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三点多,太阳正毒,我刚午睡起来,正坐在堂屋里给我那盆君子兰浇水。门"咣当"一声被推开,小儿子建军一家三口风风火火闯了进来,连声招呼都没打。
"妈,听说大哥要把您接去城里住?"建军一进门就开了腔,脸上挂着我从没见过的笑,眼睛却没看我,直勾勾盯着堂屋东头那个老樟木箱子。
我手一抖,水壶里的水洒了一地,浸湿了脚边那双布鞋。屋里头有股潮潮的霉味,混着窗外槐树花的甜香,怪得很。
儿媳妇春兰一屁股坐在我那张藤椅上,藤条"吱呀"叫了一声。她从塑料袋里掏出两盒桃酥,"啪"地搁在桌上:" 妈,我们也是关心您。这房子和您那点积蓄,是不是也该提前商量商量?大哥一个人说了不算吧?"
我七十三了,腿脚不利索,耳朵却还灵光。这话像一根针,扎得我心口生疼。
我这小儿子,打小就被我惯着。他媳妇春兰过门那年,开口就要三万彩礼,又要我把老宅东厢房腾给他们。我都依了。可自打他爹走后这十二年,他们一家三口,连过年都难得登一次门。我得了胆结石住院半个月,是大儿子建国背我上下楼,是大儿媳妇守在床边端屎端尿。小儿子来过一回,扔下两百块钱,说厂里忙,转身就走了。
"建军啊,"我把水壶搁下,声音有点抖,"你们今儿个来,就为这个?"
建军搓着手,嘿嘿一笑:"妈,话不能这么说。我也是您儿子,按法律讲,财产得平分……"
"法律?"我冷笑一声,心里那团火"腾"地就上来了。
我盯着他那张油光满面的脸,忽然想起十二年前他爹咽气的那个雪夜。
那天晚上,他爹在炕上喘得像破风箱,攥着我的手交代后事。我打了三个电话给建军,他媳妇接的,说孩子发烧脱不开身。等他们赶到,他爹身子都凉透了。出殡那天,建军倒是哭得最响,跪在棺材前直拍地。可头七一过,人就没影儿了,连他爹留下的那块上海牌手表,都顺手揣走了。
"妈,您别激动。"春兰站起身,皮笑肉不笑,"我们也是替您打算。万一以后大哥变了心,您一分钱拿不回来,我们做小的脸上也无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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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着她描得弯弯的眉毛,心里头堵得慌。我那大儿媳妇玉芬,手指头都是裂口子,常年给人做钟点工,每个月雷打不动给我塞五百块零花钱。去年冬天我膝盖疼,她半夜骑电动车跑了二十里地,给我买回来一盒膏药,棉袄上结了一层霜花。
"建军,"我深吸一口气,"妈问你,前年我做白内障手术,是谁陪我去的医院?"
建军愣了一下:"这……这不是大哥嘛。"
"那去年我过生日,是谁给我包的饺子?"
"妈您这是干啥呢?"春兰打断我,语气尖了起来,"陪护几天就能独吞家产了?我们建军在外头打工挣钱,没工夫回来,这也是孝心的一种!"
我那十岁的孙子小宝,一直站在门口玩手机,这时候抬起头,奶声奶气地问:"奶奶,您家有多少钱呀?我妈说够买个车了。"
屋里头一下子静得可怕。窗外知了"吱——"地叫了一声,长长的,刺耳。
我这一辈子要强,哪受过这窝囊气。我撑着桌子站起来,腿肚子直打颤:"建军,你给我听好了。这房子,是你爹一砖一瓦盖起来的,这些年我手里那点养老钱,是你大哥大嫂一分一分攒给我的。我活着一天,这就是我的。我死了,全归你大哥。"
"妈!您不能这样!"建军急了,脸涨得通红,"我也是您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眼泪一下子涌上来,"我胆结石手术,疼得在床上打滚,你来过吗?我七十大寿,全村人都来吃酒,你媳妇说要去三亚旅游,连个电话都没打。现在听见风声说要分家产,倒知道认妈了?"
春兰一拍桌子:"老太婆你别不识抬举!这事咱们走着瞧,法院都向着儿女!"
我从兜里摸出一张折得方方正正的纸,"啪"地拍在桌上。那是上个月我让村支书做见证、去镇上公证处办的遗嘱。
"你们要打官司,尽管去。这上头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养老送终的人,才有资格分这份家业。"
建军的脸"唰"地白了。春兰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小宝怯生生地拉他妈衣角:"妈,我们是不是做错事了?"
我背过身去,望着墙上他爹那张黑白照片,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啊。我养了两个儿子,到头来才明白——血缘是天定的,可孝心是处出来的。谁端过我的洗脚水,谁焐过我的冷被窝,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门"砰"地被摔上,建军一家走了。屋里只剩下我,和那盆刚浇过水的君子兰,叶子绿油油的,在夕阳里头,亮得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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