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烟火气中传承包公精神？

党员干部、社区群众在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参观“包公治端史迹展”。卢舒曼 摄

北宋康定元年（1040年），42岁的包拯出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包公治端不到三年时间，却让这里从“瘴疠之地”变为西江中下游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1118年，宋徽宗赵佶将端州升格为“肇庆府”，取“喜庆吉祥之始”之意。

在端州，包拯曾挥毫写下一首《书端州郡斋壁》，诗中名句“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千百年来一直传颂。

6月30日，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策划的“清忠初绩著端州一一包公治端史迹展”（以下简称“包公治端史迹展”）对公众开放，聚焦包公主政端州期间的史实及治绩。展览名称取自当代著名国学家、书画家启功先生所撰楹联“正直遗型传稗史，清忠初绩著端州”。此联也被重刻并展示于博物馆正门外侧，精准概括了包公仕途的起点与“青天”之名始自端州。

一座市级博物馆如何让包公精神在城市烟火中延绵传承？包公治端的经历，又为今天留下了哪些可资借鉴的文化财富？南方日报记者就此展开了走访。

挖掘史迹文献

包公“青天之名”始于端州

走进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入口处便可看见一方端砚展陈台，陈列着各式端砚及制砚工具，让观众沉浸式走进“包公与端砚”的故事。

在肇庆，许多有关包拯的廉洁故事至今仍口口相传，其中包公“不持一砚归”的典故流传尤广。相传，包拯任职期满离开端州时，经行砚山峡口，突然狂风大作。包公顿觉蹊跷，经过探查得知，手下人擅自以他的名义收下百姓赠予的端砚。他立刻命人将砚投入江中，江面随即恢复平静。

故事虽是传说，但有据可循。据《宋史》记载：端砚是端州的特产，被列为朝廷贡品。当地官员为结交权贵以贡砚之名，大肆增加贡砚项目。包拯上任后，严格按照朝廷贡数征收，减轻百姓负担，“岁满不持一砚归”更是彰显其拒绝贪墨、两袖清风的本色。

“人人都说，‘开封出了个包青天’，实际上，包拯‘青天’之名，实始于端州。”肇庆文史学者谢健江告诉记者，上世纪70年代，考古人员在安徽合肥东郊大兴集发掘北宋包拯家族墓群时，清理出50余件随葬品，皆为陶瓷器、铜镜、铜钱等寻常物品，无一贵重金玉器具。在其子包绶墓中，仅出土了一枚寻常的歙砚——这一发现，印证了史书中“不持一砚归”之说。

据悉，“包公治端史迹展”旨在通过海量的一手史料与文物展品的集中亮相，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包公扎根岭南、清廉为民的事迹与风骨，也让千年前兴盛发展的端州图景清晰铺展在当代观众眼前。

据宋《方舆胜览》记载，北宋初年的端州“土旷民惰，不力于耕，夷僚杂居”，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中原地区。包拯在端州走马上任之后，修建书院，兴崇文重教之风；建立丰济仓，储粮备荒；创建崧台驿，完善交通邮政体系……其清节美行，朝野皆知。

肇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系主任高春海介绍说，包拯在端州的另一大利民举措是“掘井为民取水”。明初董源《义井记》、清康熙《肇庆府志》都曾记载，北宋时期，端州百姓主要饮用西江水，水质状况堪忧，饮用后易致人患病。于是，包拯命人开挖七口水井，让百姓喝上清洁的井水，后人称之为“包公井”。

至今，肇庆城内仍保留两口“包公井”，分别位于城区的米仓巷和龙顶岗西麓三联巷。去年，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主办“廉韵清风——包公与端砚的故事”展览，就展出了不少以“包公井”为题材的端砚作品。

端州任职期间，包拯还有一项重要功绩是“文化治端”。谢健江介绍，包拯到任前，端州一直未有地方官学，只有零星私塾。包拯在宝月台兴建星岩书院，这是西江流域最早的书院，也是肇庆历史上第一所官办学校，开创了当地书院教育的先河。而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藏的书院旧试卷及教育典籍等文物，成了这段历史的鲜活见证。

该馆副馆长徐义伟认为，星岩书院的建立在传播中原文化、培养人才、移风易俗等方面可谓泽被后世。新中国成立后，书院发展为肇庆市第一中学，文脉得以延续至今。

复原包公古祭

让廉洁精神代代传承

“包拯上任端州短短三年，将端州从一个军事城堡，建设成一个定居式农耕经济和岭南汉族文化为中心的教育基地、港口城市，政声斐然。”谢健江评论说。

去年，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还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春祭包公仪式，到场市民多达数百人。谢健江在仪式上诵读祝文：“峡山高耸，西江水长流不息，端州之名郡，青天之上畅谈正义。”

据馆长徐文娟介绍，馆方研究人员曾在史料中发现，古时人们就有祭祀包公的传统，“恢复春祭包公仪式，是对过往传统和包公精神的继承”。

元代延祐年间，王揆曾在《包孝肃公祠记》中记录：“爰定典礼，以春秋时祭之，无侈前人，将为后规。”明代成化年间的“重建宋包孝肃公祠堂记”碑刻和弘治年间张诩《宋包孝肃公新祠记》皆有关于端州人民在春秋两季“以少牢之礼”祭祀包公的记载。

“包拯的廉洁作风，对肇庆后任官员产生了深远影响。”徐文娟说。

博物馆内，一块明弘治年间的《宋包孝肃公新祠记》砚碑弥足珍贵，其铭文清晰描绘了包拯的治端功绩。碑文中，一句“端之名宦，每以宋包孝肃公为首称”，印证端州历代为官者对包拯的推崇。

此外，馆藏清康熙《肇庆府志》提到，清代曾任广东分巡肇高廉罗道按察司佥事的胡永亨，他上任初与离任时均曾参拜肇庆包公祠，表达对包拯“一砚风清”廉洁精神的敬仰，并在祠前立誓自省，若“有一事涉虚，一语涉虚，一字涉虚，公其鉴之”。

“包公当年的治端政绩，早已超越了个人操守的范畴，升华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徐文娟认为，包公“不居功、重民生、尚清廉、崇实干”的品格，为今天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丰厚的文史滋养。

北宋嘉祐三年（1058），官员崔颐在《新州郡守题名记》中，曾评价一些岭南地区官吏毫无开拓进取之心，“或骄其僻而不举职，或轻其隘而不为力”。

而包拯不仅没有受到这股懒政怠政的风气的影响，还厉行整治，向朝廷连上《请选广南知州疏》等三封奏疏，强调“地虽远郡不可轻授”“远民困重尤在得人”，为边陲求贤，为端州谋远。

高春海介绍说，包拯曾留下一条著名的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这条家训被包氏后人奉为圭臬，包拯连同其子孙三代都是深受百姓爱戴的清官。

“包拯已经成为了肇庆的一面精神‘旗帜’。”高春海认为，“利用好包公文化园这样的文化资源及春秋祭包公的仪式，是让古代清廉传统与现代接轨的一种廉政教育形式”。

打造“清风学堂”

“包公学堂”思政课走进城乡

“一击明礼，二击立志，三击修身。”日前，记者走进传说中包公“掷砚成洲”的砚洲岛，在这里目睹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研学活动。

包公楼内，孩子们敲击堂鼓，明志正心；他们集体朗诵清廉诗句，许下诚信正直的誓言。随后，孩子们又亲手钤盖“包龙图印”，描绘专属包公脸谱，在创作中感悟包公刚正不阿的精神内核。

“在很多人印象中，砚洲岛还是一座孤岛，其实我们已经变了。”砚洲岛景区研学项目负责人沈莉说，这里不仅注入包公廉政文化元素，也融入现代文旅的活力。游客们可下田插秧、塘中摸鱼，在农耕劳作中体味“粒粒皆辛苦”的朴素真理。

这座形似端砚的江心岛，成为一座没有围墙的“清风学堂”。从国防教育到露营野炊，清廉教育不再是枯燥的说教，而是变成可感、可触、可亲近的生活体验。

如何让包公文化在更广阔的生活场景中触达大众？这也是近年来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正在积极思索和探寻的课题。

去年，博物馆调研组派出数十位馆员、专家，历时一年展开关于包公民间传说与信俗的田野调查。调研团队深入高要白土镇13个村落，搜集整理了大量资料，稍后又将调研成果转化为展览内容，让散落在乡野的包公文化记忆重回大众视野。

前不久，该馆主办的“传承包公精神，弘扬非遗文化民间——包公信仰非遗文化图片展”走进肇庆医学院展出，从非遗视角生动呈现了这一文化传承。

该馆还创新打造包公文化“思政课”，通过“六进”——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景区，把包公文化展览宣讲和社教研学活动送到肇庆城乡各个角落。

在此过程中，馆员们通过体系化的课程开发、场景化的教学设计，将廉洁文化融入青少年成长教育，还打造了多元教育品牌。他们策划“包公学堂”，与高校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组建“小包”讲解员队伍，10年培养超1000名小讲解员；馆方打造的“跟着包公研学肇庆”成为肇庆首批研学精品线路之一，让参与者在行走中感悟廉洁与法治精神。

更具温度的是，博物馆还推出“包公美食文创”和系列产品，通过将包公文化元素融入广府庙会、西江美食等烟火生活，让包公清廉文化更加深入人心。从“包粽”到“豉油鸡”，从“荷塘月色”到“包公清心茶”，每一道菜式都承载着包公故事与端州记忆，让人们在舌尖上品味“廉味”，于美食中涵养廉正品德。

千余年前，包拯躬身垂范、身体力行，使端州风气为之一新；如今，包公文化的活态传承，将清风常在、廉韵悠长的文化之风注入日常生活，让肇庆这座城市的精神文脉绵延不绝。

石耿珲 赵媛媛 卢舒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