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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怀集:李少君旧体诗1982—2025》,李少君著,中国书籍出版社,2026年4月。
□朱隐山
在《诗刊》创刊的1957年1月,时任主编的诗人臧克家以及编辑部同仁们收到了来自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书信,旋即将之发表在了创刊号上。其中“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等说法,为新诗持续已久的合法性焦虑,给予了一次相当重要的缓释。作为《诗刊》社的第九位主编,和创刊主编臧克家一样,李少君先生在文学创作方面的主要成就,当然是与“旧诗”相对而言的“新诗”,即自由体现代诗。不过,他如今出版了一册旧体诗的结集——《情怀集》,又该如何理解?
李少君的《情怀集》,从1982年的湘乡涟水少年郎与东台山下清晨景,一直写到2025年的江南同游、天涯诗会、临川一梦,时间跨度之漫长,足以让较熟悉他的怀疑论者如我,放下原先的偏见:这不是他的无端弄笔,而是一种持久而执著的文体信仰。
然而,当“情怀”二字被反复提及(虽然,在诗的正文中,它只出现过一次,在《马桥观荷》的次句),我总忍不住想起陈师道的那联诗:“情怀将底用,诗外不须频。”当代人作旧体诗,何尝不是一种仅仅体现情怀实则百无一用的“行为艺术”?有趣的是,李少君不仅不回避这种无用性,反而试图用时髦的AI的杠杆来撬动它,这就颇具意味了。
《情怀集》所收作品,以七绝为主,偶有五绝,但其实,其中的大量作品亦非严格的七绝,而是七绝的某种变体,不是最严格意义上的近体诗。在格律上,李少君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态度,有时押邻韵,有时平仄不完全合规。这种“不严格”恰恰显示出了他的矛盾——既想获得旧体诗的合法性(其中包含了厚重的传统、典雅的语感、凝练的形式等元素),又想保留某种属于个人的、非程式化的现代表达空间。这种文体上的游移或偏至,与李少君在代序中提出的“新旧融合”的主张,形成了有趣的互文。他认为AI时代“旧体诗传统和新诗传统进一步融合”,格律诗词与新诗可以“相互促进,互相加持”。说起来,这个设想本身并不新鲜,从“五四”时期开始,就不断有人尝试打通新、旧诗体的壁垒了,例子太多,无暇胪列。李少君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试图借助AI这个“第三方”来完成这种融合。然而,AI真的能胜任这项融合的工作吗?
《情怀集》中最引人注意、也最令人感到一丝不安的,正是代序中他的关于AI的长篇论述,以及诗集第二部分收录的“DeepSeek点评系列”。李少君请AI“扮演”过李白、杜甫、苏东坡、王维、李商隐、李清照,让“他们”对自己的诗作逐一评点,并将这些评点郑重其事地收入集中(有些点评还颇见水准)。但关键在于,AI评诗的本质是什么?
时下的AI点评,尤其是针对艺术作品(诗、画、音乐等)的分析,在具身体验、直觉感知、历史意识和独断能力上,还有明显的不足之处——那不是它最擅长的领域。AI固然可以详细分析平仄、对仗、用典,可以统计意象频率、风格相似度,但它无法如人类般去独立地“感受”一首诗。具体以李少君诗作来论,即它可能不会经由感受而得知“狂歌不觉东方白”(《初登黄鹤楼》,1985)里的“狂歌”,对上世纪80年代的一位优秀大学生而言意味着什么(除非你训练它、告诉它你的感受);它也不会经由感受而知道诗中言及的“快递敲门声”(《大暑》,2024)的“快递”,对于一个生活在2024年的一线城市居民而言意味着什么。它给出的所有评价,都是对既有审美范式的数据化归纳,而不是真正的理解。
回过头来谈《情怀集》中我认为写得最好的作品,如《乡居》:
雨帘隐现菜瓜田,水涨芦花一钓船。
又得午凉虚度日,藤萝影里枕书眠。
它被“AI王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诚为当代田园诗中不可多得之逸品。”AI认为它写得好,但背后的判断逻辑是什么呢?我认为好在对古典意境的精准复现,好在它完全符合“王维式”的审美标准。换句话说,它是一首标准的旧体诗,它的成功恰恰建立在“不融合”的基础上——没有强行塞入任何当代性的元素,而是老老实实地回到田园闲适诗的传统中。“AI王维”喜欢它,正因为它像王维。
代序中有两句意思相近、表述有别的话:“AI降临,重新召唤久已藏匿的古老的诗歌幽灵。”“AI唤醒古老文明的觉醒。”这大概是李少君的信念:技术可以激活传统,算法可以助力创造。我愿意对他的信念和乐观保持敬重,尤其是在AI已能写出工稳的七律的时代。但我更愿意大家看到,《情怀集》中留下了一些不那么“成功”的瞬间:快递敲门声在暑气中的突兀,电商小贩在旧体诗中的局促,AI点评在真诚与敷衍之间的摇摆。这些瞬间是一种裂隙,也是一个理解的出口。
说了这么多批评的话,并非对我所认可、敬重的前辈的吹毛求疵,只是因为,李少君这本诗集和他的AI试炼,值得被严肃、认真地对待。它的价值,不在于为传统的“旧诗”提供了多少“新变”,而在于以一种近乎全景的方式呈现了当代旧体诗词写作的普遍困境,还在于忠实地记录了一位当代诗人在面对传统时的焦虑与面对未来时的亢奋。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怀集》更像是一份实验报告——它记录了一位当代诗人与千年传统、最新技术、自身经验的角力。实验的结果尚不明朗,但实验本身,或者说敢于“尝试”本身,已经足够重要。
2026年,清明时节,撰成于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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