋子东西，脸色还是不好看，但比婚礼那天好了一点。她把袋子递给我，说：“给你媳妇的。”

我打开一看，是一床新棉被，还有两件新买的睡衣。

我愣了一下，抬头看我妈。

我妈不看我，看着别处，说：“天冷了，你那屋里就一床薄被子，冻死个人。睡衣是我估摸着买的，不知道合不合身，不合身自己去换。”

说完她就走了，步子很快，像是多待一秒就会后悔一样。

我拿着那袋东西进屋，给普丽雅看。她摸了摸棉被，又拿起睡衣在身上比了比，眼睛亮了一下。

“你妈妈买的？”她问。

“嗯。”

她沉默了一会儿，把睡衣叠好，放在枕头边上，动作很轻很仔细，像是在对待什么贵重物品。

“她不喜欢我。”普丽雅说。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安慰的话，但说不出来。因为我没法否认，我妈确实不喜欢她，至少现在不喜欢。

“没关系。”普丽雅说，“她给你送东西，说明她关心你。她关心你，就说明她不是坏人。不喜欢我没关系，慢慢来。”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没有委屈，没有抱怨，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我看着她把棉被铺在床上，把边边角角都掖得整整齐齐。她的动作很熟练，像是在铺过无数张床。

我忽然觉得，这个女人比我以为的要坚强得多。

她经历了那么多事情，被打、被赶出家门、一个人漂泊、异国他乡、语言不通、被人歧视，但她还能说出“慢慢来”这三个字。她还能相信事情会变好，还能用一种平静的语气说出“没关系”。

我走过去，从背后抱住了她。

她愣了一下，身体僵了一瞬间，然后慢慢放松下来，靠在我怀里。

她的身体很瘦，肩胛骨硌着我的胸口。她的头发有一股淡淡的柴火味，是早上在厨房里生火时沾上的。

“我会对你好的。”我贴着她的耳朵说。

她没说话，但我感觉到她的手覆上了我环在她腰间的手，轻轻握住了。

我们在那个二十平方的小屋子里住了下来。

日子过得很平淡。

每天早上普丽雅先起床，去厨房做早饭。我吃完早饭去鱼塘干活，她有时候跟我一起去，有时候留在家里收拾屋子、洗衣服。中午回来吃饭，下午再去鱼塘干到天黑。晚饭后我俩坐在院子里乘凉，有时候聊天，有时候就安安静静坐着，看天上的星星。

她的话慢慢多了起来。

她跟我说印度的事，说她小时候跟爸爸去集市上卖鱼，说她妈妈做的咖喱特别好吃，说她家乡有一种甜点是用椰奶和米做的，甜甜的糯糯的。她说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光，是那种回忆美好事物时才会有的光。

我也跟她说我的事。说我高中没毕业就去电子厂打工，说我在流水线上干了三年攒了五万块钱，说我爸一直想让我接手鱼塘但我嫌养鱼太累太无聊，说我妈一直催我相亲但我见了三个姑娘都没成。

她听到我说相亲的事，笑得前仰后合。

“你见的那三个姑娘，她们为什么不愿意？”她问。

“第一个嫌我学历低，第二个嫌我个子矮，第三个嫌我家穷。”我掰着手指头数给她听。

她笑得更厉害了，眼泪都笑出来了。

“那你为什么愿意娶我？”她笑完了之后问我。

我想了想，说：“因为你好看。”

她又笑了，这次笑得更大声，笑声在院子里回荡，惊得邻居家的狗叫了两声。

“我好看？”她指着自己的脸，“我这么黑，你说我好看？”

“黑怎么了，”我说，“黑得好看。”

她不笑了，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很柔软的东西。

“你真的这么觉得？”她问。

“真的。”我说。

我是真的觉得她好看。她的眼睛很大很亮，睫毛很长，鼻梁挺直，嘴唇饱满。她的皮肤是深褐色的，在太阳底下会泛出一种光泽，像是某种温润的木头。她笑起来的时候整张脸都会亮起来，那种亮不是白，是一种从内往外透出来的生气。

她低下头，抿着嘴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小，但很好看。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

一个月后，出了一件事。

那天下午我在鱼塘边上修网箱，普丽雅在旁边的空地上晒饲料。两个人在各忙各的，忽然听见一阵摩托车的声音，由远及近，在鱼塘边上停了下来。

我抬头一看，是王浩。他骑着他那辆二手摩托车，后座上坐着两个我不认识的人，一男一女，男的是个胖子，女的打扮得很艳，画着浓妆。

王浩下了车，冲我招手：“兄弟，我带朋友来看看你的跨国媳妇！”

他说话的语气还是那种嘻嘻哈哈的调调，但我听着不太舒服。他那个“跨国媳妇”的称呼，听起来像是在说什么新奇玩意儿。

普丽雅停下了手里的活，站起来，看着来人。

那个浓妆女人下了摩托车，踩着高跟鞋摇摇晃晃地走过来，上下打量普丽雅，然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哎哟我去，还真是黑的啊，”她扭头冲那个胖子说，“你看你看，比照片上还黑。”

那个胖子也笑，笑得很猥琐，说：“黑珍珠嘛，黑有黑的味道。”

我的血一下子冲上了脑门。

我把手里的扳手往地上一扔，站起来，走到那胖子面前。我比他矮半个头，但我当时气得什么都不在乎了。

“你再说一遍。”我说。

我的声音很冷，冷得我自己都有点意外。

那胖子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他看了看王浩，王浩的脸色有点尴尬，打了个哈哈说：“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别当真。”

“开玩笑？”我盯着那个胖子，“你刚才说的话，再重复一遍，让我听听有多好笑。”

那胖子脸上的笑僵住了，往后退了一步。

那个浓妆女人也有点慌了，拉了拉王浩的袖子，小声说：“走吧走吧。”

王浩看着我，表情有点复杂，像是觉得我小题大做，又像是有点心虚。他张了张嘴，最后什么都没说，骑上摩托车，带着那两个人走了。

摩托车的声音远了之后，我站在原地，胸口还在剧烈起伏。

普丽雅走过来，站在我旁边。

“你不用这样。”她说。

“什么叫不用这样？”我转过头看她，声音比我想象的要大，“他们那样说你，你让我装作没听见？”

她被我吼得缩了一下肩膀。

那个动作很小，但我看见了。我一下子想起了新婚夜她跟我说的那句话——“不要打我”。

我的心像是被人攥了一下，疼得我一激灵。

我深吸了一口气，把声音放低。

“对不起，”我说，“我不是冲你发火。”

她点了点头，说：“我知道。”

她走过来，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在发抖，但她的声音很稳。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她说，“但是你不要为这个跟人打架。打架不值得。他们说什么，我不在乎。”

“我在乎。”我说。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光闪了一下。

“你在乎。”她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像是在确认什么。

“我在乎。”我说。

她低下头，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心情还是不好，坐在院子里闷闷地抽烟。普丽雅搬了个小板凳坐在我旁边，也不说话，就陪着我坐着。

抽完两根烟，我把烟头摁灭，说：“以后谁再敢那样说你，我还怼他。”

普丽雅偏头看了我一眼，嘴角翘了一下。

“你这个人，”她说，“看着老实，凶起来还挺凶的。”

“那当然，”我说，“我属老虎的。”

她笑了。

“我属牛的，”她说，“牛比老虎大。”

“谁说的，老虎吃牛。”

“印度的牛老虎不敢吃。”

我俩就这么斗起嘴来，斗着斗着都笑了。院子里的风吹过来，带着鱼塘那边水草的味道，凉凉的，很舒服。

她靠过来，把头靠在我肩膀上。

“谢谢你。”她轻声说。

“又谢什么？”

“谢谢你为我生气。”

我搂住她的肩膀，她的肩膀很窄，我一只手就能握住。

“以后谁欺负你，我就跟谁急。”我说。

“好。”她说。

声音很轻，但很确定。

日子继续过。

春天来了，鱼塘的活多了起来。我爸说要扩大养殖规模，又包了旁边一个塘，两个塘加起来有七八亩水面。我和普丽雅每天从早忙到晚，放苗、喂料、巡塘、换水，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但普丽雅从来没喊过累。

她干活的劲头比我还足。早上天不亮就起来，先去塘边巡一圈，看看有没有死鱼浮上来，然后回来做早饭。吃完早饭又去塘里干活，中午回来做午饭，下午继续干，天黑收工回来做晚饭。一天三顿饭一顿不落，塘里的活也一点没少干。

我有时候看着她忙前忙后的样子，心里又佩服又心疼。我跟她说你不用这么拼，有些活我自己干就行。她说没事，她闲不住，闲着反而难受。

我知道她说的是真话。她确实闲不住，好像一闲下来就会想很多事情，那些事情让她不安，所以她宁愿一直忙着。

有一天晚上，她做了一顿印度菜。

她去镇上买了些香料，又去县城买了一些本地买不到的食材，回来在厨房里捣鼓了一下午。傍晚的时候，她端出来一锅咖喱，一盘炸面饼，还有一碟用酸奶和黄瓜做的凉拌菜。

我爸我妈都被叫过来一起吃。

我妈还是那副不冷不热的样子，但筷子没停。我爸吃得很香，一边吃一边夸，说这外国菜味道还真不错，比咱们这边的炖菜有滋味。

普丽雅坐在旁边，看着他们吃，脸上带着一点紧张的笑，像是在等考试成绩的学生。

我夹了一大块咖喱鸡肉塞进嘴里，冲她竖了个大拇指。

她松了口气，笑开了。

那顿饭吃得很慢，我爸喝了两杯酒，话多了起来，开始讲他年轻时候的事，说他在广东打工的时候也吃过印度人做的饭，说那印度人是他工友，做咖喱的时候整个宿舍楼都是那个味道，熏得别人直骂娘。

普丽雅听得津津有味，时不时问一句“后来呢”。

我妈吃完饭，破天荒地没有立刻走，而是坐在那里听我爸吹牛。听到好笑的地方，她嘴角也翘了一下。

普丽雅起身收拾碗筷的时候，我妈忽然说了一句：“放着吧，我来洗。”

普丽雅愣了一下，看着我妈。

我妈不看她，站起来端着碗筷进了厨房。

普丽雅转过头看我，眼睛里亮晶晶的。

我冲她眨了眨眼。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普丽雅忽然跟我说：“你妈妈今天洗碗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她说，‘你做的那个咖喱，挺好吃的’。”

我笑了。

“就这一句？”

“就这一句。”普丽雅说，“但是她说的时候，语气跟以前不一样了。”

她把脸埋进枕头里，闷闷地笑了一声。

“我觉得她开始接受我了。”她说。

我侧过身，把她搂进怀里。

“那当然，”我说，“你做饭那么好吃，谁能不接受你。”

她在我怀里笑，笑得身体一颤一颤的。

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地板上的瓷砖上，那块翘了角的瓷砖在月光下投出一小块阴影。我看着那块阴影，忽然想起新婚夜那天晚上，我坐在这张床沿上，紧张得手心出汗，她站在窗户边上，跟我说“不要打我”。

那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但其实才过了几个月。

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从两个陌生人变成了真正的夫妻。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就是平平淡淡的过日子，一起干活，一起吃饭，一起坐在院子里乘凉，一起面对那些不友善的目光和言语。

她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她教会我怎么修补网箱，怎么调配饲料的比例，怎么判断鱼是不是生病了。她也教会了我怎么去理解一个人，怎么从一个人的沉默里读出她经历过什么，怎么从一个人的习惯里看出她曾经受过什么伤。

而我给她的东西，说起来其实很少。

一个不会打她的家。一个会为她生气的丈夫。一个慢慢开始接受她的婆婆。

就这么多了。

但她好像很满足。

有一天傍晚，我俩坐在塘埂上，看着太阳落山。天边的云被染成了橘红色，水面上的波纹泛着金光。她靠在我肩膀上，忽然说了一句印度语。

我听不懂，问她说什么。

她翻译给我听：“那句话的意思是——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安心睡觉的地方。”

我搂紧了她。

“这里就是。”我说。

她点了点头，把脸埋进我的肩膀里。

我感觉到她的眼泪湿了我的衣服，热热的。

但我什么都没说，就让她哭。

因为我知道那不是伤心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