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一凤揭露黄有龙赌博败光1.87亿，再借9360万输光

蔡一凤经常被香港媒体称为名媛，可在这起官司里，比社会身份更重要的是她过去从事的工作。

她在香港高等法院作供时介绍，自己毕业于厦门大学财政金融专业，之后通过相关课程取得会计资格，还经营过珠宝生意。她曾在澳大利亚皇冠度假酒店集团负责高端客户业务，工作包括接待大额博彩客户、联系持牌博彩中介、协助申请信用额度以及安排筹码结算。

这类岗位不直接拿出个人资金放贷，却掌握客户与博彩中介之间的联系渠道。高端客人进入赌场前，工作人员会核对信用情况、协调授信额度，再由有资格的中介提供筹码。客户赢钱后需要结算，输钱后则形成债务。

蔡一凤正是在这套业务体系中认识黄有龙，两人的来往也从普通社交逐渐转向大额资金安排。

蔡一凤在庭上称，她的母亲和一名被称作“南哥”的亲属，与太阳城集团存在业务联系。其母曾投入2000万港元保证金，用于参与高端客户博彩信贷业务。蔡一凤因此认为，自己不只是负责介绍客户，还代表家人参与债务安排。辩方则指出，她的身份前后并不一致：一时表示替母亲和亲属追款，一时又称自己才是实际负责人。法庭后来把这种表述矛盾列入证据评估。

当时，他通过旗下公司持有阿里影业约6.63%的已发行股本，还间接参与多家香港上市公司的股权投资。那几年，他频繁出现在资本市场新闻中，外界看到的是资金充裕、投资范围广泛的商业形象。

黄有龙过去还因与演员赵薇的婚姻关系受到关注。2024年12月，赵薇公开说明，两人多年前已经依法离婚，法律上的婚姻关系早已解除，并要求外界不要再把黄有龙的债务事件与她相联系。此后再谈黄有龙的商业行为、赌博债务和诉讼，应当由他本人承担相应责任，不能继续捆绑已经解除的婚姻关系。

蔡一凤熟悉赌场信贷运作，黄有龙则曾活跃于上市公司投资圈。两人的交集原本建立在人脉、信用和巨额资金之上。可当筹码被迅速输光，口头安排又缺少足够书面凭证时，过去看似顺畅的商业关系便一步步演变成持续七年的诉讼。

2015年2月底，黄有龙经她安排前往澳大利亚珀斯皇冠赌场，并通过太阳城集团取得第一笔4000万澳元博彩信贷。按照当时汇率折算，这笔钱约合人民币1.87亿元，标题中的金额便来源于此。博彩信贷并不是现金直接交到客户手上，而是转换成可供下注的筹码，客户输掉后需要按照协议偿还。

4000万澳元筹码仅在两天内就被输光，如此规模的亏损已经远远超出普通娱乐范畴，可下注并没有停止。

蔡一凤称，皇冠方面认为继续授信风险过高，不愿再直接增加额度。她随后参与协调，黄有龙又通过太阳城取得2000万澳元信贷，折合人民币约9360万元。第二批筹码同样全部输掉。两次合计6000万澳元，按当时汇率换算接近人民币2.8亿元。

这两笔钱是否由蔡一凤个人借出，是日后官司的核心。蔡一凤主张，自己与黄有龙分别达成两项口头协议。第一笔4000万澳元应在三个月内偿还，第二笔2000万澳元则应在一个月内还清。任何逾期金额都要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利息。

她据此认为，黄有龙后来虽然逐步归还本金，却一直没有支付约定的逾期利息及服务费用。

黄有龙一方承认他取得过合计6000万澳元的博彩信贷，也没有否认筹码全部输掉，但否认蔡一凤是放款人。他的抗辩是，真正提供资金的是太阳城集团，蔡一凤只是利用工作关系负责牵线、协调和传递款项。既然资金并非出自蔡一凤，她也没有承担客户无法还款造成的信用损失，便无权以个人身份收取24%的年息。

输钱之后，黄有龙开始分批还款。蔡一凤提供的资料显示，2015年3月25日至7月2日，黄有龙通过私人助理及旗下公司向她转入约1.43亿港元。

这些钱随后被用于偿还太阳城集团。资金虽然经过蔡一凤账户，却不能单凭这一点认定她就是原始债权人，因为中间人代收、代转债务款项在博彩中介业务中并不罕见。

案件还牵涉三张总额1.8亿港元的支票。蔡一凤称，这些支票用来确认和担保黄有龙的欠款，后来其中一张6000万港元支票被银行退票。

黄有龙当时的私人助理则供称，他按照指示签发过空白支票，但支票只用于记录债务，不应拿到银行兑现。他确认曾使用个人账户替黄有龙转账，却表示自己不知道黄有龙取得博彩额度的具体过程。

2015年8月，双方又安排处理赤柱富豪海湾的一处物业。蔡一凤称，该物业价值约7000万港元，原本用于抵偿部分款项，黄有龙还支付了1000万港元订金。房产交易后来经过较长时间才完成，余款处理方式也成为双方争议内容。蔡一凤将它视作还债安排，黄有龙一方则认为，其中包含感谢她协助取得信用额度的性质。双方对同一笔付款给出了不同解释。

2016年至2019年间，黄有龙继续向太阳城集团还款。太阳城方面确认，在这段时期内收到约2.73亿港元，涉及6000万澳元的博彩信贷已经全部清偿。

这份确认对案件影响很大，因为它证明太阳城集团才是持续接收还款的一方。蔡一凤若要另外追讨利息，便需要证明她与黄有龙之间还存在一份独立、有效的私人协议。

2019年，蔡一凤正式入禀香港高等法院，把黄有龙及其前私人助理列为被告。她早期公开提出的数字一度接近数亿港元，庭审阶段则主要围绕逾期利息、中介费用和支票责任展开。随着案件审理，法庭需要逐项判断口头协议是否存在、蔡一凤有没有实际出资、支票代表什么，以及多年间为何没有持续追收24%的利息。

法官没有接纳蔡一凤的主要说法。判词认为，她当时是皇冠集团雇员，职责本来就包括为客户联系持牌博彩中介。6000万澳元信贷由太阳城集团提供，她没有证明自己拿出相应资金，也没有证明自己因还款延误遭受资金占用损失或信用风险。其母亲在庭上表示，部分数千万元转账没有保存清晰记录，也削弱了原告一方对资金来源的证明。

法庭还注意到，黄有龙清还太阳城贷款之前，蔡一凤没有以明确、连续的方式向他追讨24%逾期利息。周焯华2019年发给蔡一凤的信息也指出，利息原则上属于实际出资方；如果皇冠和太阳城都没有追收，她必须说明自己以什么身份提出要求，以及追回款项应归谁所有。法官认为，这个疑问始终没有得到可靠证据解答。

2026年6月30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蔡一凤败诉，并下令她承担对方诉讼费用。法院并未否认黄有龙曾经取得6000万澳元筹码并全部输掉，否定的是蔡一凤所称私人借贷关系及24%利息协议。黄有龙在诉讼中胜出，不等于巨额赌博行为值得肯定，只能说明原告没有达到民事诉讼所要求的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