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着小雨,他让我去车里拿落在副驾的烟盒。
我弯腰去够,手指碰到一个信封。
信封没封口,里面滚出几张纸。
我以为是过路费单,翻过来一看,是张购车发票,抬头写着他公司女同事的名字,车价那栏填着:389,000。
我蹲在驾驶座脚垫上,把发票翻来覆去看了三遍,每一遍确认完,心里某个地方就往下沉一点。
然后我笑了,真的笑了,那个笑从嘴角慢慢漫到眼底,最后变成一滴眼泪砸在发票的数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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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结婚纪念日那天,我从早上就开始忙活。
先去菜市场买了条三斤的草鱼,又去超市拎了两斤排骨,回到家系上围裙就开始忙。
炒了四个菜,炖了个汤,摆了满满一桌子。
我还特意拿出那套结婚时买的碗碟,平时舍不得用,一直锁在柜子里。
五点的时候给他发了条微信:“今天早点回来,做了你爱吃的菜。”
他回了个“好”字,加一个拥抱的表情。
我坐在沙发上等,从五点半等到六点半,又等到七点半。
桌上的菜慢慢凉了,汤面上凝出一层油。
我拿手机给他打电话,响了六声没人接。
又打了一次,响了八声,那头接起来,声音有点喘:“还在公司忙,有个客户要应付,你先吃。”
“今天是什么日子你记得吗?”我问。
电话那头顿了两秒:“知道知道,纪念日嘛。忙完这阵补给你。”
挂了电话,我盯着那一桌已经冷透的菜发呆。
客厅很安静,只听得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我拿起筷子夹了一口红烧排骨,嚼了两下,觉得没什么味道,又放下了。
这些年,这样的场景不是一次两次了。
我嫁给黄高岑十四年,从二十八岁嫁进来,到今年四十二岁。
那时候他还是个跑业务的,一个月挣七八千,连婚戒都是分期买的。
我也不嫌弃,觉得男人人好就行。
后来他开了自己的贸易公司,头两年确实很辛苦,我看着他早出晚归,脸都瘦了一圈,心疼得不行。
但从五年前开始,事情就变了。
那一年,他第一次跟我说公司亏了。
那天晚上他回来得特别晚,进门的时候眼眶红红的,也不说话,就坐在沙发上发呆。
我问他怎么了,他叹了口气说:“公司这个季度赔了十几万,今年怕是不好过了。”
我当时心里一阵发紧,嘴上说:“没事没事,做生意嘛,有赚有赔正常。”
他抓住我的手,眼睛红红的:“老婆,我好怕撑不过去。”
那一晚我跟他说了很多话,拍着他的背说没事,咱们一起扛。第二天我就去银行取了三万块给他。
那是我出嫁时我妈给我的压箱钱。
现在想想,那三万块像是一个开端,从那以后,他说亏损的次数越来越多。
从一年一两次,到后来一个月一两次,再后来几乎是每次回家,眉头都是拧着的。
“公司周转不过来,差五万付货款。”
“这个月的员工工资还差三万。”
“税务那边催缴费,我实在想不出办法了。”
“这批货被压住了,得先垫二十万。”
他每次说这些的时候,表情都是痛苦又疲惫的,声音沙哑,眼眶红润。
我心疼,就一次次地掏钱。
先是取嫁妆、卖金饰,后来连我妈留给我那套小房子也卖了。
那房子在城郊,不大,六十平,是妈走了以后留给我的。
我一直留着,逢年过节还回去扫扫灰。
但黄高岑说公司实在撑不住了,再不投钱就完了,我咬了咬牙,把房子挂出去卖了二十七万。
那天签完合同,我在房子门口站了很久,看着那把老式的铁锁,心里说不出的酸。但一想到这是帮他渡过难关,又觉得值了。
我进门的时候,他正坐在客厅里看手机。看到我回来,赶紧迎上来:“签了?”
“签了。”我把银行卡递给他,“二十七万都在里面了。”
他抱住我,在我耳边说:“老婆,这辈子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我靠在他肩膀上,想着夫妻之间,说什么报答不报答。
02
那天晚上吃完了饭,我一个人坐在客厅看电视。
其实也没看进去什么,电视上播着个什么连续剧,演员在里头哭哭啼啼的,我盯着屏幕,脑子里想的却是别的事。
黄高岑九点多才回来,进门的时候拎着一袋水果,笑着说:“今天客户给带的,说是进口的,你尝尝。”
他把袋子放在茶几上,弯腰凑过来亲了我一下。
我闻到他身上有股淡淡的香水味,不是我的,是那种甜腻的花香。
我愣了一下,想问什么,但看他已经转身去了卫生间,话又咽了回去。
第二天我去了蒋淑兰的美容院。
蒋淑兰是我十几年的老朋友了,住我们家隔壁栋,开一家不大不小的美容院,生意还行。
她这个人说话直,刀子嘴豆腐心,我心里有事总爱找她聊聊。
我去的时候店里没什么人,她正靠在沙发上嗑瓜子。看我进来,眼睛一亮:“哟,今天怎么舍得出来了?”
我坐下来,说:“心里烦。”
“又怎么了?”她递给我一把瓜子,“是不是你老公又说亏钱了?”
“不是。”我想了想,“前天晚上他回来,身上有香水味。”
蒋淑兰手里的瓜子壳掉在地上,她盯着我看了两秒:“我说林玉璎,你真信他公司亏了?”
我愣了一下:“什么意思?”
“你算算这五年你往里头贴了多少钱了?”她掰着手指头数,“嫁妆、金饰、那套房子……加一起得有二十多万吧?说的好听叫周转,说的不好听……”
“什么?”
蒋淑兰欲言又止,最后还是摆摆手:“算了算了,不说这个。”
我没有追问,但那天从美容院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像有根刺,扎得不深,但隐隐作痛。
晚上黄高岑又加班,我一个人在家做饭。洗菜的时候,水龙头哗哗地响,我脑子里忽然想起一件事。
上个月他说公司缺钱,让我去银行取两万。
我在银行排队的时候,看到旁边有个女的在办业务,跟柜员说什么“理财产品年化收益四个点”,我当时心想,这么高的利息,有钱买理财产品真好。
现在忽然想到,黄高岑连年亏损,为什么还有钱给员工发年终奖?
前阵子他随口提了一句,说公司效益再差,年终奖总得发,每人发了五千块。
既然公司亏了,哪来的钱发年终奖?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赶紧把它按下去,告诉自己别瞎想,他是我老公,不能这么怀疑他。
可那个念头就像野草,压下去又长出来,怎么也拔不干净。
接下来几天,我开始留意一些以前没在意的细节。
比如他的手机从不离身,连洗澡都带进去。
比如他以前出差会跟我报备去哪个城市,现在只说“有事”,问多了还不耐烦。
比如他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有时候后半夜才回来,回来倒头就睡,话也不说一句。
有一天晚上他睡着了,手机屏幕突然亮了一下。
我下意识瞄了一眼,是一条微信消息,备注名字是“许婉清”,内容只显示了几个字:“黄总,明天别忘了……”
我想伸手去拿手机,但手在半空中停住了。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把手收了回来。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翻来覆去睡不着。黄高岑在旁边打着呼噜,睡得很香。
我侧过头看着他,借着窗外的路灯光,他的脸看得不太清楚。
这个男人跟我一起生活了十四年,我自以为了解他,可那天晚上,我忽然觉得他很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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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我还发现了一张收据。
那天洗衣的时候,从黄高岑裤兜里掏出来的。一张商场的销售单据,买的是一个包,牌子我不认识,但价格那一栏写着八千六百块。
我拿着那张收据看了好一会儿。
他从来没给我买过这么贵的包。
结婚这些年,生日礼物顶多是个几百块的项链或者衣服,有时候连礼物都没有,直接发个红包了事。
有一年我生日,他忙得忘了,第二天才想起来,给我发了五十块钱的微信红包,说“老婆辛苦了”。
现在他给别的女人买了八千多的包?
这个念头像一盆冷水浇下来,从头凉到脚。
那天晚上他回来,我装作若无其事地问了一句:“你最近买包了?”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哦,那个啊,客户托我买的一个包,送给领导的,让我帮忙跑一趟。”
“八千多那个?”
“你看到了?”他脸色变了一下,很快恢复正常,“是啊,客户钱都转给我了,就让我代买一下。怎么了?”
“没事。”我说,“就随便问问。”
他嗯了一声,走到沙发那边坐下,掏出手机开始玩。
我看着他,心里那个念头越来越清晰:他在撒谎。
一个人在撒谎的时候,会有一瞬间的慌乱,眼睛会不自觉地往旁边瞟。尽管他掩饰得很好,但我认识他十四年了,这点变化还是能看出来的。
但我没有拆穿。
晚上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五年的事。如果他在骗我,那这五年的“亏损”是假的吗?那我的嫁妆、金饰、小房子,那些钱都去哪了?
我不愿意往那个方向想,可那些细节像拼图一样,一块一块地拼在一起。
“公司亏”这三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越来越顺口,越来越频繁。
从最开始的一脸愧疚,到后来变成了理所当然。
每次我问他公司怎么样了,他总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说“还是老样子,撑一天算一天”。
可现在想想,他穿的衣服越来越贵,抽的烟也换了牌子,前阵子还说想换辆车。这些都不是一个“亏损”公司老板该有的样子。
我又想起婆婆吴冬花上次来家里时说的话。
那天是周末,黄高岑出差去了,婆婆过来吃饭。吃饭的时候她突然聊起黄高岑小时候,说他从小就聪明会来事,长大了更有出息。
“妈,”我试探着问,“高岑公司最近怎么样?他说不太好。”
婆婆哼了一声:“谁说不好?我儿子能干着呢!”
“可他老说亏钱。”
婆婆筷子一顿,看着我,眼神里带着点不耐烦:“男人嘛,在外面做生意有输有赢正常。你一个女人,在家带孩子做家务就行了,别操心那么多。”
她顿了顿,又说:“他要是真亏了,还买得起那套……”
话说到一半,她忽然停住了,像是意识到什么,赶紧夹了一筷子菜堵住了嘴。
我心里咯噔一下:“买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婆婆摆摆手,“你听错了。”
那天之后,我越想越觉得婆婆那句话有问题。“买得起那套”——那套什么?房子?车?还是别的?
我心里像猫抓一样,但又不知道该怎么查。
有几天我甚至想过,也许是我多心了。
他是老公,我该信任他,夫妻之间没有信任怎么过日子?
也许他真的运气不好,公司一直亏着,只是嘴硬不想让我担心。
可我转念一想,那包是怎么回事?那香水味是怎么回事?那些年被掏空的嫁妆和房子,又算什么?
04
我决定去他公司看看。
周三下午,我打了个车去他公司。他公司在一个写字楼的六楼,面积不大,一间办公室加一个会议室,总共四五个员工。
我到前台的时候,前台的小姑娘正在刷手机。看到我,愣了一下:“您好,您找哪位?”
“我找黄高岑。”
“黄总啊,”小姑娘看了看那头的办公室,“他在开会,要不您等一会儿?”
我说好,就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
等了大概二十分钟,我听到办公室那边传来开门声和说笑声。我抬头一看,黄高岑的办公室门开了,他走了出来,后面跟着一个年轻女的。
那女的长得挺好看的,瓜子脸,大眼睛,一头长卷发,穿着白衬衫加黑色包臀裙,高跟鞋踩得咯噔咯噔响。
她看着黄高岑,笑得很甜,说了句什么,黄高岑也笑了,拍了拍她的肩膀。
那一刻,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刺了一下。
我站起身,走过去:“高岑。”
他转过头看到我,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很快又恢复过来:“你怎么来了?”
“路过,来看看你。”我说,目光落在他身后的女人身上,“这位是?”
“哦,这是许婉清,新来的同事,”他说,“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那个小姑娘,工作挺能干的。”
许婉清甜甜地笑着说:“嫂子好,总听黄总提起你。”
我点点头,没说话。
黄高岑把我领进办公室,关上门:“你咋突然跑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
“我正好在附近办事,顺便来看看你。”我说,“公司情况怎么样?”
“老样子呗,撑一天算一天。”他叹了口气,表情又变成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下个月员工工资都快发不出了,我正愁呢。”
我看着他的表情,心里突然觉得有点好笑。
这几年,他说这句话的次数,少说也有十几二十次了。
每一次都是同一个表情,同一副腔调,像一个背熟了的台词。
“那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他揉着太阳穴,“走一步看一步吧。”
我坐在他对面,看着他表演。
办公室里很安静,文件桌上堆着一摞摞单据,电脑屏幕亮着,上面是一个Excel表格,密密麻麻的数字。
但我没看那些数字,我看的是他办公桌上那个笔筒。
笔筒里插着一支口红。
粉色的,盖子没盖严,隐约能看到膏体上有个小小的唇印。
我没有说什么,只是起身说:“行,那你忙吧,我先走了。”
他送我到门口,在走廊里还搂了一下我的肩膀,显得特别恩爱。我配合着笑了笑,走出写字楼大门,脸上的笑就垮了。
那天下午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在楼下的长椅上坐了很久。
阳光很晒,但我感觉不到热。
脑子里乱哄哄的,一会儿是他红着眼眶说公司亏了的样子,一会儿是他和许婉清并肩走出来的笑容,一会儿又是那支口红。
我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了搜许婉清的头像。
头像是一个年轻女人的自拍,笑容灿烂,看起来也就二十七八岁的样子。
她的朋友圈背景是一张夕阳下的大海照片,配文是“余生很长,要和有趣的人在一起”。
我盯着那条朋友圈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锁屏,塞回包里。
回家的路上,我路过那家我卖掉的小房子的方向,远远看了一眼。那栋楼还在,只是窗户已经换了新的防盗网,显然已经换了主人。
我站在路边,眼泪突然就掉下来了。
妈,我把你留给我的东西弄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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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周五,黄高岑说要去外地出差,明天才回来。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家,翻来覆去睡不着。凌晨一点多的时候,起来喝了杯水,路过他放公文包的地方,鬼使神差地停下来,拉开了拉链。
里面就是些平常的文件夹、名片本、一个充电宝。我翻了翻,没什么特别的。正准备拉上拉链,手指碰到一个信封。
信封是牛皮纸的,摸起来挺厚。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沓票据。
最上面的一张,是张购车发票。
抬头写着“许婉清”,车型是白色现代某某款,价格三十八万九千,开票日期是今年三月。
我盯着那张发票,眼前一阵发黑。
信封里还有别的。
我一张一张地翻出来看:第二张是购房发票,写的黄高岑的名字,买在某别墅区,全款一百三十多万,日期是去年八月。
第三张是装修款的收据,二十万出头,日期是去年十二月。
我拿着这三张发票,倚着墙慢慢蹲下去,坐到地上。
客厅里很安静,只听到冰箱嗡嗡的运转声。
我翻开手机日历,算了算时间:去年八月买别墅的时候,他跟我说公司亏了三十万,让我卖房子凑钱。
去年十二月装修的时候,他跟我说公司税务罚款,又让我取了两万。
今年三月买车的时候,他跟我说公司周转不开,问我还有没有私房钱。
那三张发票加起来的金额,将近两百万。
我这些年填进去的嫁妆、金饰、小房子,加起来也才三十八万出头。
他突然就笑了。
是那种控制不住的笑,从嗓子眼儿里挤出来,一点一点扩大,最后变成仰着头的、眼泪都笑出来的笑。
我想起我蹲在银行柜台前,双手捧着我妈留给我的房产证递给工作人员时的样子,心里又酸又涩又疼。
但笑啊笑的,我就真的撑起来了。
他根本就没亏过钱。
他发了财,买了别墅,换了新车,还给情人买了车。
而我呢?我傻乎乎地把嫁妆、金饰、房子,一分一分地掏给他,还以为自己是救苦救难的妻子。
我把那三张发票拍了照片,然后把信封原样放回去,拉好公文包的拉链。
站起来的时候腿有点软,但我撑着墙站稳了。
走到卫生间,洗了把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眼圈有点红,头发有点乱,脸上挂着不知道是眼泪还是水珠的东西。
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又笑了一下。
这个笑跟刚才那个不一样。刚才那个是崩溃的笑,这个笑里面有别的东西。
是决心。
我转身回到客厅,拿起手机,拨通了蒋淑兰的电话。
响了四声,那边接起来,带着睡意:“喂?哪个神经病大半夜打……”
“兰姐,”我说,“帮我找个律师,最好的那种。”
“啊?现在?凌晨一点?”
“对,现在。”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蒋淑兰的声音清醒了:“出了什么事?”
“我老公,”我顿了顿,“他骗了我五年。”
06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蒋淑兰家里。
她一开门,看我眼睛肿得像核桃,愣了一下:“你昨晚哭了多久?”
“没哭。”我说,“笑了一晚上。”
蒋淑兰看了我几秒,叹了口气,让我进屋。
我坐在她家沙发上,把手机里的照片翻出来给她看。
她拿着手机,一张一张地翻,越看脸色越难看。
翻到最后一张的时候,她啪地一声把手机拍在茶几上,把我吓了一跳。
“这个王八蛋,”她咬着牙说,“我早就跟你说过不对劲!”
“我知道。”我说,“可我一直不信。”
蒋淑兰看着我,眼神里带着心疼:“你打算怎么办?”
“我想查清楚。”我说,“查他到底赚了多少钱,那些钱都去了哪。”
“你怎么查?”
“你认识的人多。”我看着她的眼睛,“帮我找个人,能查他公司的账。”
蒋淑兰想了想:“我有个老同学,现在在审计局上班,她老公是会计,应该能帮忙看看。不过……”
“不过什么?”
“查出来你能怎么办?”蒋淑兰看着我,“你跟他结婚十四年,你父母都走了,又没有孩子。你要是跟他撕破脸,你能去哪?”
她这番话像一盆冷水,把我从愤怒中浇醒了。
是啊,我能去哪?
我嫁给他十四年,父母早就不在了,唯一的房子也被我卖了。
这些年的积蓄都填进去了,我手里连个像样的存款都没有。
如果离婚,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我不能就这么算了。”我说。
“没人让你算了。”蒋淑兰握住我的手,“但你要想清楚怎么做。一口咬人那不是咬,是打草惊蛇。你得准备充分了,再给他一下子。”
我点点头,看着她:“那你帮我吗?”
“废话,”蒋淑兰白我一眼,“不帮你我还能帮谁?”
接下来几天,我像往常一样过日子。他出差回来了,我给他做了一桌子菜,他跟我说公司的困难,我配合着说没事没事,慢慢来。
但我心里在盘算另一件事。
我要摸清楚他和许婉清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知道这不容易。黄高岑很谨慎,从不让我碰他的手机,也不在我面前接许婉清的电话。但一个人只要做亏心事,就一定会留下痕迹。
那天下雨,他说晚上不回来吃饭,要请客户吃饭。我说好,然后等到六点多,我打了个车,去了他公司楼下。
我没上楼,就在对面的一家奶茶店坐着,隔着玻璃窗看写字楼的大门。
七点多的时候,门开了。
黄高岑穿着西装,撑着一把黑伞走出来。
他走两步,回头看了一下,然后朝停车场方向走过去。
我正想着他要走了,却看到一个身影小跑着追上了他。
许婉清。
穿着一条碎花裙子,撑着一把白伞,跑到他身边,笑着说了句什么。
黄高岑接过她的伞,自己收了自己的那把黑伞,两个人并肩往停车场走,伞紧贴着伞,挨得特别近。
我坐在奶茶店里,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雨幕中,心里最后那一丝侥幸,也被这场雨浇得干干净净。
那天晚上他回来得很晚,进门的时候身上带着酒气和那股香水味。他到沙发上一坐,揉着太阳穴说:“喝多了,老婆给我倒杯水。”
我倒了杯水递给他,在他旁边坐下:“今晚吃什么了?”
“跟客户吃了个饭,喝了点酒,谈了个大单子。”他接过水杯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要是这个单子成了,公司就好了。”
“那就好。”我说。
他放下杯子,看了我一眼,忽然凑过来想亲我。我下意识偏了一下头,他的嘴唇擦过我的脸颊。他愣了一下:“怎么了?”
“没事,”我挤出一个笑容,“有点累。”
他哦了一声,没再继续,起身去了卫生间。
我坐在沙发上,听着卫生间里哗哗的水声,心里一片平静。
有时候人的感情就是这样,爱的时候什么都能忍,不爱的时候一瞬间就清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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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蒋淑兰那边很快就有了消息。
她那个同学的老公叫刘哥,干审计的,通过各种关系帮我们摸到了黄高岑公司的底。
那天下午,蒋淑兰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去她店里。我到的时她都跟刘哥视频着呢,正对着手机说:“你把数据打出来给她看。”
我凑过去,看到刘哥发来的一个表格,密密麻麻全是数字。
他指着屏幕:“你老公的公司,账面上看确实每年都亏损,但其实是他在账户之间倒腾钱。”
刘哥翻了几页,放大其中一个数据:“你看这里。他从公司账户上划走三十万,写的是‘采购预付’,钱到一个第三方账户以后又分三笔转出去。一笔进了另一家跟他有关联的公司,一笔进了他的个人账户,第三笔……”
“什么?”我追问。
“第三笔的户名叫许婉清。”
我心里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又重又沉。
刘哥继续说:“过去三年,他通过各种借口从公司挪走的钱,加起来有两百多万。盖房子、买车、投资别的生意,都有记录。公司本身是盈利的,只是他把利润都洗走了。”
“能拿他怎么样?”
“你要想起诉他,这些账目都能当证据,”刘哥说,“但婚内财产的事,还得找专门打离婚官司的律师细聊。”
我谢过刘哥,挂掉视频。蒋淑兰看着我:“够了?”
“够了。”我说。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黄高岑已经回来了,坐在客厅沙发上打游戏。看到我进门,抬了一下头:“回来了?饭在锅里。”
我没应他,径直走进卧室,关上门。
他过了一会儿推门进来:“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没事,有点头疼。”
“那你早点休息。”他说完就又出去了。
我坐在床边,看着床头柜上我们的结婚照。照片里我扎着马尾,穿着一件红裙子,笑得很灿烂。他穿着一件白衬衫,揽着我的肩膀,也笑得很开心。
那是十四年前的事了。
那个当初说“这辈子一定对你好”的男人,现在躺在这个屋子的另一个房间里,心里想着的是另一个女人。
我把结婚照翻过来倒扣在桌子上,然后拿出手机,给蒋淑兰发了条消息:“明天带我去见律师。”
第二天,蒋淑兰带我去了一个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周,四十多岁,很瘦,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不急不慢。我把手里的证据给她看了,她一边看一边点头。
“这些证据够吗?”我问。
周律师抬起头:“够用了。婚内财产转移、隐瞒收支、长期欺骗配偶,这些在离婚诉讼里能帮到你。但你得知道,你要的不是让他坐牢。”
“那是什么?”
“是钱。”周律师推了推眼镜,“婚内财产分割,他把钱挪走了,你就有权利追回来。但你要准备打一场硬仗,因为他一定会否认。”
“我明白了。”我说。
周律师笑了笑:“不过也别太担心,现在你手里的这些材料,够他喝一壶的了。”
从律所出来,阳光很好。蒋淑兰挽着我的胳膊:“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再等等。”我说。
“等什么?”
“等他给我送份大礼。”
08
一周后的周三,黄高岑又跟我说钱的事。
那天晚上他回来得早,吃了饭就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手机,有一搭没一搭地划着。
“老婆,”他放下手机,看着我,“跟你说个事。”
我正收拾碗筷,头也没抬:“什么事?”
“公司这边又卡住了,有一笔货款要付,实在转不开。就差三十万,我想想你有办法吗?”
我手里的碗停在半空中,顿了两秒,然后放下来,擦了擦手,走到他对面坐下。看着他,没说话。
他见我盯着他看,有点不自在地转了转头:“怎么了?”
“高岑,”我叫他的名字,语气很平静,“这些年你跟我说的‘公司亏钱’,到底是真的假的?”
他愣了一下,很快又露出一副为难的表情:“当然是真的,你老公我怎么会骗你?我也是没办法才跟你开口,不然我也……”
“那你车停在哪?”
“车?”他被我打断,有点懵,“什么车?”
“你那辆新买的别墅,”我说,“停在别墅区的什么位置?”
他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客厅里的空气像是凝固了,我甚至能听到他吞咽口水的声音。
“你怎么知道的?”他声音有点哑。
“我看到了。”我说,“发票、收据、银行的流水,还有许婉清的朋友圈。你不是给她买了辆车吗?三十八万九。你不是买了套别墅吗?一百三十多万。你不是装修了那套房子吗?花了二十多万。”
我说的很慢,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黄高岑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脸一阵白一阵红:“你查我?”
“你骗了我五年,我查你几天怎么了?”我也站了起来,看着他,“这些年,你从我这里拿走的钱,连个零头都算不上吧?”
“你听我解释……”他急了,伸手要来抓我的胳膊。
我往后退了一步:“解释什么?解释你怎么把钱倒腾给那个女人?解释你怎么骗我把房子卖了?还是解释你这些年对我说的每一句‘公司亏了’,都是骗人的?”
他张了张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我看着他心虚的样子,突然觉得这个人很可笑。
他以为我一直会被蒙在鼓里,以为我永远都不会发现。
他不知道的是,不是因为我笨,是我信他。
我信他是个好丈夫,信他会感恩,信夫妻之间就该互相扶持。
“你走吧,”我说,“我不想看到你。”
他站在那儿,直愣愣地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我没给他机会,直接走进卧室,锁了门。
外面很安静,过了好一会儿,我听到他的脚步声,然后是大门关上的声音。
我一个人坐在卧室里,看着窗户外面。天已经黑了,路灯亮起来了,昏黄的灯光照在窗帘上,拉出长长的影子。
我拿出手机,给蒋淑兰发了条消息:“摊牌了。”
她秒回:“要我来吗?”
“不用,我一个人能行。”
我放下手机,深深吸了一口气。
五年的骗局,终于到了该落幕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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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那天晚上黄高岑没回来。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没多少难过,反而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像一块压在胸口的大石头终于搬开了。
第二天一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许婉清打来的。
我愣了一下,接起来:“喂?”
电话那头传来许婉清的声音,带着哭腔:“嫂子,对不起……我不知道你知道了那些事……我、我也是被他骗的……”
我沉默了两秒:“他骗你什么了?”
“他说他跟你感情早就不好了,说你们准备离婚的……我真的不知道,他说你们只是名义上的夫妻……”许婉清的声音在发抖,“嫂子,真的对不起,我从一开始就被他骗了。”
我笑了:“他跟我感情不好?你信吗?”
许婉清那边不说话了。
“他说你们是名义上的夫妻,”我继续说,“那我这五年掏空嫁妆给他还债,你觉得我是傻子?”
许婉清沉默了好一会儿,声音更低了:“嫂子,我不是来替自己开脱的。我是想告诉你……我跟他分手了。他昨天半夜来找我,一进门就开始哭,说他完了,说他老婆知道了。我给他说:咱俩的事从头到尾就是个错误,算了吧,分了吧。他没说什么,就走了。”
我听着,没说话。
“嫂子,你打算怎么办?”她问。
“该离的离,该拿的拿回来。”我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许婉清说:“嫂子,我手上有他要我签的一些单子,还有什么转账、聊天记录。你想用的话,我都给你。”
“为什么帮我?”
许婉清沉默了一下:“因为我不想再被他骗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床边,看着窗外。天已经大亮了,阳光透过窗帘,照在地板上。我起身走到客厅,看到茶几上放着一张纸条。
是黄高岑的字迹:“我回老家了,你冷静一下。”
我看着那行字,把它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
几天后,婆婆吴冬花打来电话,语气不太好:“玉璎,你跟高岑怎么了?他一个人回老家来,眼睛都是肿的,你是不是欺负他了?”
我握着电话,看着窗外的阳光:“妈,他没跟你说吗?”
“说什么?”
“他骗了我五年,”我说,“公司根本就没亏,他拿我的钱去养女人。”
电话那头的吴冬花愣住了,好一会儿才说:“这、这怎么可能……”
“你去问他,”我说,“问他给女人买车的事,问他买别墅的事,问他这几年公司的流水。”
“你、你……”吴冬花的声音有点抖,“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呢?高岑他是你老公,你们结婚这么多年了……”
“妈,”我打断她,“我要跟他离婚。”
电话那头彻底安静了。
过了一会儿,吴冬花的声音又响起来:“离婚?你疯啦?离了婚你能去哪?你一个女人家,没有爹没有娘,离了婚你住哪?吃啥?”
“我住哪吃啥是我的事。”我说,“这些年我帮他的够多了,够对得起你们黄家了。”
“你不许离!”吴冬花声音突然尖起来,“你要是敢离婚,我就……我就……”
“你就什么?”我问。
吴冬花那边没说出个所以然,电话挂断了。
我放下手机,坐在沙发上。阳光照进来,暖洋洋的。我把脚缩到沙发上,靠着抱枕,看着天花板。
离婚,这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大的决定。
但我一点都不后悔。
10
一个月后,我把离婚协议递到他面前。
那天下着小雨,他回城里来,穿着一件夹克衫,看起来很憔悴。胡子没刮,眼袋也重了,跟之前那个意气风发的样子判若两人。
他坐在我对面,看着那份协议,沉默了很久。
协议上写得很清楚:他名下的那套别墅按市价折算,分一半给我;他名下的公司股份,也有我的一份;这些年他挪走的钱,按比例追偿。
至于那辆给许婉清买的车,不在协议里,我已经通过律师要了过来。
“你确定要这样?”他抬起头看我,眼眶红红的。
“确定。”我说。
他突然跪下来,跪在我面前:“玉璎,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会了……”
我看着跪在地上的他,心里很平静。没有心疼,没有快感,什么感觉都没有。像是看一个陌生人。
“起来吧,”我说,“别跪了。”
他不肯起来,抓着我的手:“我们重新开始,我把房子给你,车子给你,公司股份也给你,好不好?只要你不离婚,什么都依你。”
“你给那些女人买包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些?”我问,“你骗我卖房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
他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我们之间,从你决定骗我的那一天起,就结束了。”我弯下腰,把那份协议推到他面前,“签了吧。”
他看着我,眼泪终于掉下来了:“玉璎……”
“我走了,”我起身拿起包,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他一眼,“保重吧。”
我走出那间房子,撑开伞。
雨不大不小地落着,打在伞面上,沙沙响。我走在街上,看到路边的花坛里,几朵花被雨打得歪歪斜斜的,但还开着。
回到家,蒋淑兰已经等着了。看到我回来,她迎上来:“签了?”
“签了。”我点点头。
“怎么样?”
我笑了笑,脱掉有些湿的外套:“挺好的,总算自由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家吃饭。煮了一碗面,打了个荷包蛋,放了点青菜。吃了一口,面是热的,荷包蛋也很嫩。
我端起碗,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心里说不出的轻松。
五年了,我终于不用再吃那口咽不下去的饭了。
三个月后,离婚手续办完了。
我分到了一套房子和一笔钱,不算多,但足够我重新开始。
我在城东租了个小店面,打算开个花店。
这是我从小的梦想,一直没机会实现。
现在终于可以了。
开张那天,蒋淑兰送了一大捧花来。“开业大吉,”她笑着说,“以后给我全店打七折。”
“想得美,”我也笑,“最多八折。”
阳光很好,照在门口的花篮上,红的黄的粉的白的,什么颜色都有。
有人问我,恨不恨他。
我想了想,说不恨。
恨是会让人累的。我现在没力气恨任何人,只想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那三张发票,我到现在还留着。有时候翻出来看看,不是为了记住恨,是为了提醒自己,以后别再这么傻了。
我被骗了五年,但剩下的日子还长。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爱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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