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审胜诉钱被冻结，七次传唤后处罚撤销，企业主陷执行困局

他赢了官司。法院判国企支付251万工程款，二审维持原判。

国企没给钱，反而另案起诉他索赔360万，同时申请保全冻结了应付给他的251万。

他多次赴北京、省城反映情况，被本地公安以“涉嫌扰乱单位秩序”为由，反复传唤、跨省拦截、行政拘留，前后7次被限制人身自由。

公安局自己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又自行撤销了。

他说：“我是去反映国企拖欠工程款的事，我有判决书。为什么公安一次次抓我？”

一、二审判决生效，251万仍未到账

王俊是盐城市大丰区中天环保节能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21年，公司中标了盐城市城市资产投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城城某”）的粪污处置中心设备采购项目，合同金额976万余元。

2022年11月，项目竣工验收合格，2023年2月移交运营。城某支付了部分款项后，剩余251万余元一直拖欠。

2024年4月，王俊起诉。2025年6月，一审判决城某支付工程款251万余元及利息。城某上诉，2026年1月二审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城某仅支付了40万元，剩余款项一直未付。

判决写得很清楚：城某该付钱。但生效判决的执行遇到障碍。

二、城某反向起诉，170万“劳务费”当庭缩水至30万

王俊申请强制执行时才发现，城某已经另案起诉了他，索赔360万元，理由是“设备质量问题导致额外劳务支出”。同时，城某申请诉前保全，冻结了应支付给王俊的251万工程款——这笔钱，正是终审判决确认的、城某应当支付给中天环保公司的款项。

王俊说：“他欠我的钱，法院判了他给。他不但不给，还起诉我，把我的执行款冻结了。”

城某最初索赔360万，其中劳务费用部分约170万元。王俊在庭审中提交招标公告、合同、银行回单后，城某当庭将劳务费索赔额从170万元降至30万元。他提供了劳务外包合同和银行转账记录：

l城某子公司与劳务公司签的合同，有效期仅一年（2023年5月5日至2024年5月4日），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

l合同到期后，没有续签、没有重新招标；

l但城某在2024年7月、2025年、2026年仍在向劳务公司支付费用，合计约170万元；

l这些支付发生在合同到期之后，没有合法合同支撑。

这笔费用的时间线，指向一个核心疑问：一笔无合同支撑的财政资金支出去向，是否正在被诉讼所掩盖？

更值得追问的是时间线：城某清能公司在2023年1月至4月即已启动劳务外包招标，而设备正式移交运营是2023年2月13日——招标早于移交，这笔人工支出本就是项目运营的固定成本，并非所谓“设备质量问题导致的额外损失”。

城某明知是自己项目的刚需求招标支出费用，与王俊设备无关。却将其包装成损失起诉追偿，证据被拆穿后当庭从170万元降至30万元。王俊在上访材料中写道：“盐城市城投公司为逃避应该履行付款的义务，恶意另案起诉并保全其自身应付债务，目的明显是阻碍执行、滥用诉讼权利。”

这份从170万缩水至30万的诉讼，究竟是为解决争议，还是以诉讼手段将一笔缺乏合同依据的支出进行转嫁？

三、7次被传唤：从北京到盐城

王俊多次到省、国家信访部门反映情况，递交判决书和书面材料。他说，他没有过激行为，没有滞留堵门，没有扰乱任何单位秩序。

但据他统计，从2026年3月至6月，他被盐城市公安局亭湖分局永某派出所传唤、拦截、关押共7次：

2026年3月4日，从北京返回盐城途中被拦截，关押约18小时；

2026年3月8日，在北京南站被拦截，次日押回盐城关押约17小时；

2026年4月21日，在北京被亭湖分局永某派出所所长带队带回盐城，被行政拘留7日；

5月9日、5月11日、5月27日、5月29日，又先后多次被传唤或拦截关押。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公安机关传唤后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

七次传唤中，绝大多数询问时长远超法定8小时上限。

传唤证上的依据全部是“涉嫌扰乱单位秩序”。但王俊说：“我从来没有闹事，我递的是判决书，是书面材料。”

传唤程序的合规性引发疑问。

四、行政处罚被撤销，刑事侦查被终止

2026年4月21日，亭湖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多次至北京国家信访局非正常信访被查获”为由，对王俊处以行政拘留7日。

一个月后，2026年5月27日，亭湖分局自行撤销了该行政处罚决定，理由是“行政处罚不当”。

而在此之前，王俊曾因赴京反映情况，被出具《刑事拘留证》从北京带回盐城。但到达盐城当天，刑事拘留即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终止侦查决定书》，理由是“经查明不够刑事处罚”。

刑事拘留证出具当天即被撤销——这份文书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公安自己认定了处罚不当，自行撤销了。同时，亭湖分局出具了《终止侦查决定书》，以“经查明不够刑事处罚”为由，终止了对王俊的刑事侦查。

2026年6月25日，王俊收到永某派出所短信通知：该案“因案情复杂，经分局批准，延长办案期限30日”。

王俊说：“刑事拘留当天出当天撤，现在又说延长。案子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为什么终止侦查？没，为什么延长？他们到底想做什么？”

行政处罚撤销了，刑事侦查终止了，但传唤和拦截仍在继续。5月29日，王俊再次被传唤关押近5小时。

一个被官方认定为“不当”的行政处罚，意味着此前采取的传唤、拘留等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基础受到动摇。行政处罚自行撤销、刑事侦查终止，却又延长办案期限——案件的法律状态究竟是什么？

五、背后的问题

王俊的遭遇包含多个层次：

一是生效判决执行受阻。二审已经判了，城某仍然不付钱，反而另案起诉并保全冻结执行款。一份生效判决，在盐城亭湖区法院的执行程序中，被另一起诉讼的保全措施冻结了。同一个法院，判决城某付钱，又允许城某冻结这笔钱，这一程序上的自我矛盾值得关注。

二是传唤的边界问题。传唤证依据是“涉嫌扰乱单位秩序”，但行政处罚已被自行撤销、刑事侦查已被终止，刑事拘留出具当天即被撤销。在此前提下，公安仍反复传唤，传唤的必要性与合法性存疑。

三是170万劳务费支出存疑。合同到期后无续签，城某仍持续支付约170万元。这笔支出是否有合法合同支撑、是否构成财政资金流失，是本案的关键疑点。

王俊称，他每次去信访都是递书面材料，没有堵门、没有滞留、没有闹事，却反复被传唤。他感觉自己一直在被关注，正常生活受到影响。

而王俊的企业因工程款长期被占用而陷入困境，被列为被执行人，无力缴纳职工社保，个人背负民间借贷和网贷债务，三个孩子因家庭变故受到影响，家中还有年迈病重的父亲需要照顾。一个曾经的工程师、企业法人，如今面临的是企业濒临倒闭、家庭濒临破碎的双重困境。

六、三个问题，需要回答

一问盐城市城市资产投某集团有限公司：

二审判决已经生效，工程款至今未付清，另案起诉索赔360万并冻结应付工程款，致使一份生效判决在执行阶段被另一诉讼保全措施冻结——这种操作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劳务外包合同2024年5月4日到期，合同到期后城某仍在支付劳务费约170万元。这笔钱的合同依据是什么？是否存在虚列支出、套取财政资金的情况？

二问盐城市公安局亭湖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已自行撤销，理由是“行政处罚不当”。刑事侦查已终止，理由是“不够刑事处罚”。在这两个前提之下，认定王俊“涉嫌扰乱单位秩序”反复传唤的法律依据是什么？程序是否存在瑕疵？

三问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

城某拖欠251万工程款，法院判了全额支付；城某另案起诉索赔并保全，法院允许冻结这笔钱。同一个法院，判决城某付钱，又允许城某冻结这笔钱——是否构成程序上的自我矛盾？保全措施是否恰当？

七、不能让守法人成为孤勇者

王俊说：“我有判决书，是终审判决。法律已经判了，城某该给我钱。”

“但我拿不到钱。我去反映，公安一次次抓我。行政处罚撤了，侦查终止了，还是继续抓我。我不知道还能去哪，也不知道该找谁。”

“一个终审判决，在执行阶段能被另一份诉前保全冻住——那执行的意义是什么？”

“行政处罚自行撤销了，侦查终止了——那反复传唤我，依据又是什么？”

法治的权威，在于每一份判决都能不打折扣地得到执行。法律是最后的防线，不能让守法人成为孤勇者。

基于以上事实，王俊提出三点诉求：要求解除债权冻结、支付判决款项；对合同到期后约170万元支出及当庭缩水的诉讼，请求核查是否存在虚构费用的情况；对七次传唤中多次超时、手续后补及行政处罚自行撤销等问题，请求追究相关民警的执法责任。

（本稿件依据王俊提供的判决书、传唤证、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终止侦查决定书、劳务外包合同、银行转账记录等材料整理，相关事实尚待司法机关进一步调查认定。截至发稿，该公司及公安宣传部门，均未获正面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