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害者死了赔偿就断了！波黑受害者协会怒斥：正义从未真正到来

在波斯尼亚，战争罪赔偿辜负了受害者——却没有辜负被判无罪者，1996年11月，也就是结束战事的和平协议签署后不久，数千名示威者在萨拉热窝集会，要求将战争罪犯送上法庭。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被判无罪的战争罪嫌疑人获得的赔偿，远高于战争罪幸存者得到的赔偿。后者往往要等待数十年，很多人最终仍拿不到补偿。

那是1993年春天，几名穿制服的士兵闯入萨拉的公寓。他们拿走了能找到的贵重物品，把萨拉的丈夫关押起来。随后，其中一名士兵侵害了她。那一年，她46岁。2011年，在审理侵害她的男子一案时，萨拉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家法院作证说：“我赤裸地躺在卧室里，而他当时和我的孩子差不多年纪。”

萨拉用了很多年，才鼓起勇气说出这段经历。她对巴尔干调查报道网络说：“我沉默了很久。后来有一天，这件事突然涌了上来，我崩溃了，案件才进入法庭。”被告后来被定罪，判处6年监禁。此后，萨拉向施害者提出赔偿请求。10年后，她收到了第一笔2500波黑马克的分期赔偿，约合1250欧元。

萨拉对巴尔干调查报道网络说：“虽然这不算什么，但至少总算有一点。那是几个月前的事。和发生的一切相比，正如人们所说，不过是沧海一粟。”在获得赔偿这件事上，萨拉是例外，不是常态。现实中，许多战争罪幸存者一分钱也拿不到。事实上，被控战争罪后又被判无罪的人，反而更有可能获得赔偿。

根据巴尔干调查报道网络向波黑全国各级法院收集的数据，过去10年里，波黑向被判无罪的战争罪相关人员支付的赔偿总额超过160万欧元。这一数字是幸存者所获赔偿的11倍。例如，战争受害妇女协会表示，该协会有25名成员经法院判决获得赔偿，但迄今只有2人拿到了全部款项。

该协会对巴尔干调查报道网络表示：“其他成员的赔付要么只支付了一部分，要么完全没有支付。我们还掌握一些情况：有些案件中，施害者曾开始向受害者分期付款，但因施害者死亡而中断。”“也有受害者还没等到获判赔偿真正到账，就已经去世了。”

根据“国际审判”组织波黑办公室的数据，在总计24份涉及赔偿的判决中，已有23份生效，但只有7份实现了部分或全部支付。其中有2起案件是通过查封财产获得赔偿。赔偿金额从约2500欧元到20000欧元不等。

“国际审判”组织特别提到德拉甘·扬伊奇一案。2019年，波黑国家法院以其在1992年福查地区实施暴力犯罪判处其7年监禁。幸存者获判约7500欧元赔偿，按分期方式支付，起始每期约115欧元。该组织表示，扬伊奇还需要5年才能付清全部款项。

根据联合国数据，波黑战争期间估计有20000至50000人遭受暴力侵害。自2015年起，波黑国家法院开始在战争罪刑事诉讼中判给赔偿。但最大的问题之一在于，法院往往不在刑事程序中对赔偿请求作出裁决。相反，幸存者不得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而在这一过程中，她们往往需要公开自己的身份。

对很多人来说，这是无法跨越的障碍。例如，巴尼亚卢卡地区法院对巴尔干调查报道网络表示，在其审查的14份已生效判决中，没有一份包含对幸存者的赔偿。其中10起案件中，幸存者被告知应通过民事程序寻求赔偿。而执行赔偿判决本身，往往也并不容易。

被定罪的施害者经常把财产转移给家属或其他人。阻止这种情况的一种办法，是在侦查阶段冻结其资产，但法院往往会驳回检方提出的相关申请。“这是我们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福查92-95战争受害者协会负责人米德赫塔·卡洛佩尔说。

波黑非政府组织“你的权利协会”负责法律事务的副主任艾哈迈德·沙尔钦说：“这里执行难的一个问题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家层面没有一个由国家担保先行支付给受害者的基金，之后国家再去追偿。但解决这个问题并没有政治意愿。”

专家指出，赔偿不仅是钱的问题，也意味着对伤害的承认，并确认正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伸张。但幸存者组织表示，被判无罪的战争罪嫌疑人获得赔偿的速度更快。战争受害妇女协会说：“关键区别在于，被判无罪的人通常能在相对较短时间内拿到获判金额；而受害者即便拿到了生效判决，往往也要等待多年，甚至最终一无所获。这种情况进一步加深了遭受伤害者的不公感。”

“进步协会”心理学家阿兹拉·弗尔利说，与冲突相关的暴力可能给幸存者带来终身影响。弗尔利说：“除了心理后果，许多幸存者还承受着污名、沉默、健康受损、经济困难、漫长的司法程序，以及等待自身经历被承认和确认的重负。”

弗尔利表示，从心理康复的角度看，重要的不只是是否获得了赔偿。她对巴尔干调查报道网络说：“更重要的是，社会向那些经历过严重人权侵害的人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当一个人要等待数年甚至数十年，判决才得以执行，权利才得以实现，或者才获得所需支持时，这会加深他们被忽视、被抛弃的感受，也会加剧对机构的不信任。”

“赔偿长期拖延会影响健康、生活质量、安全感，以及整体康复的可能性。”2017年，“国际审判”组织代理一名与冲突相关幸存者，向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起诉波黑，指控该国未能提供有效且可执行的、充分而公平的赔偿权利，也未能提供尽可能充分的康复措施。

两年后，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要求波黑公开向这名幸存者道歉，尽快支付赔偿，并在国家层面系统性解决赔偿问题。如今，这名幸存者仍在等待赔偿，此后又有4名幸存者向同一个联合国委员会提出申诉。距离遭到伤害已经过去30多年，萨拉的煎熬仍未结束。

她说：“我曾当面面对我的施害者。他就在我的公寓里做了那样的事。你能想象我后来是怎么生活的吗？我甚至没有告诉我的丈夫和孩子。”萨拉为保护幸存者身份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