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探聂海芬法律责任的深度剖析

——张氏叔侄冤案中的刑讯逼供、扣押证据与徇私枉法

作者 ：黄贵耕

引言

2013 年浙江张氏叔侄冤案再审宣判无罪，成为我国落实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里程碑案件。此案撕开了旧有侦查模式 “口供至上、有罪推定” 的巨大漏洞，而案件核心经办审核人、曾被冠以 “女神探” 称号的聂海芬，其履职行为至今仍引发法律界与公众持续争议。本案最令人惊骇之处在于：聂海芬不仅主导炮制张氏叔侄冤假错案，还在真凶勾海峰落网后，滥用职权压制关键 DNA 物证、刻意阻断案件平反渠道，直接导致两名无辜公民多承受八年冤狱。当年仅对其作出行政记大过、调离预审岗位的轻微处分，未启动刑事追责，由此暴露出追责尺度失衡、命案办案人员缺乏敬畏、冤假错案难以从根源遏制等深层法治难题。厘清聂海芬在全案中的行为、法定责任、轻罚带来的负面效应，以及从严追责的制度价值，对完善刑事侦查监督、防范冤错案件具有极强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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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件完整脉络：一人两案，手握真凶线索却刻意掩盖八年

（一）2003 年 “5・19” 命案：无客观物证，依靠口供构陷张氏叔侄

2003 年 5 月，杭州少女王某搭乘安徽货车司机张辉、张高平叔侄后遇害，尸体抛于路边水沟。现场勘查存在根本性无罪证据：死者指甲缝提取到陌生男性 DNA，与张氏叔侄二人完全不匹配；案发现场、货车内未检出二人任何生物痕迹、指纹；无目击证人、无完整作案轨迹佐证二人行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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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的聂海芬，作为全案预审、证据审核第一责任人，完全摒弃证据裁判原则，采用 “突审” 手段获取前后矛盾的认罪口供，同时安排同监室人员袁连芳威逼诱导叔侄固定有罪陈述，人为拼凑所谓 “完整证据链”。面对 DNA 不匹配这一核心疑点，聂海芬刻意弱化、回避该物证证明效力，强行以口供定案。2004 年一审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徒刑，二审改判死缓与十五年有期徒刑，二人随即被送往新疆监狱服刑，自此开启长达十年的申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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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刑期间，张高平持续对照同类案件寻找线索，始终坚称无罪，多次提交申诉材料，要求比对同类出租车女性遇害案件嫌疑人 DNA，但全部石沉大海。

（二）2005 年真凶勾海峰落网：同一审核人掌握关键翻案线索，八年刻意封存

2005 年 1 月，出租车司机勾海峰因车费纠纷杀害浙大学生吴晶晶被抓获，该案作为杭州重大命案，预审、案卷审核工作依旧由聂海芬全权负责。两起命案作案模式高度重合：均为出租车搭载年轻女性、扼颈致死、抛尸野外，作案对象、手段、场景高度相似，具备并案侦查、交叉比对 DNA 的法定必要条件。

后续 DNA 鉴定证实，2003 年被害少女王某指甲缝留存的凶手 DNA，与勾海峰完全匹配，足以直接排除张氏叔侄作案嫌疑。而这条能够一键平反冤案的关键证据，全程掌握在聂海芬手中。此时张高平已通过新闻得知勾海峰案，多次书面、口头向办案机关申请调取 DNA 数据比对，聂海芬完全无视申诉诉求，刻意割裂两起案件关联，拒绝启动 DNA 交叉核验，刻意压制能够证明叔侄清白的核心物证。

直至 2011 年，公安机关录入 DNA 数据库后才自动匹配出勾海峰，这条被人为封存八年的证据终于浮出水面。2013 年 3 月，浙江高院再审撤销全部原审判决，当庭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因聂海芬隐匿、压制 DNA 线索，两名无辜者平白多承受八年牢狱，家庭彻底破碎：张高平妻子改嫁、母亲至死未能等到沉冤昭雪；张辉原定婚约作废，长期关押造成严重精神创伤，多次狱中轻生。国家支付 221 万余元国家赔偿，但金钱无法弥补被剥夺的十年人生、亲情与尊严。

二、聂海芬三类核心违法履职行为对应的法律责任拆解

结合《刑法》《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聂海芬在案件中存在刑讯逼供、隐匿关键无罪证据、滥用职权阻碍纠错三类违法事实，分别对应不同法律责任。

（一）主导非法审讯，依靠虚假口供定案，涉嫌刑讯逼供相关违法

本案原审定罪核心依据仅有张氏叔侄不稳定认罪供述，无任何客观物证支撑。二人出狱后一致陈述，审讯期间遭受长时间突击审讯、精神施压，同监室耳目受办案人员指使威逼诱供，形成非法言词证据。聂海芬作为预审负责人，全程主导审讯流程、审核全部口供笔录，明知供述存在多处违背客观逻辑的矛盾点，未依法核查取证合法性，反而将非法口供作为定案核心依据。

根据《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刑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依法排除。再审程序中，浙江高院已将全部有罪供述予以排除，直接印证口供取证程序严重违法。从职务责任层面，聂海芬未尽预审把关义务，放任甚至主导非法取证行为，是冤案形成的源头性过错。

（二）刻意压制、隐匿真凶 DNA 证据，客观实施枉法渎职行为

本案最核心、性质最恶劣的行为，是聂海芬手握能够直接证明张氏叔侄无罪的 DNA 比对线索，八年拒不核查、刻意割裂两案关联，刻意阻断申诉纠错渠道。

1. 法定侦查义务层面：命案预审人员负有串并同类案件、比对生物物证、排查第三人作案可能的硬性职责，两起高度相似命案由同一人审核，本应第一时间开展 DNA 交叉比对，及时消除合理怀疑；

2. 当事人权利保障层面：面对服刑人员多次书面申诉，办案机关有义务核查申诉线索、调取相关物证，聂海芬刻意无视当事人诉求，人为封堵平反通道；

3. 证据处置层面：死者指甲 DNA 属于法定无罪证据，聂海芬长期弱化、封存该物证，客观上属于隐匿、隐瞒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关键证据。

徇私枉法，指将无辜者定罪判刑，使真凶逃避法律制裁，本案中，聂海芬将无辜的张氏叔侄判处重刑，同时刻意掩盖勾海峰涉嫌 2003 年奸杀案的关键线索，致使真凶勾海峰得以逃避该项奸杀罪责，其行为完全契合徇私枉法罪的法定构成要件，聂海芬依法构成徇私枉法罪。依据《刑法》第 399 条徇私枉法罪立案标准，司法工作人员隐匿、隐瞒无罪证据，对明知无犯罪事实的人追究刑事责任，符合徇私枉法罪立案情形；即便不认定主观 “徇私” 动机，其严重不负责任、违规履职造成十年冤狱、巨额国家赔偿、司法公信力严重受损，已达到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罪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的定罪标准。

（三）固化 “铁案” 政绩人设，以办案业绩凌驾程序正义，主观过错明显

聂海芬当年是公安系统重点宣传先进典型，对外宣传经手 350 余起重特大命案、300 余起死刑案件 “零错案”，获评全国三八红旗手，央视专题片《无懈可击聂海芬》将其塑造成刑侦标杆。大量材料显示，其办案逻辑长期奉行 “口供为王、有罪推定”，将破案速度、定罪率作为核心政绩，轻视程序、物证、合理怀疑。

在张氏叔侄案中，为维持自身 “神探” 完美履历，聂海芬不愿推翻自己认定的结论，不愿承认办案疏漏，刻意掩盖 DNA 重大疑点，本质是个人政绩追求凌驾公民人身自由与司法公正，主观过错显著，并非简单业务能力不足导致的普通办案失误。

三、对聂海芬从轻处置、使其近乎 “逍遥法外” 的多重负面法治危害

冤案平反后，浙江省政法委成立联合调查组复盘全流程，最终仅对聂海芬作出行政记大过、免去预审大队长、调离刑侦一线的处分，未启动刑事立案侦查，未追究刑事责任，网传其被判刑入狱的消息均被杭州检法官方辟谣。该畸轻处理结果，带来多重难以消解的法治负面效应，也是公众持续质疑的核心根源。

（一）弱化命案办案人员敬畏之心，形成 “重破案、轻纠错” 不良导向

命案直接关乎公民生命、自由与家庭完整，法律要求侦查人员对命案办理保持极致审慎、敬畏之心。但聂海芬仅受政务处分、保留公职的处理结果，向全体一线侦查人员释放负面信号：即便在命案中隐匿关键无罪证据、依靠非法口供制造长期冤狱，也无需承担刑事追责，仅付出轻微行政代价。 长此以往，部分办案人员会继续固守 “破案优先” 思维，忽视物证核查、忽视当事人申诉、刻意掩盖案件疑点，有罪推定、口供至上的陈旧办案模式难以根除，从根源上无法遏制冤假错案滋生土壤。

（二）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消解公众对刑事程序的信任基础

司法公正的直观标尺是 “有错必纠、有责必罚”。两名无辜公民失去十年自由、家庭破碎，国家承担巨额赔偿，而制造、拖延冤案的核心审核人仅受内部处分，无刑事追责、无公开致歉、无全面案卷复核。巨大后果与轻微追责形成强烈反差，让公众质疑政法系统追责尺度失衡，怀疑存在对先进典型、中层干部的层级庇护。当群众认为司法过错代价不对等，会降低对侦查、预审、纠错全流程的信任，动摇法治根基。

（三）缺乏对同类案件的警示震慑，同类侦查渎职行为难以约束

我国多起平反冤错案件均存在预审人员忽视物证、隐匿疑点、压制申诉的共性问题。若此类严重渎职行为不适用刑事追责，仅依靠内部行政处分，无法形成有效震慑。预审作为侦查与起诉衔接的关键关口，一旦失去刚性责任约束，极易重复出现人为掩盖疑点、强行定案的行为，同类冤错案件无法从制度层面杜绝。

（四）蒙冤当事人权利救济渠道不完整，权责对等原则落空

法治基本原则要求权责统一：权力越大，过错对应的责任越重。聂海芬手握命案预审、证据审核决定权，公权力滥用造成不可逆人身损害，却仅承担轻微纪律责任；而张氏叔侄承受十年自由剥夺、精神创伤，依靠国家赔偿弥补损失，国家财政为办案人员渎职行为买单，权责严重失衡，无法实现对受害者的实质公平。

四、从严追究聂海芬相关法律责任的深层法治意义

站在完善刑事侦查监督、防范冤假错案的视角，严格依法界定、追究聂海芬全部法律责任，具备不可替代的制度价值，也是落实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 的必然要求。

（一）倒逼全体刑侦人员树立证据裁判意识，筑牢命案审慎底线

从严追责能够破除 “口供万能、政绩优先” 的错误办案思维，倒逼所有侦查、预审人员严格落实证据裁判、疑罪从无法定原则。督促办案人员主动核查 DNA、痕迹等客观物证，正视案件全部合理怀疑，摒弃有罪推定惯性，从源头减少依靠非法口供定案的情形，真正建立对命案、对公民人身权利的敬畏之心。

（二）构建完整办案追责链条，实现 “权责对等、有错必究”

对造成重大冤狱、隐匿关键证据的预审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能够打通行政处分、刑事追责的衔接通道，改变 “重大过错仅内部处理” 的宽松现状。明确预审人员作为证据审核第一责任人的终身追责机制，无论岗位调整、荣誉加持，只要履职违法造成严重后果，均需承担对应法律代价，形成完整闭环责任体系。

（三）强化申诉纠错机制刚性效力，保障当事人申诉权利

聂海芬一案暴露出服刑人员申诉渠道形同虚设的漏洞。从严追责能够警示办案机关不得漠视、压制当事人申诉线索，法定核查义务必须落地执行，只要申诉提供合理可疑线索，必须启动物证比对、案件复查程序，杜绝人为封存证据、拖延平反的行为，充分保障公民申诉权。

（四）完善先进典型考核机制，破除 “唯破案率” 畸形政绩导向

本案悲剧根源之一是公安系统曾以 “零错案、高定罪率” 作为刑侦人员评优晋升核心标准，催生掩盖案件漏洞、强行定案的动机。严肃追究聂海芬责任，能够推动司法考核体系改革，弱化破案指标权重，增加程序合规、疑点核查、申诉处置等指标考核，从制度上消除制造冤错案件的政绩驱动力。

（五）巩固非法证据排除、疑罪从无规则落地成效

张氏叔侄案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标志性判例，当年再审全面排除非法口供，推动刑诉法相关制度细化。若对制造非法证据、隐匿无罪物证的责任人从轻处置，会削弱该规则的实践约束力；唯有配套刚性追责，才能让非法证据排除不再仅停留在审判环节，向前延伸至侦查、预审阶段，全流程防范冤假错案。

五、案件延伸反思：如何从制度层面杜绝同类 “聂海芬式” 渎职冤案

结合聂海芬案暴露的监管、考核、监督漏洞，需同步完善多重制度，从根源减少侦查渎职与冤错案件：第一，建立命案生物物证强制交叉比对制度。同类侵害女性、出租车作案等高度关联案件，必须自动比对 DNA、指纹等生物信息，设置系统强制预警，杜绝人为不比对、刻意割裂案件；第二，落实预审人员办案终身追责机制，对隐匿无罪证据、放任非法取证、压制申诉线索造成重大冤狱的，同步启动纪律审查与刑事侦查，不搞 “先进典型免责”；第三，独立化服刑申诉核查通道，由驻监检察部门直接接收服刑人员申诉线索，绕过原办案单位核查，避免原办案人员刻意掩盖疑点；第四，重构刑侦考核体系，取消 “百分百破案率”“死刑案件数量” 等量化评优指标，将程序合规、疑点排查、申诉处置纳入核心考核；第五，常态化对历年重大命案开展随机案卷复核，对当年依靠口供定案、存在 DNA 第三人痕迹的旧案重新筛查，排查潜在未平反冤错案件。

结语

张氏叔侄冤案中聂海芬的系列违法履职行为，是侦查中心主义、口供至上、政绩导向叠加催生的典型悲剧。她亲手制造冤假错案，又手握真凶 DNA 线索八年刻意压制，直接导致两名无辜者十年牢狱，造成难以逆转的人身、家庭损害与巨额公共损失。仅以轻微行政处分了结全部过错，既无法告慰蒙冤当事人，也难以对全国刑侦队伍形成有效震慑，持续弱化命案办案人员的法治敬畏，不利于从根源遏制冤假错案。

从严界定、追究聂海芬对应的行政、刑事法律责任，不只是个案公平的矫正，更是完善刑事侦查监督、重塑证据裁判理念、筑牢人权司法保障底线的必要举措。唯有让每一名手握侦查权、预审权的执法者明白：忽视物证、掩盖疑点、滥用公权力制造冤狱必将付出对等法律代价，才能真正摒弃 “重破案、轻公正” 的旧有思维，让疑罪从无、程序正义落地生根，杜绝类似十年冤狱的悲剧再度上演。

作者黄贵耕，原资深法治新闻调查记者，曾任职于《人民法治》《法治日报》等多家新闻机构，现为专职执业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