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书又发宣言！美科技大佬要建“软件霸权”，可这妄想能成真吗？

一年前，亚历山大·卡普和尼古拉斯·W·扎米斯卡合著的《美国技术共和国》在美国出版。卡普是帕兰提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是一家重要的数据分析公司，为世界各地的政府和情报机构提供服务，尤其与美国政府合作密切。

3个月前，卡普又发布了“帕兰提尔宣言”。这是一份22点摘要，概括了该书的核心内容，被认为体现了国际新右翼的一种思想倾向。宣言公开反对多元主义和包容性政策，混杂着新自由主义观念、强控制色彩的政治观念以及一些近乎荒诞的想法。它勾勒出信息技术发展的一条新路径：建立一种技术—军事联盟，以接管西方并主导世界。

卡普的思想简单化而粗疏。如果世界已经变得复杂，难以理解，更难以安身，那么还有什么比用强硬手段来治理它更“合适”呢？与其依赖由“高调的煽动性言辞”和“道德呼吁”构成的软实力，不如诉诸硬实力，诉诸那种不为顾虑和伦理困境所拖累的赤裸权力。而这种硬实力，将建立在软件之上。

以软件构建权力的过程其实已经开始，而且成效显著：它带来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公民思想、情绪和行为控制；它让信息按照权势者的意志被塑造；它通过伪造现实制造出大规模的麻木和被动；它还强化了军事力量，在边缘化人的因素的同时，大幅提升了破坏能力。

以技术组织权力的方式，是卡普所希望在西方复制、并积极推动复制的原型。对他来说，这既是对手，也是映照自身的一面镜子。正是这个对手的存在，界定并证明了他理解现实和理解自我的方式。

宣言中勾勒的军事政策既混乱又矛盾。敌人必须被击败，但又不应为其失败而欢呼，因为敌人仍是这种封闭世界观中不可缺少的对象。宣言主张恢复义务兵役，以应对“下一场战争”，让所有人共同承担风险和代价，但其结果显然也可能是灾难性的。

核冲突的阴影迄今一直构成威慑，使任何对抗都不能越过某条界限。但这又与那种试图通过战争挽救西方命运的构想相冲突。按照这种逻辑，正确的做法似乎是用建立在人工智能基础上的威慑，取代核威慑。

实际上，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大规模应用，早已沿着两个方向推进。其一，是建立防御他国攻击的保护性盾牌，从而可以在不惧报复的情况下摧毁对方。其二，是预先关闭或摧毁敌方战争装置，使其陷入无力状态。

这种战争哲学由来已久，如今又得到惊人的技术能力支撑，其中包括机器人士兵的使用。它不负责任而又不可阻挡地把人推向对抗的诱惑，而这种诱惑迟早会把我们带向自我毁灭。卡普表达了当下广泛存在的一种意志：想打一场战争，而且是一场不可避免会涉及核因素的战争，却又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无异于妄图把圆变成方。

灾难越迫近，防御似乎就越必要；而防御越必要，危险也就越逼近。我们能否毫发无损地走出这道陷阱？“帕兰提尔宣言”鲜明展示了一种精神结构：心理混乱与肆无忌惮结合在一起，而这种结构正是无情感思维的表现。这种思维不渴望，不热爱，也感受不到现实。它不会被现实打动、震撼或卷入，因此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智慧，更谈不上理解现实。

它惧怕现实，于是执拗地试图驯服现实，把现实压平到自己的管理计算之中，并为自己建造自闭式的避难所，而这些避难所其实就是监狱。也许，宣言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一段，正是它对情感的正面攻击：

“现代政治的心理化正在把我们引入歧途。那些试图在政治竞技场中为自己的灵魂和自我认同寻找养分的人，那些过度依赖于让自己的内心生活通过一些自己可能永远不会见到的人来表达的人，最终都会失望。”

无论是与那些我们也许会见到、也许不会见到的人建立联系，还是与属于过去、我们从未见过的人建立联系，抑或与未来将会存在、但我们永远不会见到的人建立联系——通过想象、情感和思想与他们发生关联——这都是我们真正与他人在共同生活空间中相遇的必要条件。正因为我们的生命通过无穷无尽的交换网络与这些人间接相连，我们的生活才获得了时空上的深度和广度，我们与他人的相遇也才会变得强烈、投入并富有意义。

引领帕兰提尔的那些“新世界秩序”先知，在情感和欲望层面上更像是不安的孩子。他们逃避这些东西，却又强烈迷恋那种与生活之间纯粹认知性、程序性的联系。他们用沉浸在“游戏机式现实”中的兴奋感，来填补情感和欲望的空洞。

他们的灵感模板是《星球大战》和《指环王》。“帕兰提尔”这个名字，正是托尔金作品改编的电影三部曲中那种水晶球的名称，人们可以借此远距离沟通、观看，也可以看到过去发生的事件。他们的幼稚并没有被视为可笑，反而成了其成功的基础。

情感匮乏是这个世界最普遍的病症，而以认知补偿这种匮乏，再与虚拟现实的建构结合起来，恰恰是一种极受欢迎的疗法。人们对抚平情感痛苦失去信心，而关系的瓦解又不断加剧这种失望，于是，越来越多人转而寻求行为层面的实用解决方案。越是显得强硬、坚决，这类方案就越有说服力。

国际强势右翼与当代社会的幼稚化退行相互契合，也与认知膨胀所制造的抑郁—偏执式现实感知相互契合。它不仅威胁所有人的自由，也威胁我们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