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发论文，卡在哪里？

“我们不歧视作者身份，不建议在读硕士生、博士生将导师挂名为第一作者。”

去年4月，国内某学术期刊在官方平台上发布了这样一份“投稿温馨提示”。短短数百字，引发了近十万人阅读转发。

这不是一时冲动。在此前公布的发文统计中，该刊明确表示“稿件质量是期刊录用的唯一标准，不单设青年学人专栏、博士生专栏，所有栏目均向青年学人开放，一视同仁”。那一年，该刊刊发的论文中，第一作者为40周岁以下青年学人的占比高达74.71%。

像这样的青年友好期刊，国内不乏其例。另一家历史类期刊公布的2024年和2025年两年的发文统计数据显示，青年学者发文占比接近或超过70%。

沈依依是国内某综合性学术期刊的编辑。长期以来，她所在的期刊同样坚持给青年教师和在读研究生留出版面空间。

但对青年学者友好，也意味着在影响因子的评价规则下天然吃亏。青年学者的文章即便质量不差，总体引用率也往往偏低。沈依依所在的期刊因此面临降级的风险。期刊内部不得不调整办刊策略，约稿比例有所增加。

这是一个悖论：一家期刊想要托住年轻人，就得先留在核心期刊阵营内；但留在核心期刊阵营内，就意味着不能过度偏向年轻人。

善意，正在遭遇现实的挤压。

期刊的选择

沈依依所在的期刊更倾向于年轻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青年学者的论文选题新颖、范式创新。该刊去年大多数被转载的论文都出自青年学者之手。

另一方面，许多硕博士研究生毕业有硬性发稿要求，“不给空间，他们怎么办？”

韩浩是某大学博四学生。按照学校要求，需至少发表一篇英文论文才能毕业。此前，他将论文投递到国内某英文期刊。68天后，4位审稿人给出40多条修改意见。他一一修改，4位审稿人全部通过。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论文最终被拒稿了。

去年6月，本科在读的王娜给国内某核心期刊投稿。期刊要求返修5次。最后一次，期刊方表示，“再改不好，直接撤稿”。王娜反复修改了十几遍。

3个月后，论文通过并进入排版阶段。但最终还是没上期刊。王娜根本不知道卡在哪个环节。

学校对本科生没有发表论文的强制要求，可王娜依然焦虑。学校规定，研究生毕业必须发一篇一区一作（一区指学科排名前25%的顶级期刊，一作即第一作者）。明年，她即将升学，又要赶毕业论文，又要准备秋招。到时若论文发不出来，怎么办？她不敢想。

两人的遭遇并非偶然。据国家统计局公报，2025年全国在学研究生规模已达430万人。而在2021年，这个数字是333.24万人，四年间增长了近100万。

相比之下，期刊版面的供给却跟不上。面向人文社科领域的CSSCI来源期刊（2025-2026版）经历了被业内人士称为“历年之最”的扩容,但2024年全年，这些期刊的发文总量仅约7.3万篇。理工科的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2024年收录来源期刊1412种，当年总发文量仅约24.7万篇，且近十年来发文量持续走低。

韩浩收到的修改意见目录。受访者供图

齐民是国内某高校新闻学院教授。在高校任教多年，他观察到，无论学校是否有硬性规定，发论文都已成为压在不少研究生身上的一座大山。

虽然2025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已明确将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并列作为申请学位的依据，国内不少高校也取消了论文发表的硬性要求，但旧有的惯性依然存在。即便学校层面取消了硬性规定，在许多院系，导师仍习惯用论文衡量学生的学术能力，替代路径的认定标准也往往模糊不清，“不发论文”反而成了一条更难走的路。

北京某高校一位在读博士表示，即使学校不要求发论文，毕业找工作时，很多研发岗还是会比较求职者的发文数量。“在内卷的就业市场里，你不得不绞尽脑汁发更多的论文。”

在齐民看来，当下的期刊评审和发表体制对研究生来说，并不友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曾对165种核心期刊进行调研，其中101种期刊在2022年至2024年间从未刊登过在读研究生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有期刊明确在投稿系统中标注“暂不接收硕士生为第一作者的稿件”，也有期刊要求“须导师署名第一作者”方可投稿。

图源：《农业机械学报》官方网站。

被“惩罚”的善意

可是，一家期刊想托住年轻人，为何反而“自身难保”？

作为国内数本核心期刊的审稿人，站在规则的另一端，齐民很清楚来龙去脉。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学术期刊多为同人刊物（即学者自办的内部交流刊物）。编辑基于信任约稿，重视思想性多于形式规范，个人感悟多于学术论证。职称评聘与论文量化考核基本脱钩。2000年前后，学术规范在国内学界铺开，引入了一整套形式标准。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11年。论文发表被确立为职称评审的核心指标之一。教育部的学科评估需要论文指标，学校对教师的考核需要论文指标，教师申报项目、晋升职称也需要论文指标。

而此时，SCI（国际通用的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期刊评价体系）论文指标自上世纪80年代末已被引入国内科研评价，CSSCI（国内人文社科领域最权威的期刊评价体系）数据库也于2000年投入使用。这两套体系定期对学术期刊进行筛选和排名，被收录的称为“核心期刊”，未被收录的则被视为“普通期刊”。两套期刊分级体系为量化考核提供了现成的操作工具。“发C刊”“发SCI”从此成为决定职业前途的关键。

期刊的生存逻辑因此被改变。一位在多家核心期刊担任编委的期刊编辑介绍，对期刊影响最大的是核心期刊收录评价，核心指标是影响因子（论文被引总次数除以发文量）。为了保住影响因子，更省力的做法不是逐篇打磨来稿，而是直接筛选“更可能被引用”的作者——一篇院士或资深学者的署名论文，天然比一名在读硕博生的独立研究更受引用者青睐。

“作者是否具备高级职称或者人才帽子，成了一篇论文能否发在核心期刊的重要标准。”齐民直言。他记得前两年，一位地方院校年轻学者的文章审稿已过，排期已定，但最后发出的却是另一位学术地位更高作者的同话题文章。王娜也观察到，院士组的文章发表周期短，有时一个月就能从投稿到见刊。“为了抢时间，某些科研组发文章也会挂上院士的名字。”

沈依依提供了另一个视角。近两年，围绕某个学术热点，一篇名家相关文章单篇能被引用几百次，一篇论文的贡献也许就能把一家普通期刊拉进核心期刊阵营。

人文类学科论文的引用率普遍低于其他学科论文。知网数据显示，人文学科领域的头部期刊《文史哲》影响因子仅1.393，而经管领域的头部期刊《中国工业经济》影响因子高达48.895，相差数十倍。另外，综合性期刊和高校学报在评价体系中分属不同赛道。后者细分了“偏人文”和“偏社科”，发人文类论文多的可以划入“偏人文”赛道竞争。但综合性期刊没有细分赛道，所有文章放在一起比拼引用率。“有些综合性期刊先知先觉，早几年就不再发人文类论文，我们没办法与之竞争。”沈依依坦言。

来源：中国知网。

“黑箱”与捷径

与期刊体系同步壮大的，是一支日益庞大的审稿人队伍。2000年前后，匿名评审制度被正式引入国内学术期刊。审稿人逐步扩展，覆盖了从资深学者到年轻博士生的不同群体。

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以程序公平取代人情判断。但在实际操作中，审稿人之间的标准并不统一。审稿人只能给出建议，最终决定权在期刊编辑手里。

齐民发现，自己给出否定意见的论文，有时仍能经编辑之手顺利发表。他了解到，期刊有时出于完成考核指标等需要，对于话题性大于学术性的文章会给予通融；而部分新锐的、有创造性的文章，却往往因为“违反学界常规和直觉”被退稿。

韩浩后来致电编辑才得知，4位审稿人通过后，期刊主编又找来了第5位审稿人，此人给出了否定意见。最终，主编依据这份意见做出拒稿决定。“拒稿的是主编，不能申辩。”这令他难以接受。

上述在多家核心期刊担任编委的期刊编辑解释，审稿人意见并不属于国家规定的三审流程。最终是否录用，由编辑综合考虑决定。

今年1月，韩浩的论文最终被拒稿。受访者供图

更大的问题在于，评价体系本身缺乏透明度。据了解，有些期刊评价体系的核心计算方式未完整对外公布过，不同年份采用的统计口径时有变化，具体权重如何分配，外界难以知晓。哪些引用被计入、哪些不算，也由评价机构自主裁定。

不透明的规则之下，数据可以被操控。沈依依透露，学术市场上存在“引用买卖”。甚至存在更隐蔽的“小圈子互引”——A给B引，B给C引，C再给A引，以此来隐藏彼此之间的“联系”。

面对种种不确定性，研究生们也采取了自认为最理性的应对策略——摸清期刊的偏好，为自己争取确定性。

在文科领域，质性研究耗时费力。齐民发现，部分研究生为了求稳，转而选择发问卷、收数据、跑模型的“伪量化”路子，最后得出一个无关痛痒甚至不研究也知道的常识性结论。这类文章形式规范，便于审稿，期刊往往愿意接收。久而久之，一套可以复制的发表模板就此形成。

热点话题是另一条捷径。很多国内学术期刊每年设定重点选题，年轻学者往往将文章往这些主题上靠。齐民审过大量蹭热点的论文。在他看来，这些文章无论理论高度、思想深度还是实践厚度，都与学术研究本身相距甚远，他基本都会退稿。

困在论文里

沈依依在看稿时发现，许多论文的文献综述篇幅不短，但引用大多只是“装点门面”。“有些人不愿意读论文，粗看标题和摘要后就列举式地引用。”在她看来，这已成普遍的策略性行为。

这样的环境，最终影响的是学生对学术研究本身的价值判断。

就读于某顶尖高校的陈鸣曾经相信，能在期刊上发表的都是好论文。后来她发现，顶刊里也有不少“没什么意义的论文”——“简单的事用复杂语言包装，综述大量文献、收集一堆数据，结论却非常平庸。”

在韩浩看来，目前国内部分院校还是过于看重文章和影响因子。只要能在影响因子高的期刊上发表论文，就会被认为科研能力强。“有些学者只是为了晋升、赚钱，并没有真正为科学发展做贡献。”

在大学课堂上，更深层的影响已经产生。站在讲台上，齐民发现，愿意提问的学生越来越少了。

曾有一位研究生给齐民留下了深刻印象。答辩现场，在回答为什么要研究现代中国的报童群体时，她提及了个人经历，特别是那些与体力劳动者相似的劳动境遇。这种共情和投入，让她没能控制住情绪，当众落泪。

齐民很欣赏这样的选题，认为既饱含了个人情感和现实关怀，也体现了学术研究应有的温度。

他将此事发到社交媒体后，有网友留言：当大家都沉浸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社交媒体平台用户”等话题的粗糙信息与流行表达的浮躁氛围中时，这样的研究让新闻传播学科的“硕士学位的含金量沉重了一分”。

但齐民清楚，打动他的这个学生，只是特例。更多的毕业论文，字里行间透露出“完成任务”的机械感。

“现在很多研究生，研究选题是导师指定的，研究方法是照着教科书搬下来的。他们一路被推着走，走到哪里算哪里。”齐民表示，“甚至一些博士毕业后进入高校的青年教师也是一样，不知道如何构建自己的学术版图。”

“在现有的评价体系里，他们的困惑不被认为是‘学术问题’。”齐民表示。而好的评价体系应该激励研究生自由探索、博览群书、交叉碰撞、发掘任何自己感兴趣的方向。

平日里，韩浩喜欢爬山，“忘记发论文的烦恼”。当他发现没有办法改变某些规则时，就在心里把“相信的”和“在做的”分开，当成一种自我保护。但他始终相信科研的意义和价值。

撬开裂缝

虽然仍有许多人认为，只要影响因子仍然是评价期刊的核心指标，学术圈就摆脱不了对年轻人的歧视，但改变已在缓慢发生。

去年3月，南京大学联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知名学术期刊倡议成立“青年学者友好期刊”联盟，首批191家期刊参与。同年，多本CSSCI来源期刊开设“青年学者专栏”，面向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征稿。有期刊提出“不唯身份、不唯职称、不唯机构、不唯年龄”的选稿原则，并设立青年学者稿件快速评审通道。

今年3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宣布停止发布期刊分区表，释放出明确改革信号。此外，多家人文社科类核心期刊推行隔年用稿制，同一作者年度原则上仅刊发一篇论文，为更多学者腾出空间。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发布的声明。图源：官网

有业内人士建议，期刊评价应引入多元指标体系，将青年发文量作为计分指标，根据不同学科的引用规律设定影响因子权重，使每一学科在现有评价体系下获得更公平的对待。理想状态下，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在职称评审、学科评估中应等同于核心期刊，这样期刊才能按学术质量而非引用率来选稿。

评价体系的多元竞争也在悄然展开。人文社科领域目前公认的三套评价体系分别是A（中国社科院AMI）、B（北大中文核心）、C（南大CSSCI），三者的评价导向和侧重点各不相同。其中AMI在信息透明度方面做得相对较好，每个环节都可查询，并定期设评价开放日。不过，教育部学科评估等考评仍以C刊发文为重要指标。

“评价体系肯定要多元，不能只有C刊一家。”上述业内人士表示，“多元竞争的局面一旦打开，规则的重构就有了可能。”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国内期刊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虽面临利益格局的制约，但改革正在沿着正确方向稳步推进。

AMI综合评价指标体系（2022年版）。图源：官网

在齐民看来，系统性变革的关键不仅要建立一个规范的审稿平台，更要实现编辑和审稿人之间的权力制衡。更进一步的做法是公开评审意见。目前部分期刊已在投稿平台展示审稿进度和多轮修订意见。国内学者也在呼吁稿件发表后公开评审记录，推动评审更加客观公正。

学术是什么？读研到底为了什么？课堂上，齐民带着同学们讨论过这两个他认为是研究生阶段最基本的问题。

“很多研究生直至毕业，也没形成思考，特别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从这个角度看来，他们是留有遗憾的。”齐民说。

“年轻人其实不缺乏能力，他们缺乏的是一个真正公正、透明、允许试错和批评的学术环境。”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原标题：《年轻人发论文，卡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