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之声｜歌后如何炼成：奚秀兰与香港流行文化的生产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的香港乐坛，与前二十年相比多少有些平淡。在台湾地区国语流行音乐大放异彩、欧西流行曲大行其道的背景下，香港流行音乐，尤其是国语歌曲的创作水平和市场份额都大不如前；而与1980-1990年代香港乐坛的盛况相比，1970年代的香港流行音乐更难以相提并论。但潜藏在这种平淡之下的，则是整个流行文化生产机制的转变。人口的世代更替、阶层流动以及电视这一新的传播媒介诞生等线索，成为引发机制转变的因缘。一个需要强调的事实是：1980-1990年代香港流行音乐的重要人物，大部分是在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出道的。1970年代初甚至更早形成的一些流行文化生产机制，影响了此后香港乐坛的诸多“游戏规则”。

“小调歌后”奚秀兰是首批登上春晚舞台的香港艺人之一，也是1980-1990年代在大陆最活跃的香港艺人之一，可谓蜚声海内。但关于奚秀兰登上春晚前的故事，内地观众却大多不甚明了。正式出道于1967年的奚秀兰曾受训于艺人培训班、参加过歌唱比赛、当过电视明星。从1971年获评“《华侨晚报》十大歌星”开始，奚秀兰七度蝉联这一当年香港最具影响力的歌星奖项。奚秀兰在1960-1970年代的经历，足以作为当年香港流行文化生产机制的切口。

柳暗花明出道路

1950年，奚秀兰出生在安徽全椒，她的父亲奚嘉敖原在上海经商，当时已准备动身南下到香港。据奚秀兰自述，当年父母准备离乡时，她只有一个月大，家人因此决定将她留在家乡，这一留便是十二年。1962年，奚秀兰终于来到香港与父母团聚。

奚秀兰到香港的数年间，正是香港电视行业蓬勃发展的年代。1963年，丽的电视创办中文电视台，并开始在本地制作中文节目。为此，丽的聘请原电懋总经理钟启文担任总监。踌躇满志的钟启文大刀阔斧引进人才，创办新节目，其后更于1966年创办第一届电视艺员培训班，邀请著名电影导演卜万苍主持其事。看到丽的电视的招募广告，当时尚在读书的奚秀兰决定报名参加。招考四十人的训练班，竟有一千二百余人报名。为此，训练班分别举行初试与复试以筛选学员。奚秀兰脱颖而出，成功入围。

在战后香港电影业的蓬勃浪潮中，五花八门的艺员训练班如雨后春笋涌现。由于艺员训练班成为一条闪亮的上升路径，不少年轻人都想通过培训班成为明星，一夜成名，过上名流的生活。举例而言，国语电影明星、“曼波女郎”葛兰由泰山影业公司训练班培养，粤语长片著名的荧幕情侣嘉玲和谢贤，则出身岭光公司的演员训练班，但这些训练班都是不定期举行的。1961年邵氏影业南国实验剧团的成立，则标志着明星培训机制走向成熟。报考南国实验剧团者需要经过一年培训才能毕业，其中佼佼者与邵氏签订长约。1960年代邵氏新培养的电影明星，大多循此路径成长。

艺员训练班不是新鲜事物，但电视和电影毕竟不能视同一律，这个培训班究竟要培训什么样的电视人才，又应如何培养呢？钟启文、卜万苍都出身于电影行业，尤其是卜万苍，在上海发掘出阮玲玉这块美玉，在香港又能培养“泰山七姊妹”，培养明星是有经验的。奚秀兰自己提到，这个培训班是歌唱、舞蹈、表演都有涉及，而当时的导师之一梁舜燕则回忆，她曾教授的科目有仪态、美容、司仪、主持等等。由此观之，丽的所培养的不仅是只负责拍戏的演员，而是能承担各种节目、各种岗位的多面手，这也与卜万苍对电影艺员的培训手法一脉相承。

艺员训练班的师生在日间各有事务，因而采取的是夜校形式。同时，训练班的考核也相当残酷，在一年的时间内，每三个月便会有一次考试，每次筛选一批人，到最后只留下12个人。奚秀兰当时白天上学，晚上参加训练班，一路过关斩将，成为拿到毕业证书的12个人之一。回忆当年情景，奚秀兰的同学汪明荃曾说，奚秀兰的音色漂亮，是音乐老师鲍培莉最喜爱的学生，她的音乐天赋早在此时已经显露。

然而，以为能就此迈进演艺圈的奚秀兰，收到的不是丽的电视的艺员合约，而是不获录用的通知。训练班的主持者卜万苍与奚秀兰的父亲在1930年代的上海便已认识，但卜万苍对于奚秀兰不获录取一事也无能为力。据说，丽的电视的某位老板不喜欢高个子的女生，故而不能录取奚秀兰。艺员的选拔，从参与者的视角来看是一个相当主观的过程，但奚秀兰毕业而不获录用，卜万苍为此而请辞艺员培训班的工作，此事背后或许是另有隐情。无论如何，电视艺员培训班给奚秀兰打下的基础，是她成为电视明星的一段前史。

据奚秀兰所说，电视训练班结业时，卜万苍曾劝奚秀兰继续读书，另做打算。但到1967年，香港时局已届风雨飘摇之际，奚秀兰的父母无力再供养她继续读书，此时，奚秀兰的姐姐鼓励她参加星岛晚报主办的业余歌唱大赛，最终她一举夺冠，也就此一夜成名。但有趣的是，翻看当年资料，参加艺员训练班和业余歌唱大赛，其实并不能说得上有何先后关系，事缘在1964年举办的第五届业余歌唱大赛，奚秀兰已凭一首《小小羊儿要回家》杀入决赛，与后来的另一位红歌星刘凤屏同台竞技，可惜两人均与前三名无缘。

事隔多年，已经功成名就的奚秀兰回顾当年经历，一些不太重要的片段被筛出叙述脉络并不奇怪。不过，拾获这些片段，更能让我们辨别当年那些真真假假的传闻：有传闻奚秀兰的家庭十分不赞同她加入娱乐圈，父亲甚至为奚秀兰瞒着家里参加歌唱比赛而打了她一巴掌。但从奚秀兰先后两次参加歌唱比赛，又整整一年受训丽的电视的经历来看，没有家庭支持，很难设想奚秀兰可以反复寻求进入娱乐圈的路径，这些传闻自然是站不住脚的。

197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有“三朵花”之称，分别是徐小凤、刘凤屏与奚秀兰，其中徐小凤在1965年以“香港之莺”歌唱比赛冠军出道；刘凤屏三度参加业余歌唱大赛，最终在第六届夺得冠军；奚秀兰则是业余歌唱大赛第八届的冠军。可以说，参加歌唱比赛并夺得冠军，是当年香港歌星出道的绝佳机会。和我们曾经提到过的校际歌唱比赛相比，业余歌唱大赛由星岛日报主办，是一种商业行为，本就希望增加曝光率，获得广告收入；随着电台、电视等视听媒介的普及，歌唱比赛成为一项受众广泛的娱乐节目，获得冠军的表演者，表演过程能够被当时的观众所记忆，其中的一些片段甚至会被抽象为一个音乐人的标签。

奚秀兰参加的这场比赛于香港大会堂举办，又被香港电台十四台实况转播，全港听众都能听到她的歌声。凭借一首《绿岛小夜曲》，奚秀兰夺得冠军。后来奚秀兰在《欢乐今宵》演出时，还有观众写信到电视台，提出“她的歌声悦耳动听、婉转感人，有如黄莺出谷似的，不愧为一个业余歌唱冠军家。最美中不足就是我不能亲眼看姐姐比赛情形，希望姐姐在《欢乐今宵》中再唱一次《绿岛小夜曲》便好了”。奚秀兰并不是唯一一个在比赛中演唱《绿岛小夜曲》的，确切地说，在数千人的报名者中，竟有六十余人以这首歌参赛，但唯独是奚秀兰的《绿岛小夜曲》夺得冠军，人们便只会晓得奚秀兰的《绿岛小夜曲》。明星的根本在于其“明”，知名度关系着职业生涯的成败；而知名度的本质，在于观众能否对明星建立起记忆，《绿岛小夜曲》正是奚秀兰出道时最重要的记忆点。

1979年的《奚秀兰小调歌集》，其中有《绿岛小夜曲》，《绿岛小夜曲》翻唱版本甚多，奚秀兰演唱时融入了民歌的技巧，咬字发音的细节多有雕琢装饰，使人有绚丽而不失真挚之感

因缘际会在《今宵》

说来也是因缘际会，奚秀兰夺冠之时，正是无线电视开台酝酿之际。无线电视向奚秀兰伸出橄榄枝，接过邀请的奚秀兰加盟无线，成为《欢乐今宵》的第一代班底。据说，当年无线电视监制蔡和平邀请奚秀兰加盟时，最开始只是想借重奚秀兰的冠军名气，请她献唱；后来得知奚秀兰曾在丽的受训，立刻决定与奚秀兰签下三年合约。兜兜转转，丽的电视培养的奚秀兰，最终还是来到了电视荧幕前。

《欢乐今宵》这个无线“镇台之宝”般的综艺节目，是蔡和平在无线电视总经理Colin Bednall的支持下创办的。蔡和平用五个月时间观察香港人的娱乐习惯，又借鉴了当年Colin Bednall在澳洲创办的电视节目《In Melbourne Tonight》，最终形成了《欢乐今宵》的节目构思。蔡和平认为市民亟需一个“happy variety show”。为了娱乐大众，《欢乐今宵》这个节目中，唱歌、跳舞、杂技、谐剧、访谈等等一应俱全，力求让人耳目一新。而且，在技术条件限制之下，《欢乐今宵》全程现场直播，连广告也由艺员现场表演。《欢乐今宵》的这种表演模式，对演员提出了颇高的要求。奚秀兰既需要演谐剧、又要唱歌跳舞、有时还要播报广告，压力着实不小。

1968年的《欢乐今宵》宣传品，从左到右分别为杜平、森森、沈殿霞、梁醒波、潘迪华、奚秀兰、陈齐颂、郑君绵，当年的几位主持人中，惟有奚秀兰是艺坛新丁

《欢乐今宵》的主持人背景各不相同，但主持以粤语为主，粤语不标准的几位主持人，往往成为梁醒波等人捉弄的对象。一次，奚秀兰在节目中演谐剧，将“成家立室”说成“成家垃圾”，引得观众捧腹大笑。多年后，主持之一的郑君绵向奚秀兰透露，原来当年《欢乐今宵》剧组有一个“公开的秘密”——不能让奚秀兰学到标准的粤语，否则编剧“度桥”（构思情节‌）便会大受影响。这些在今天看来并不政治正确的节目效果，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当香港文化逐渐吸收并抛离上海滩的遗风流韵，发展出自己的性格时，对上海的戏谑与调侃既是文化上的争锋，也是一种别样的融合。争锋与融合的背后，又是战后香港本地中产阶级的崛起，以及上海移民群体的代际交替和本地化等社会结构的种种变化。

潘迪华、沈殿霞两人生长于上海，是货真价实的“上海婆”；而奚秀兰本来不是上海人，却同样被爱起绰号的梁醒波笑称为“上海婆”。对于观众来说，奚秀兰“半咸淡”的粤语和“上海婆”的绰号不只是趣闻，更是歌声以外一种特殊的记忆点。虽然奚秀兰此后的粤语流利得多，但这个标签却始终留在香港人的印象中。

之所以要用如此多的篇幅来谈及《欢乐今宵》与奚秀兰的关系，不仅是因为《欢乐今宵》成就了奚秀兰，更是因为从她开始，电视节目成为香港歌星扬名的新路径。在香港，奚秀兰是第一个因电视而成名的歌手，她的成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对比上一个世代的歌星，“演”和“唱”并不是必然绑定的，观众接触到歌星作品的媒介无非是唱片、电台或电影插曲以及各种商业或公益性质的演出。像活跃于1960年代的另一位小调歌后刘韵，甚至基本不参加夜总会演出，但这也无损于她的知名度。但当电视在传播上的威力显现，登上《欢乐今宵》的舞台，成为歌星出名不能绕开的一步。也正是因为抢得先机，无线电视得以成就后来二三十年间在造星机制中无可撼动的地位。

《欢乐今宵》取得的成功，让奚秀兰成为全港市民熟悉的歌星；但在《欢乐今宵》剧组及无线电视的眼中，奚秀兰仍然是处于弱势的小字辈。1970年奚秀兰转投丽的电视，主持《秀兰歌声处处闻》，其中有不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原因，但根本上来说，是这种错位的结果。奚秀兰自述，《秀兰歌声处处闻》这个节目主要由她自己经营，播出后取得了巨大成功，许多广告商纷纷投放广告；而根据1973年的调查，《秀兰歌声处处闻》是丽的电视收视第三的节目。虽然1970年代后丽的电视的节目收视率已远不及无线电视，但节目收视率的成败姑且不论，《秀兰歌声处处闻》给奚秀兰带来了时间上的自由，让她得以将更多时间放在歌唱事业上。正如当年报纸所评论的那样，“做歌星最好先做电视艺员，给人认识的机会多，一旦当上了歌星，很快会红遍半边天”。《欢乐今宵》带来的流量，在1970年代转化成奚秀兰大红大紫的基础。

《秀兰歌声处处闻》的两位主持奚秀兰与夏春秋

宝岛风中辟蹊径

今天在谈到奚秀兰的歌唱事业时，诸如“民歌皇后”“小调歌后”“香港刘三姐”之类的桂冠可谓不少，但这些称号似乎在当时的香港并不流行。更何况，这些称呼不独属于奚秀兰一人，如以往的刘韵、同辈的邓丽君、后来的蔡幸娟、陈松伶等人，都获得过“小调歌后”的称号。回看当年的报刊，对奚秀兰的称呼从“高妹”“竹篙美人”，到后来的“长人歌后”，大抵是针对奚秀兰身材而非歌声的标签，作为一个电视艺员，这并不让人意外。但无论称呼上的先后差别如何，奚秀兰确乎是名实相符，在歌艺上、人气上都当得起“歌后”这顶桂冠。

出道之初的奚秀兰，尚没有太明显的歌唱风格。1969年的报道说奚秀兰“担任歌唱时代曲或欧西歌曲，间中穿起古装演唱”；而1970年奚秀兰到新加坡演唱，广告说她“演唱时代曲与小调在香港享有盛名”。不过奚秀兰很快就将小调确立为自己的风格，如1971年的广告所述，“奚小姐的歌路，风格是属于新潮派，可是广大的听众却喜欢她的民歌小调，演唱者咬字清晰，能把歌曲的意境表达出来，歌声成熟，犹如出谷黄莺”。奚秀兰的音色清亮、音域宽广，天资本就不差。早期的奚秀兰还有几分稚嫩，滑音、颤音等技术的运用还显得夸张，这或许是对台湾歌星演唱风格的模仿。但经过几年舞台表演的奚秀兰，对歌曲情绪的把握更达到收放自如的地步，这种进步是能从她数年间的唱片录音中看到的。

但与这种进步相对比，奚秀兰所灌录的一系列唱片，尤其是丽风时代的唱片，却不能凸显出她的演唱风格。如1969年的《偷心的人》和《妈妈送我一把吉他》，有《东山一把青》《好家庭》这类1950、1960年代香港的时代曲，更多的则是当时台湾歌坛创作的歌曲，像专辑同名的《偷心的人》《妈妈送我一把吉他》都是庄奴与古月的作品。此外，其中尚有一些原创歌曲，但未署明词曲作者，质量也等而下之。

奚秀兰的第一张专辑《偷心的人》

奚秀兰所签约的丽风唱片公司，在1960年代从马来西亚北上港台，并在1970年代成长为主力唱片公司之一。不仅如此，丽风唱片曾投资罗致台湾众多巨星的海山唱片，并因此取得一批台湾歌曲在香港的翻唱权利。这也是奚秀兰大量翻唱台湾歌曲的契机。不仅如此，奚秀兰在丽风唱片时代的编曲也如当年的台湾流行乐一般，以电子琴作为基本配乐，强调节奏感和力度。就以奚秀兰的名曲之一《九个郎》为例，1960年代末，美亚唱片的霜华、百代唱片的刘韵和丽风唱片的奚秀兰分别演唱，霜华版的伴奏笛声清脆，给人身处江南烟雨之感；刘韵版的伴奏华丽，是百代一贯的夜总会音乐风格；奚秀兰版本的电子配乐则多少给人格格不入之感。

对于这段在丽风唱片的历史，奚秀兰其实多少有些遗憾。1980年接受采访时，奚秀兰曾如是说：

从我灌第一张唱片到现在，我不只在歌路上感觉有所改变，在经验上给我更多的体会，即不但是怎样去唱歌，更主要的是唱片公司是不是特别珍惜歌唱者。这一点，我很感谢风行唱片公司钟锦沛老板，他非常深入细微地培养我，使我唱出应有的水准，消除了以往观众对我的不良印象。是的，我以前一样有唱时代曲，小调与民间歌曲。但和现在的有很大的不同，这其中的原因很多很多，最重要的是曲要适合自己，此外，编曲方面也很重要，必须要对歌唱者的声线有所认识，在多方面的配合下，才可以灌出一张比较满意的唱片。

奚秀兰的这一段话，是对风行唱片的肯定，也是对丽风时期的反思。丽风唱片对奚秀兰的选曲、编曲都未能体现出奚秀兰的歌唱特点，尽管奚秀兰擅于小调，丽风却一再将情绪奔放、风格大开大合的台湾歌曲塞给奚秀兰，让她一味追随潮流。不容否认的是，这种大杂烩式的唱片策略在唱片公司的角度能带来成功，但表演者的独特性却被抹杀。这种状况要到1975年奚秀兰加盟风行唱片后才有所改观，当年推出的专辑《秀兰歌声处处闻》就是以民歌小调为主打的。

《秀兰歌声处处闻》的封面与封底，封底上虽写着“民歌小调”，但专辑中仍有几首时代曲

1970年代港台流行音乐的“攻守易势”是全方位的，不管是台前的歌手，还是幕后的词曲创作及编曲配乐，台湾流行音乐都对香港音乐市场，尤其对百代等香港老牌唱片公司产生极大影响。通过招揽新人歌手并大量翻唱老歌和台湾歌曲，丽风迅速把握了香港乐坛的潮流。百代公司虽然在香港有从词曲创作到发行的完整生态，却终于因显露老态而节节败退。可以说，丽风的崛起，固然是世代交替，但更是港台流行音乐竞争的结果。

铅华洗去别歌台

不管是由于台湾流行音乐的强势，还是由于香港自身创作队伍的老化，1970年代香港国语歌星始终没有办法像他们的前辈一样，留下一些属于自己的金曲。面对着职业上的天花板，1970年代中叶起，甄秀仪、刘凤屏、徐小凤几位歌后相继转向粤语流行音乐，唯独留下奚秀兰一人坚守。

从1975年《秀兰歌声处处闻》发行后的四年，奚秀兰未再灌录大碟。究其原因，香港本地国语唱片市场受台湾影响固然是大背景，但就奚秀兰来说，面对着繁忙的日程，她确实已没有时间再灌录唱片：

她现时在电视要主持“星声笑”，其中包括司仪、歌剧和独唱，所以除了排练和录音外，又要编选歌曲，练歌等，又是每星期要交差不多十首歌，除此之外，她还要在三间夜总会演唱。她每天大约凌晨四时才入睡，而到翌日中午吃午饭时才起床，有时，要赶着回电视排练，未到十时便要起床了。她过的是半日夜颠倒式的生活，难怪她是满脸倦容。

电视节目和夜总会演唱给奚秀兰带来的收入是丰厚的，1970年代末，奚秀兰一个月的平均收入大概是三万港币，若用今天的购买力估算，则大概是二十万港币；而光景更好时，一个月赚到的钱甚至可以买一层楼。但随着年岁增长，这种日夜颠倒的生活始终难以持续，更何况，喜新厌旧的表演舞台难有常青树。就当年的社会环境来说，结婚生子，退隐歌坛大抵是女歌星的归宿。在整个1970年代，奚秀兰多次传出恋爱乃至订婚的消息，但都未能走入婚姻殿堂。1979年，在三哥的介绍下，奚秀兰终于与谢利源家族的第四代成员谢嘉亮成婚。

奚秀兰的婚纱照

对于这段婚姻，有人可能会将之想象成一场嫁入豪门的童话，但这次却有些不同。不管是奚秀兰还是谢嘉亮，彼此的家庭都不赞同这门婚事，尤其是谢家，对歌星出身的奚秀兰相当抗拒，以致于将谢嘉亮扫地出门，一切事业都要从零开始。

在英国留学的谢嘉亮思想开明，对妻子的事业相当支持；而奚秀兰也协助丈夫打理工厂事务，两个人都打破传统，不以“少爷”“少奶奶”自居。对此，奚秀兰颇为自豪：“我们这一代，不是像上了年纪的人所说的，‘你结婚一定是在享少奶奶的福’，因为我们是另有一个天地。”

对于夜总会演出，奚秀兰其实早有厌倦之意，1976年她已表示，结婚后，将不再于夜总会演出，并只在电视客串。从1978年7月开始，尚未成婚的奚秀兰已辞去了一切夜总会、舞台演出。专心准备婚事；1979年6月，奚秀兰与丽的电视的合约也不再续期。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奚秀兰灌录专辑的数量明显增多。1979-1985年间，奚秀兰推出了十余张专辑，其中5张获白金唱片奖，3张获金唱片奖。在邓丽君、凤飞飞等台湾歌星横扫香港国语音乐的时候，奚秀兰仍传承着香港本地国语音乐的发展脉络。

奚秀兰告别歌台之时，改革开放已经初露曙光。内地社会环境的变化，成为奚秀兰歌唱生涯焕发第二春的因缘。1980年，奚秀兰接受采访时说，“中国各大城市曾经多次请我到内地演唱，作音乐交流演讲，这我非常响（向）往，我一定会实现此愿望的”。这个“愿望”，终于在4年后实现。奚秀兰如何开启她在内地的演唱事业？其中又经历过怎样的曲折故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豆瓣网友Lawrence提供的《香港歌星》杂志，是本文写作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特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