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极端舆情，是戾气外露还是因果报应？

2026年7月5日刊 | 总第4382期

暑期档正式开启之前，电影市场已然处在白热化舆情之中。

先有《抓特务》因韩红在首映礼上的发言，后有《四渡》因为“解题”之争，陷入舆情。

电影舆情分为多种类型，有的因影片质量问题遭遇观众口诛笔伐，有的因审美差异而被声讨，有的因主创“傲慢”发言引观众不满，当然也有莫名其妙的上纲上线和恶意解读……

网络舆情已经成为当下影视行业的风险策源地。《影视独舌》连线采访了几位来自电影行业不同岗位的一线从业者，也收集了一些网络讨论者的观点，且听听他们对网络舆情的真实心声。

影院人：别有用心之人刻意针对红色电影

“网络舆情直接影响上座率，没人看就没有排片，这是恶性循环。我不希望它形成死循环。”

网络恶意舆情对电影生态造成破坏，受直接影响最大的是影院一线工作者。

绵阳市电影协会会长、中环影城负责人王征向《影视独舌》表示，《四渡》刚上映时，他觉得这是一部质量很不错的红色电影。

没想到过去一周，《四渡》竟然在网络上成为众矢之的。主创路演发言、片中伟人形象引起争议，影片被扣上“拔高”反面人物、“曲解”历史精神的帽子……

对于《四渡》遭遇的网络舆情，王征感到十分费解，“一部已经通过专家审查、拿到龙标的电影，怎么可能有意识形态的问题？”

作为深耕电影行业数十年的老电影人，王征亲眼见证电影行业因胶片到数字的技术迭代而繁荣，也对如今互联网时代院线电影遭遇的发展瓶颈深有体会。

他认为，当今红色电影被极端网络舆情围剿，已经是危害文化安全、阻碍产业复苏的突出问题。

《四渡》不是第一个受害者。去年10月，历史战争电影《澎湖海战》释出首支预告片时，就意外遭遇了一波舆情攻击。

这部电影讲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王学圻 饰）率军统一台湾的故事。

“电影都没上映，怎么会有那么多差评？我当时看到，很多黑贴IP都是日本。这不说明一些问题吗？”王征对此很是气愤。

根据近几年的一线工作经历和深度观察，王征认为目前网络舆情主要存在五大乱象：

一是境外账号定向围剿主旋律影片。

境外IP账号无观影渠道，却统一话术批量差评红色影片，歪曲革命史实、制造排片恐慌，实施意识形态渗透。

二是本土水军黑灰产产业化牟利。

MCN机构运营千级账号矩阵，形成“造黑稿—刷低分—有偿删帖”灰色链条，中小影片无力承担舆情维稳成本，优质作品遭遇恶意控评，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受损。

三是AI技术滥用，歪曲历史叙事。

自媒体借助AI换脸、恶意剪辑篡改影片剧情，恶搞革命先烈，短视频审核滞后，碎片化虚假内容误导青少年历史认知。

四是平台算法加剧舆论极端对立。

流量机制偏袒负面猎奇内容，观众仅凭短视频片段跟风网暴主创，理性文艺评论生存空间被持续挤压。

五是跨部门协同治理存在明显短板。

网信、文旅、公安、市场监管各司其职，应加强影视舆情联动处置机制；造谣违法成本低，企业取证、维权流程繁琐，长效约束机制缺失。

王征已将自己对网络舆情现状的观察和对策建议，写进了名为《系统整治网络恶意负面舆情 筑牢电影市场高质量发展舆论屏障》的倡议书中。

倡议书中，王征希望管理部门能够尽快出台一些对策，还电影一片清朗安全的舆论环境，比如建立国家级跨部门常态化协同治理机制；细化执法细则，强化违法惩戒力度；压实平台责任，搭建智能技术防控体系等。

电影策划：没有舆情也未必来看电影

“现在不做舆情预案等于裸奔。”

一直从事电影策划工作的宁小白，印象最深刻的舆情事件，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引发的所谓“眯眯眼”涉嫌丑化国人的争议。

“关注点被带偏后，根本拉不回来了。官方没下场定性，主创没硬伤过错，互联网直接定罪。”

宁小白表示，那次事件给全行业上了一堂舆情意识课，在设定阶段就要做好文化敏感性检查。剧本开发阶段就会注意，尽量避免可能会引发观众讨伐的情节。

宁小白也曾参与创作一部红色电影。对于《四渡》所遭遇的舆情，宁小白认为电影内容本身不会有问题，反而是宣发失误、价值观争议、粉黑大战，裹挟着部分真实的文艺评论，组成了这波汹涌的舆情。

“《四渡》是得到官方认可和支持的电影，这种电影，不会也不可能犯网上说的那种错误，因为它在上映前一定已经接受了最严格的审视。”

而对于《抓特务》首映礼上的争议，宁小白认为韩红的“走个面儿”不是影响电影票房的主要原因。

“‘走个面儿’算是导火索，那种京式表达让观众觉得是在道德绑架。但我个人认为核心原因是冯小刚的历史包袱。他没太感知到观众的变化，也有舆情的债务。”

谈及对电影伤害最大的舆情类型，宁小白认为，首要是意识形态和史观类舆情，其次是主创的不当言论，之后才是影片口碑类、性别立场类。

“影片口碑类舆情的杀伤力没那么剧烈，但是慢慢透支观众对系列、对导演、对这一类型的信任；性别议题是超越电影本身的社会问题，所有创作者都应当正视和思考，它不是电影行业内部的争论，而是整个社会情绪在电影领域的投射。”宁小白说。

截至目前，《抓特务》累计票房1.12亿，预测总票房1.29亿；《四渡》累计票房1.77亿，预测总票房2.85亿。两部电影的市场表现均未达到预期。

但宁小白不认为是舆情影响了票房，真正影响观众进场的，还是电影作为文娱消费活动的性价比。

《四渡》上映10天，豆瓣还未开分

“电影排不到消费意愿的前列。观众可能会因为舆情狠狠骂电影，但没有舆情也未必会去看电影。”宁小白直言。

宁小白希望，主创要做到“管住嘴”，公开场合发言一定要带着敬畏心；观众最好是看过电影再下判断，没看的话就要慎重下结论，警惕被营销号带节奏。

“批评电影很正常，但谩骂羞辱创作者，就过线了。”

影评人：动不动就舆情审判，可怕又可悲

多位资深影评人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声，呼吁改善电影所处的恶劣舆论环境。

影评人@木易movie 表示，网络舆情这个“怪物”，让不少电影人、电影公司感到害怕甚至恐慌。

主演和主创但凡因私德或其他原因出现问题，整部电影就将陷入网络舆情的围剿，最终导致影片的票房和口碑都遭受打击；

明星演员撕番、主创宣传电影用词不谨慎、导演态度“傲慢”、演员互有嫌隙、编剧遭遇不公、资本干涉创作……这些都很容易让电影被网络舆情慢慢吞噬；

就连一些首映活动、路演活动甚至电影节相关的互动环节、红毯环节、采访环节或颁奖环节，电影公司都怕死了主创或主演衣服穿得不对、某个动作不对、某句话不对，因为这类细节很容易被放大，然后形成舆情，直接让电影未上映便遭遇重创；

最具毁灭力量的打击，是作品里一些桥段的设计、台词的细节、核心表达的立场被揪出有意识形态方面或性别权益方面的问题，一旦节奏被带起来，就基本属于“完犊子”的局面。

这些恶意极端舆情，都是对作品的伤害。木易希望，观众能将注意力放回文艺评论本身。影评可以，超出影评范围的审判就过分了。

电影制片人关雅荻认为，可怕的不是舆情本身，而是影视作品舆情背后网络有毒的交流氛围。

比如韩红的“走个面儿”争议，讲话不妥，可以道歉，但不是违法犯罪，更不是失德，“如果试图用扩大化思维来搅乱一切，污染网络交流氛围，这种危害比讲话不妥要严重数十倍。”

“如何扼制这种线上互相憎恨与攻击的戾气势头，这是未来几年关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议题。”关雅荻写道。

电影发行：今日舆情是一种反噬

从事电影发行工作的紫荫，平时会同时接触到影院工作人员与电影宣传人员。

紫荫跑过南方二三线城市、北方四五线城市的影院。结合跟影院经理的交流和部分影片后台的观影人群统计，紫荫做过一个很粗略的观察：

日常看电影的人群，除了观影爱好者、有钱有闲的中年人，大部分是学生（大学生、初高中生），工作的人其实并不多。

“至于拖家带口的家庭观影，基本集中在过年。暑期档观影，要挑片子。这是我非常主观的一点感受。”紫荫补充道。

与宁小白的观点不同，紫荫认为对电影伤害最大的舆情类型不是意识形态问题，主创的不当言论或不当表现是影响观众进场、决定舆情走向的首要因素。

“主创是一部作品的灵魂。如果主创出错，那观众就会形成作品多多少少一定有错的印象。因为很多观众会下意识把主创的人品跟影片的内容挂钩。”

紫荫说，“至于影片质量、性别争议等等，都是观众看过电影之后再发酵的事了。”

近年紫荫的另外一点观察是，影视圈掌握话语权的从业者和圈外的观众，双方对彼此的认知都是滞后的。

一方面，电影人对于社会情绪变化的捕捉不够及时。

这一点在宣传打点决策上体现比较明显。最不了解观众心理的人，往往是掌握话语权的决策者。

“下面的人，不想担责。可能提过建议，上面的人觉得不好，不采纳，那下回就不会提建议了。有话语权的决策者，是听不到关于作品的‘真话’的。”

另一方面，很多观众还停留在“拍电影的有钱”的刻板印象中。

“电影人日子难捱，但观众也不好过，不少人还是会把电影人放在自己的对立面。”紫荫说。

对于网络舆情环境的改善和治理，紫荫较为悲观，认为这个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第一，舆情的本质是情绪，而情绪是无法控制的。

紫荫观察到，观众将“影视圈”等同于“娱乐圈”，对一部电影的评价偏向于对一个娱乐产品的评价，而不是对一部文艺作品的文艺评论。

“大众可能没有耐心去品尝一部电影里文艺的部分，只想要接收情绪、感受情绪、发泄情绪，所以电影舆情本质上是无法管控的。”

第二，舆情对电影的影响不止负面的，也有正面的，很多电影实打实吃到过舆情红利。

“很多黑马电影，也是靠舆情起来的。从《九龙城寨之围城》，到现在《给阿嬷的情书》，都是靠舆情托起来的。《哪吒2》那么惊人的票房，不就是‘极端’舆情的体现吗？”

《哪吒之魔童闹海》最终票房154.46亿

事实上，紫荫并不认为极端舆情是问题。

“正面舆情‘来势汹汹’，你喜闻乐见；负面舆情来的时候，就觉得它是‘洪水猛兽’了？有点双标吧。”

第三，网络水军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成熟的产业链。当今“水军要钱删黑帖”的现状，也源于片方试图花钱平息舆论的恶性循环。

“比如营销号A，发了一部电影的差评帖，片方便会联系宣发人员进行处理。多少钱可以设置权限，多少钱可以删帖，或是多少钱可以删帖+发一条好评帖，这些都是明码标价的。”

紫荫说，“营销号都是团体性质的，一旦A被联系到了，那么跟A属于同一矩阵的BCDEF就都会马上狂发这部电影的黑帖，因为知道可以收钱。”

紫荫表示，即使发黑帖的不是营销号，是普通观众，也可以花钱删帖，“我给你钱，你会不愿意删吗？没人不愿意。”

结语

近日，拓普数据发布了《2026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研究报告》。

其中一线城市上半年票房下滑最少，同比下降28.3%；二三四五线城市票房下降程度均超过40%，分别为40.2%、43.6%、45.7%、46.8%。

这大概也说明了，下沉市场更容易因舆情的发生而波动。

今年的电影市场，供给端更加迷茫困顿，需求端观众加速离场。

虽然诞生了《给阿嬷的情书》这样的票房黑马，但更多电影面临的是水深火热的市场环境。

电影人如履薄冰，但与观众的隔阂似乎更深了。超出文艺评论范畴的网络舆情，比往年更来势汹汹。

但无论如何，还电影作品一个健康正常的文艺评论环境，是促进电影行业正向发展的关键所在。

整治影视行业恶意负面舆情，边界在于区分正常文艺批评与跨境舆论渗透、水军造谣抹黑。这需要管理部门、电影人、社交媒体平台、观众多方齐心协力。

管理部门需细化执法细则，加强对恶意舆情的处罚力度；电影人需要更加细腻地感知社会情绪变化；平台需要优化算法、降低极端负面内容流量权重，还要维护评价体系的公信力；观众要在正常文艺评论范畴内讨论电影作品。

不管是批评还是夸赞，所有声音都应该围绕一条初衷：希望中国电影更好。（文中宁小白、紫荫均为化名）

【文/赵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