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联邦政府试图在整个公共服务体系内减少外包，但在技术领域，这一目标正面临挑战，承包商支出仍在持续上升。根据联邦政府的《战略采购框架》，各部门被要求在整个公共服务体系内降低对承包商的依赖。各机构负责人还需识别哪些核心职能不应外包，并为这些岗位回归内部设置明确目标。
信息技术临时人员的实际支出，无论是合同数量还是金额，都在上升。堪培拉时报对澳大利亚政府采购平台AusTender数据的分析显示，联邦政府在信息技术临时人员上的支出在3年内几乎增至原来的3倍，从2022—2023财年的约2.89亿澳元升至2025—2026财年的8.08亿多澳元。
在此期间，外包安排的数量增长超过1.5倍，单项合同数从436份增至1104份。4个财年间，政府共登记了5444份此类外部技术服务与支持合同，总价值超过18.7亿澳元。公共服务体系内部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及数字岗位人数也在增加，从2022年6月的6896人增至2025年12月的9977人，增幅约45%。
自2023年以来，澳大利亚公共服务委员会发布的《公共服务状况报告》显示，大多数联邦机构都存在关键技能短缺问题。在这些机构中，数字和信息与通信技术能力不足是最普遍、增长最快的短板之一。报告这一具体短缺的部门占比，从2023年的76%升至2024年的81%，并在2025年达到85%的峰值。
在人员短缺的机构中，接近三分之二缺乏企业与技术架构师，难以管理内部数字化转型；超过一半的机构则指出，在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和开发方面存在严重短板。为建立可持续的初级人才输送渠道、缓解这些缺口，政府最初推出了旗舰项目“数字培训生计划”，拟将1000名来自代表性不足群体的候选人安排到技术岗位。这个耗资1400万澳元的项目源于2022年的就业与技能峰会。
但在2026年预算审查期间的财政委员会会议上，外界获悉该项目已被取消，因为整个公共服务体系内仅有73人报名。澳大利亚公共服务委员会官员表示，虽然有不少申请者有意参与，但各机构并未提出用人需求，因为它们更专注于招聘现成的专业人才，而不是投入内部资源培养初级员工。财政与公共服务部长凯蒂·加拉格尔表示，这个项目“没有奏效”。
她说：“这个项目并没有带来在各机构中的长期任用。因此你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推进一个似乎无法满足机构需求的项目，要么重新思考做法，而这正是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对2023年至2025年《澳大利亚公共服务公报》的AwardedTenders分析显示，公开招聘的数字岗位明显偏向职业中期人才，而且仍高度集中在首都地区。
其中，澳大利亚公共服务6级和执行级1级岗位合计占全部数字类职位空缺的53%，反映出用人需求明显优先考虑那些能够立即承担技术和领导职责的人选。在这些公开招聘岗位中，约五分之四将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列为主要工作地点，尽管该地区仅拥有全国技术人才库的4.6%。
相关数据还追踪了为填补关键缺口而投放市场的具体专业岗位。数据显示，网络安全岗位招聘在6年间增长了8倍，达到每年195个；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岗位空缺则基本停留在每年约40至55个。这种针对职业中期人才的招聘，与数字化转型局的一项预测同时出现。该机构估计，到2030年，公共服务体系还需要新增8000名数字人才。
这一预测考虑了需求每年约7%的增长率，以及更广泛的人口结构变化：当前公共部门技术人员中，每5人就有1人接近退休年龄。数字化转型局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费希纳表示，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以应对这一缺口，而快速的技术变革并非堪培拉独有。
费希纳说：“在缩小这一缺口方面，已经取得进展。我还想指出，我们讨论的问题并非澳大利亚公共服务体系所独有，而是澳大利亚乃至全球都面临的情况。”数字化转型局副首席执行官露西·普尔表示，这项工作正由一项跨机构协同的人力规划推动，其中包括将数字职业计划转入数字化转型局，以更聚焦内部能力建设。
普尔说，该机构也在跟踪人工智能等工具将如何改变公共服务体系，使员工能够转向“价值更高、战略性更强的工作”。整体来看，联邦政府一方面试图减少技术外包，另一方面又持续面临数字人才短缺、招聘结构失衡与内部培养受阻的多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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