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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秦庆武
最近泰山景区建立135公里的刀片铁丝网冲上了热搜。这种铁丝网实际上相当于扎了一个篱笆,建了一个围墙,把景区圈起来,主要目的是为了收钱。景区所说的为了“防火和防虫”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虽然景区鉴于舆论的压力,宣布拆除这些刀片铁丝网,但是这种现象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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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联想到全国各地的大学建围墙,不允许校外的人进大学也非常普遍。实际上这种围墙和篱笆的观念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了。
前些年我们出国去访问和旅游,发现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很少有公园收门票。而我们国家则是各个景区都在扩大范围,建立围墙,把公园围起来。以至于很多游人从大门进公园后,就必须要买景区的游览车票,否则就很难到达景点。赚钱成了景区的唯一目的。
从道理上来讲,中国所有的景区都是属于全民所有。泰山、黄山这些名山大川都是属于全中国人所有的,同时也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当然,景区的管理需要一些支出,可以适当地收取一些门票费来弥补不足。但这不等于景区就属于你泰安市所有或黄山市所有。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热衷于建围墙、建篱笆?这种观念是怎么形成的呢?下面进行了一些梳理。
说起来中国人的围墙观念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贯穿数千年文明史,从最初的生存防御逐步演化为深植于文化心理中的"边界意识"。以下从几个层面来梳理其形成脉络:
史前起源:生存本能的物化
围墙观念的最初萌芽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仰韶文化时期(约公元前4200—前2800年)的聚落已普遍建有环壕和土垣,用于防御野兽、洪水以及部落间的冲突。
前些年我们去参观西安半坡遗址博物馆,就发现人们最早用挖壕沟的方式来防止动物的入侵。这就是最早的墙和篱笆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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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墙"是安全与危险的物理分界线,是"我群"生存空间的最初圈定,奠定了后世"墙内为家、墙外为野"的基本认知框架。
中国是一个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民族,可以在一个固定的区域内通过种植养殖来生存,不同的族群和家庭需要一定的边界。这就需要用篱笆或围墙的方式来隔离出来。
与之不同的是,游牧民族就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他们需要逐草而居,逐水而居。就没有这种篱笆和围墙的观念。因此像内蒙、新疆这些游牧民族比较多的地区,这种观念就不强。
到了龙山时代(约公元前2800—前2000年),随着各文化集团之间扩张与兼并加剧,大量筑有围墙并配备瓮城、马面、角台等附属防御设施的史前古城涌现出来,防御体系日趋复杂。
政治升华:从"卫民"到"卫君"
国家诞生后,墙的意义发生了质变。夏商周时期,都城城墙规模恢弘、规制严谨,成为王权神圣性和等级制度的空间宣言。"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城郭体系标志着墙从单纯的"卫民"生存功能,升级为"卫君"与"序治"的政治功能。
秦汉一统后,长城体系的出现标志着墙基因从"点状守卫"升华为"线状控边",是中华文明将农耕帝国秩序边界固定化的宏伟尝试。从齐长城到秦长城,到明长城,都是篱笆和围墙的延伸。
礼制渗透:家庭空间的伦理编码
当"墙"从庙堂进入宗族生活,其意义对家庭和社会文化的影响愈加深远:
内外之别:清初文人李渔说:"国之宜固者城池,城池固而国始固;家之宜坚者墙壁,墙壁坚而家始坚。"院墙被视为国家城墙观念在家庭层面的延伸。
男女之防:《墨子·辞过》称"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北宋司马光《涑水家仪》规定"妇人无故不窥中门"。《红楼梦》中荣国府以"二门"为界,男性活动区在二门外,女性被限制在二门内的"内帏"。
我们多次参观过孔府,发现前面的公堂与后面的内宅有明显的分隔。男性仆人不能到内宅,他们每天打的水只能通过石槽流入内宅。以供有女眷的内宅人使用。
伦理象征:孟子谴责"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的行为,认为"逾墙"是悖越礼制之举。墙由此获得了秩序和规范性的象征意义。
经济基础: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
围墙观念的深层土壤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模式,使每个家庭天然需要一个相对独立于外部世界的自主活动空间。
中国历史上战乱不断,土匪横行。从城市建立城墙到农村建立围墙,是很普遍的现象。很多地方以村社为单位,建立了自己的围墙。有的甚至还有雕楼,一旦有土匪入侵,就会关起门来,以村庄和宗族为单位,保卫自己的领地。山东省惠民县魏氏庄园,我们多次去参观过,那简直就是一个封闭的堡垒。
从家庭来看,中国的四合院遍布于北方和中原地区,四合院的封闭院落正是这种经济模式与宗法观念在地域空间上的投影——"将整个社会按家庭划分成一个个小小的社区"。
哲学底色:内敛保守的文化心态
清华大学建筑学者贾珺指出:"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除了儒家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进取色彩外,道、释和儒家的大部分思想,都带有相当的封闭、保守的态度,追求和谐、安全的生活,墙由此成为很好的依托工具。"
这种文化心态体现在多个层面:
风水观念:西汉《易林》称"千仞之墙,祸不入门",影壁的设置被认为可以阻挡孤魂野鬼、降福降瑞。
审美追求:墙的特点契合中国艺术对含蓄、幽远的追求。园林中"庭院深深深几许"的空间层次,主要依靠墙的划分来营造。
身份标识:岭南地区宗族祠堂的镬耳墙越高大,越体现宗族地位;"昔人贫富,皆于墙壁间辨之"。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历史演进,墙的意象逐渐内化——科举制度是维系儒家价值观的"文脉之墙",宗族祠堂与乡土观念是塑造文化认同的"伦理之墙"。墙基因完成了从"防御外敌"到"凝聚内部"、从"地理边界"到"文化心理边界"的升华。
正如学者所总结的,"小到一组建筑群,大到一座城市,甚至整个国家的一方疆界,都由墙来完成围合的使命。"
从家庭、单位、城市到国家,古代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一直生活在墙的空间里,"墙"由此成为中华文明定义安全、规划空间、表达秩序的基础语言。
这种观念的形成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地理环境(农耕定居)、安全需求(防御冲突)、政治制度(等级秩序)、伦理规范(礼教约束)、经济模式(自给自足)和哲学思想(内敛守正)多重力量长期交织、层层叠加的结果。
前段时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自己路过母校,想进去看看,因为没有校友证而被拒之门外。因此我呼吁大学应该敞开大门,拆掉围墙,像国外那样成为公共区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响应。
近几十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明,全世界都形成了一个地球村。国与国的界限都在打破。我国也由一个农业社会,进入了工业社会和信息化社会。我们还提出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因此,国人所固有的这种围墙和篱笆观念也需要打破。不能再固步自封,画地为牢。
同样,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公共财政的不断提升,我也呼吁我们众多的公共景区逐步放开,像国外那样,以公共财政来支持景区管理,免除门票。逐步恢复各个景区的公共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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