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新民丛报》：发行网络如何铺就通往新民的“路”

本文考察了《新民丛报》如何从日本跨越重洋来到中国内地，在清政府严格的查禁政策下建立起遍及全国的发行网络。从铺就发行之网的“面”上看，《新民丛报》顺长江航线为轴，以上海及东部口岸城市为核心，向内陆地区辐射。再借助日本邮局、民信局及刚刚成立的大清邮政，构建起“禁邮”背景下的运递之“线”。最后，以士大夫、科举考生及学堂学子为主的读者们作为发行最末层之“点”，以其独特的方式获取与阅读《新民丛报》。在清政府的司法约束、民间的阅读文化与交通技术的发展之上，《新民丛报》的发行网络呈现出独特的模式，体现了“去塞求通之路”的物质性意义。

1923年，胡适在给《努力周报》同仁们的信中写道：“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胡适，1996：322）《时务报》掀起了维新变法的时代热潮，而《新民丛报》较前者相比更胜一筹，其传递的各类新思想、新名词，一时间受到士人与学子的追捧，甚至办报者梁启超独特的“新民体”写作方式，也被各类文人争相模仿。

然而，《新民丛报》在清政府官方受到的待遇与其在民间的广受追捧形成了鲜明对比。从1902年发行伊始，至1907年最终停刊，《新民丛报》屡遭官方查禁。发行第二年，清政府就宣布在学堂中禁阅《新民丛报》，以免其“坏人心术”（大公报，1903年4月26日）；两江总督张之洞亦在其治下查禁《新民丛报》（大公报，1903年5月21日）。1904年5月8日，军机处致信各省督抚，要求在“南中各省”各类书坊报馆中禁售《新民丛报》等“悖逆”书刊，正式开启对其的大规模禁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6：55）。当时清廷下令，私带禁书者，售主与购主皆处罚金五十金（大公报，1904年5月26日），可见官方查禁之决心。

尽管遭受官方如此严格的查禁手段，令人惊奇的是，《新民丛报》在国内依旧是畅销无阻，洛阳纸贵。梁启超（2013：50）自言：“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那么，在查禁如此严苛的情况下，《新民丛报》是如何突破重重封锁，从日本到中国内地建立起其发行网络的？在日本刊行的《新民丛报》，不仅能在沿海的上海、广州等地自由通行，远至重庆、成都亦能“飞越三峡而入”。作为一份“禁报”，其缘何能够飞驰海内外，不断改变着时人的思想与视听？

本文从作为“禁报”的《新民丛报》的发行网络出发，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新民丛报》的发行过程：首先，在官方查禁的背景下，考察《新民丛报》如何通过各类渠道建立起遍及全国的发行网络。其次，讨论有哪些因素最终帮助《新民丛报》突破了清政府的封锁。最后，探究在经过以上这些传播渠道后，士人、学子以及普通民众间的人际网络，又是怎样进一步帮助《新民丛报》进入各色人士的阅读生活之中的。在回顾完上述问题后，本文亦进一步思考，发行网络研究对报刊思想传播所产生的影响。

1 铺就网络：口岸城市与代派处的覆盖

1902年2月8日，第一期《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刊出。横滨不仅是日本重要的通商口岸，也是旅日华侨、留日学生赴日本的主要目的地，文化氛围浓厚。地处海外，也为《新民丛报》的言论带来了一定的空间，清政府外务部曾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封禁梁启超的报馆，但最终依然以失败告终，《新民丛报》仍然一如往常，发行无虞（大公报，1903年4 月2日）。更重要的是，横滨与上海间已有稳定且成熟的轮船航线，两地交通来往，一般仅需十天左右（黄尊三，2019：6-7）。承运上海-横滨航线的，多半是太古等有外商背景的洋行，通常每礼拜开行一次，基本能做到“依期不误”（新民丛报，1905年12月11日）；其货船基本不受清政府的审查，甚至一度帮助海关代运邮件，夹带《新民丛报》这样的禁报，可谓便利。

因此，上海成为《新民丛报》从日本到国内落脚的关键节点。在当时中国的众多口岸城市中，上海无疑是江海襟带之地，北达天津、山东、牛庄，南通广东、福建，西至湖北、湖南、江苏、浙江，东通横滨、长崎（申报，1872年5月2日），船舶路线，几乎尽皆汇于上海。同样开放的，还有上海的文化氛围：棋盘街、大东门、五马路、望平街连为一体，因其身处租界，受清廷的言论管制较少，因此不少出版机构在此集聚，“报贩渐成专业，派报所林立”（张之华，1999：192）。对此，一向看重“译书”的梁启超1901年便在上海着手兴办广智书局，其随后也成为《新民丛报》早期的总代派处。

广智书局有效助推了《新民丛报》在上海的扎根。作为保皇党的舆论及出版机构，其与《新民丛报》的经营本是独立的，但一直代派《新民丛报》，并免除了通常20%的抽成（丁文江，赵丰田，2009：180）。不过，由于经营问题，《新民丛报》发行首年，便在四马路老巡捕房对面新设《新民丛报》支店，接替广智书局的发行与售卖业务，并作为《新民丛报》在上海新的总代派处（新民丛报，1902年11月15日）。自此，《新民丛报》支店接手大部分发行业务，广智书局则更多地承担印刷工作，以此来开源节流。与当时上海的其他书局一样，广智书局与支店也常印发清廷禁止的各类册子，甚至是与保皇党思想相左的革命派印刷品，这让广智和《新民丛报》支店在出版界也有一定的名声，在与其他出版机构的交往中，《新民丛报》的发行也往往能搭个便车。广智及支店代派报的方式，大概有以下两类：一是读者直接到书局购买，二是通过邮局派送。

落脚于上海这一重要的地理与文化枢纽之上，对于《新民丛报》在国内的代派是有重要意义的。除了广智与支店作为总代派处外，《新民丛报》在上海先后还有九个代派处，远远超过其他地区，并集中分布于租界内的各个文化街（见表1）。

《新民丛报》在上海的代派处大抵分为三类：报馆、出版机构以及新式学校。当时，报馆及出版机构代派其他书局的新书以及各类报刊是常见之事，如汪康年所在的中外日报馆就常因人情而为各类书刊代派、做广告，以致被批“无数新书目，敷衍满纸广告”（长沙孤奋子，1903年12月2日）。报馆与出版机构常互做广告、代派处，一是出于经济因素，越是《新民丛报》这样畅销的报纸，销售得到的提成便越多；二是出于社会效益，所售书刊名气越盛，也越能吸引到更多读者关注自家报纸。但进一步落到《新民丛报》的发行中，人际关系网络的因素似更大些：《同文沪报》社长田野橘次为康门私淑弟子（张启祯，周小辉，2017：539）；《选报》的经营者蒋智由曾担任过《新民丛报》的主编（施方，2018：100-101）；《采风》报主笔吴趼人曾向梁启超主持的《新小说》投稿；广学会本身就与维新派关系密切。当然，两所新式学校中，圣约翰书院此前就免费赠阅过《时务报》（蒋建国，2017），育才书塾王培孙曾留学日本，对在日中文报刊有所了解（上海市嘉定县县志编纂委员会，1992：114）。可见，对于作为“禁报”的《新民丛报》而言，能为其代派的上海代派处多少都与梁启超本人及其相关联的维新派有关，这种关系网络既是发行受阻下的妥协，也展现出《新民丛报》在选择发行网点中的政治倾向与考虑因素。

可以说，在各个主要口岸城市的代派处，是《新民丛报》建立广泛的发行网络的基础，在离开上海之后便更是如此。在邮政系统尚不健全，且尚未建成成熟的铁路网之前，以东西向的长江航线为主轴，在各主要城市建设代派处，成为《新民丛报》向外扩展的主要方式。概括来看，《新民丛报》的发行网络在地理位置分布上以长江为界，呈现出如下特点：长江下游一带，以上海为中心进行分派，抵达江苏、浙江、福建、广州、安徽等地；长江上游一带以湖北汉口、武昌为中心向外扩散，通达四川、湖南、江西、河南等地；长江以北的区域围绕北京、天津等主要城市形成发行网络，惠及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等地；而长江以南的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则由于交通条件受限，代派力度有限。

先看长江下游一带，由于上海在地理、经济与文化上的强大辐射力，此处的代派处最多，其中尤以江浙为盛。江浙的代派点情况与上海类似，基本上是出版机构居多，其次是报馆，在杭州还有教授外文的东文学社与方言学社这两所学校。而与上海不同的是，江浙毕竟幅员辽阔，这意味着其代派处分布势必有强盛与薄弱之处，呈现出鲜明的“中心-边缘”模式：南京、杭州两座口岸城市是核心，拥有最多的代派处，而在向周边地区扩散的过程中，往往仅在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零星分布一些代派处。

这点从《新民丛报》在江浙的销售情况中也可见一斑。例如在浙江，《新民丛报》在杭州的销售量是距离60余公里外埭溪的60多倍。但也要看到，在埭溪这样一个没有代派处、又离中心地带稍远的地方，仍有读者能购买、阅读到《新民丛报》，已证明当时《新民丛报》的发行渗透之深。同样，在江苏，1903年《浙江潮》的调查显示，此地《新民丛报》的销量甚至超过了在当时有最为完备发行通路的《申报》。尽管这些销量调查并不全面，但作为一本半月刊，且考虑到查禁问题，《新民丛报》能拥有如此销量，在同类报刊中已属销量高者。并且，销售量并不等同于阅读数量。例如，当时部分南京学生将《新民丛报》等禁报伪装起来，放在学堂书架上彼此传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2：69）。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九号中也自述，办报几月间“印刷之数自两千增至五千，读者之数，当自两万增至五万”（新民丛报，1902年7月5日）。可见其在计算销量时也考虑到了销量与阅读量的不对等，若按此比例，每售一份《新民丛报》，当有10人得以阅读。

仅次于江苏，位于广东的《新民丛报》代派处数量位列全国第二，甚至还略微超过浙江。其中，作为省会城市的广州市又以13所代派处的数量独占鳌头，远超同样为省会城市的杭州、南京。

福建、广东与上海在海岸线上联系紧密，成为长江下游仅次于江浙的代派处大省。其中，福建与广州这两座口岸城市自然是代派处的中心。《新民丛报》在当地的代派处集中在贯穿了老广州城中轴线、聚集了不少书坊书院，有言“就中书客据案坐，各以雅号名其坊”（林子雄，2018：340）的双门底。此地的代派处有专售上海新书的开明书局，由传教士开办、多营上海广学会译书的圣教书楼，内有宝书楼的黄文裕公祠，位于附近的大马站的林裕和堂，开新书局等。还可在广州的代派处中找到“广智分局”的记录。而福建仅有省会福州有两处代派处，相对较少。两地省内其他地区的代派处也偏少，覆盖面不及江浙。

长江上游一带，基本来到内陆地区，没有了如福建、广东这般与上海在海岸线上的连接，代派处的设置更加仰赖长江流经的口岸城市。而且，在此地《新民丛报》还要面临在1904~1907年间任湖广总督兼理湖北巡抚事的张之洞的禁令，发行必然进一步收紧。直观可见，便是湖北、湖南两地代派处数量的急剧减少。其中，湖北的代派处集中于汉口这一通商口岸城市的黄陂街，此地也是汉口商店、书局繁盛之地，江左汉记书局这一自成立之初就开始从上海等地引进新书、代派各类报纸的老资历书局也在帮助《新民丛报》代派，1898年汉口的阅读总会也是由其创立的。武昌作为湖北的省会，清政府的政治影响力较强，因此，早期的武昌是没有《新民丛报》的代派处的，直到出版后期才新设立了两家代派点，也都位于武昌横街这一书店林立的文化街区。而在湖南，省会长沙无疑是《新民丛报》的传播中心。府政街集益书局由留日学子陈子辉创办，对日本及上海新书新刊之更新较为及时，具备代派《新民丛报》的各种条件。

在长江以北的北京、天津，清政府的政治控制力更强，《新民丛报》的传播也遭遇了更大的挑战。在北京的代派处，大部分围绕着文化街区琉璃厂开设：日日新闻分社有日资背景，有正书店为上海有正书局的分店，广智书局在北京琉璃厂亦设分局。可见，琉璃厂与四马路两条文化街区互相影响，使《新民丛报》能够在北京的城市空间中占有一席之地。但除了四处可见的代派处之外，与上海同为商业、文化重镇的北京竟再无其余派报处。尤其是张之洞在北京时禁《新民丛报》甚严，许多书局因不敢代售只得纷纷以低价抛售；然而一旦禁令有所松懈，各局又开始复卖《新民丛报》，直到张之洞再次进京的消息传来，则又一致停售《新民丛报》（黄林，2007：285）。

同样，在天津、直隶，清政府尽管在禁报执行的力度上各有不同，但从代派处数量上，可以直观清廷禁报的影响。在天津，因清政府的管控，国人办报困难，难以像上海一样借助大量报馆代派，只有日日新闻社这样有外方背景，或于法租界中开办的大公报社还敢于代售《新民丛报》。另外，在天津代售《新民丛报》的还有专业派报人李茂林，他在广告上保证能“按期分送，风雨无阻”（大公报，1903 年1月15日）。这样较为独立的代派者亦是《新民丛报》得以在北方销行的重要保证之一。在直隶，具有官方背景的直隶官书局竟可作为代派处，更可看出清政府的禁报在言论与执行上的分裂。也许是1902年后，官书局旨在“专为开通风气”（邢路路，2018），从上海等地广纳书籍、新刊，让《新民丛报》打通了进入直隶的渠道。而在北京、天津、直隶、山西外，北方地区竟再无可供确认的代派处，可见，清政府的政治因素在发行上还是造成了一定影响。

综上，本节从“面”的角度对《新民丛报》在全国铺就的发行网络进行了概述。首先，《新民丛报》的发行以长江流域为主轴，其中，最为核心的是长江下游，以上海为中心的东部沿海地区，此处的代派处最多，向外辐射的地域也最为广阔，而越往内陆，受地理与政治因素影响，代派处逐渐减少。其次，细究代派处的种类，大致有报馆、书局、学校、专业代派人这几类，位于租界或有外资背景者更易减少清政府的政治管控，而梁启超本人与维新派的关系网络也是选择代派处的重要考量。最后，代派处展现出鲜明的“中心-边缘”模式，在各个地区，沿海、与轮船航线较近的口岸城市无疑是发行重镇，从而得以将《新民丛报》运送至边缘地区；而在这些核心城市内部，代派处往往环绕于如四马路、琉璃厂这样的文化街区周围，后者既是各城市的文化中心，也是《新民丛报》发行的中心地带。当然，解决了“面”的问题后，在具体的发行过程中，铺就网络的“线”——邮政系统又起着怎样的作用、其对于《新民丛报》逃脱禁令有多大的帮助，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2 触达深处：邮政系统的完善与混乱的“禁邮”

1904年，军机处发布了一条对南中各省查禁书刊的通报，希冀使以《新民丛报》为代表的刊物“内地无销售之路，士林无购阅之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6：55）。而禁绝销路的主要方法，便是禁邮。在海关试办邮局前，查禁一份报刊的方式往往是关闭报馆，查封书店，严禁翻印与肆意传播（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2：220-221）。而“禁邮”不仅是话语或用词的改变，更展现出清政府对邮政与新式媒体间关系的一种新的理解：邮政是政治主权的一部分而非简单的商业活动，而操控邮路，也是实行政治目的的一种方式。直到官办邮局建立，清廷试图在国内建立起高效的邮政系统后，官方才注意到邮政技术在禁刊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军机处对《新民丛报》及《新小说》的禁令中，着重强调了中国邮政局不得传递这一重要措施（大公报，1904年5月26日）。但在时人看来，“政府虽禁止邮寄，而求者愈亟”（夏晓虹，2009：37）。屡禁不止的原因，与官民邮局的角力及《新民丛报》发行过程中邮政系统自身的韧性，有莫大的关系。

《新民丛报》在各代派处及直接购阅者间的邮寄，大抵依赖三类邮政方式：日本邮局、民信局及官方信局。在中国多地都有设立的日本邮局，本质上是损害清政府邮政主权的一种“客邮”。日本是在中国设立客邮最多的国家，于上海、北京、天津、南京、苏州、杭州等地皆设有邮政机构，清政府管控较弱，对于《新民丛报》这份在日本出版的报纸而言，日邮已通之处，如在苏州等东部城市，邮寄书报十分便利（包天笑，2014：118）；清政府控制较强的北方地区也是如此，英敛之居住天津时，就经常通过日本邮局购阅《新民丛报》（沈云龙，1974：563）。对于内陆地区，汉口地区的日本邮局起到了转运作用，日轮往北京、上海每日发件一次，向长沙、宜昌每周发件三次（水野幸吉，2014：240），连接了长江上下游的《新民丛报》转递。日邮的便利还体现在邮费上，日本各地及日邮已通之中国各口岸，每册邮费仅收一仙（新民丛报，1906年5月8日），是所有寄递方式中最为便宜的。

但即便是在各地设有大量分局，日邮的渗透力也不可能强于有着多年历史、覆盖众多偏远之地的民信局。在官民邮政系统未统一前，在非口岸城市与邮局未通之处的读者想要阅到《新民丛报》，只得让“邮局转交民局寄递”（新民丛报，1903年3月27日）。民信局承担起相邻省市间或省内市内短途邮递业务，常以人工脚力或简便的邮驿设施为主要运输方式，多沿着陆路及内河航线进行包裹运输，打通了《新民丛报》发行的“最后一公里”。如离瑞安较近的正和信局，老板主要通过轮船接收《新民丛报》，有时甚至人力从上海带回（张棡，2019：782）。也因此，民信局在送达时间上常有延误，位于金华的蒋畈村，想要看到从杭州信局运来的《新民丛报》要等上数月（曹聚仁，2011：31）。官民邮政合一后，许多民信局表面上挂靠清政府的邮政局，背地里却与客邮串通（天津市邮政局史志编辑委员会，1998：77-78），通过贿赂铁路工作人员，同样可以使包裹畅通无阻地在国内通行（天津市邮政局史志编辑委员会，1998：80），让《新民丛报》躲避官方的查禁。但由于当时的邮政网络并不完善，许多订阅者的住址写不清楚，用古地名、别号，或仅写某省某学会某学社字样而无地名街名的情况比比皆是（新民丛报，1903年1月13日），导致邮寄的《新民丛报》往往多有遗失。还有部分民局因《新民丛报》之名气，偷拆包裹、私售报刊（新民丛报，1903年3月27日）。这些问题都凸显出缺乏统一邮政系统下民局代送的不足。

面对民信局松散的经营状况以及对统一邮政网络的需求，开办官方邮政开始列入清政府的改革计划。1903年后，外务部着手自办邮局，逐步收编民信局业务，通过交涉撤销各国客邮，试图在国内建设起制度化的邮政体系（天津市邮政局史志编辑委员会编，1998：106）。由官方掌握邮政权，看似能对《新民丛报》等禁报进行更严格的“禁邮”，但在开办初期的混乱局面下，《新民丛报》反而借助新兴的大清邮政体系，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其在内地的传播与发行（李卫华，2010：107-111）。例如，已向官局挂号的民信局可以使用官方的轮船航运路线，各类运送手续也会更为方便，扩大了《新民丛报》所达之地。另外，在上海的总代派处也能借助官邮的力量，从《新民丛报》的公告可见，官邮新建后，支店转寄内地之报，当照中国邮局新定章程照加寄费（新民丛报，1904年2月14日），可见，国内转寄之报一定程度上利用了高效的官邮体系。当然，官邮的不利之处在于，作为禁报的《新民丛报》无法享受邮费减免政策，这导致《新民丛报》多次抬高报费以及邮费。同时，国内邮政政策变动也会导致邮费涨价，对于居住偏远地区的读者而言，这显然影响了他们接触《新民丛报》的机会。

代表官方政治力量的官邮，却反而给予了禁报新的传播空间，这种看似矛盾的情况，实则指向了晚清邮政初开时外方力量的过度操控与清政府对邮政这一新领域管理的不熟稔。初期官邮的混乱，从其对于禁报的具体行动中也可见一斑，当收缴到《新民丛报》这样的违逆报刊后，究竟该由哪个部门处理？掌管邮政的总税务司并没有直接禁止发行的权力，因此其只得上报民政局；而民政局会因事关邮政，将事件交由邮传部调查；邮传部查阅邮政章程后，发现邮政人员只有“察验包裹合式与否”这一项职责，并无查看文字内容是否合规的义务，因此查禁报刊的任务最终就落在了各省督抚的手中，而督抚又会将职责推卸给各类行政人员（大公报，1909年2月12日）。反复推诿过后，自然无人有暇顾及禁报一事。加之邮政的腐败与尚不成熟的邮政网络的种种限制，使得“查禁”、“禁邮”并非像字面上显示的那般简单，而是存在着诸多权力的暗角。不过，从报费及邮费之高昂，以及代派处覆盖面来看，发行所能覆盖的人群总是有限的，但缘何时人多半读过《新民丛报》，甚至成了梁氏文字的受众？从阅读者这一“点”来看，才能体现整个发行网络的回环。

3 发行端点：《新民丛报》的读者群与阅读实践

在发行之“面”与“线”之下，是无数具体的阅读之“点”，即《新民丛报》庞大的阅读群体。事实上，也只有触及了“读者”这一发行的终点，了解了其具体的实践，才可说为整个发行网络提供了完整的反馈。粗略观之，当时的阅读群体大致分为三类：有财力、有文化地位的士大夫，科举改制下的赶考学子以及新式学堂中渴求新知的学子。他们的阅读实践有时能够躲避查禁的限制，令《新民丛报》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读者。

对于有人脉、有资源的士大夫而言，获取《新民丛报》这样一份“禁报”似乎并非难事。发行初年，身处家乡嘉应州的黄遵宪，仅二十来天就可得到最新的《新民丛报》与《新小说》，其获取的途径也不同于常人，乃是由汕头洋务局“专人飞递”（丁文江，赵丰田，2009：197），对其而言，“日本版之书”直寄汕头洋务局后“可期速到”（贺昌盛, 2014：8），可见其不仅能借助官方渠道获得日版书，有无查禁对其而言也影响不大。曾任瑞安知县的符璋也同样如此，其已知《新民丛报》为朝廷所禁，但依然能够通过全盛局自由收取《新民丛报》(温州市图书馆, 2018：136)。而对于普通的士大夫，尤其是废除科举后许多学堂出身的士大夫而言，熟人网络间的互相传递与借阅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例如，瑞安廪生林骏最初接触到的《新民丛报》，就是由其友人孙治棫自上海寄出的（林骏，2018：378），后来其又在各路友人的帮助下不断收集，至1903年5月24日，林骏竟已集齐除第十六册外已发行的全部二十三册《新民丛报》（林骏，2018：465），而这待寻的第十六册，最终也在其友人孙仲闿处补齐（林骏，2018：497）。由此可见，传阅《新民丛报》已成为当时读书人日常交往中的重要活动，士人在彼此交游中，也顺势推动了《新民丛报》进一步在士人群体中的扩散。

1901年的科举改革废八股而改为经义策论，将各国政治纳入考试范围之内，使《新民丛报》一时成为科举考生炙手可热的“教科书”与“科举利器”（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1999：337）。但普通的读书人面对高昂的报费和邮费力不能支，也缺乏足够大的交谊网络，这就使得翻刻与盗印版本成为他们接触《新民丛报》的主要方式。不少书肆看中了《新民丛报》在科举考生中的地位，且由于报社远在横滨，即便追责也费时费力，大量对其进行翻印盗刻。尤其是《新民丛报》的年度汇编本，更是翻刻、盗印的重灾区。《新民丛报》常接到内地来函，声称其所出的汇编本字体过小、错漏百出；然而经查，这些所谓的“汇编本”多为上海书坊的翻版盗刻。甚至还有部分印刷所将梁氏尚未出版的《新大陆游记》自行印刷，导致许多阅者向《新民丛报》“索补”（新民丛报，1905年4月5日）。尽管这些盗版损害了《新民丛报》的经营，却也客观上让更多支付不起昂贵报费之人接触到了梁氏的文字，尤其是一批穷困的科举与学堂学子。任鸿隽就曾提到，《新民丛报》被禁后，仍有学者深夜闭户读之，或盗印梁启超的《灭国新法论》，阅读到这些内容，间接使其走上了改革运动之路（任鸿隽，2002：678）。可见，尽管盗版确实在经济与名誉上对《新民丛报》有损，但还是成为一部分年轻人接触梁氏文字，启发他们思考的重要渠道。

清末时期大量设立的新式学堂中的学子，因其求进步、喜新学的倾向，也是《新民丛报》最为热衷的读者之一。当时的学堂往往会征订不少的新闻纸，江南陆师堂就订有《新民丛报》百余份（孟庆澍，2010：38），胡适在梅溪学堂学习时被《新民丛报》中论说的强烈情感所折服（章清，2015：25）。面对禁报在学堂的频繁流通，清政府不可能毫无作为。事实上，学堂是清廷打击《新民丛报》传播的重点区域（大公报，1903年4月26日）。在表面上，学堂自然是禁阅该类书报的，然而，学生们自有其抵抗的措施，部分学子会将《新民丛报》贴上“伦理学”等教科书封面，在学监面前亦能光明正大地阅读，一些维新派的老师还会提前帮助学生将《新民丛报》藏起来以躲过检查（张伯言，1981：63-64）。在官方与学子的控制与抵抗中，《新民丛报》感召了一批又一批学子，令他们获得思想的启迪。

4 去塞求通之路：《新民丛报》的发行模式及其意义

本文考察了在《新民丛报》发行期间，如何从日本跨越重洋来到中国内地，以及在清政府严格的查禁政策下建立了怎样的发行网络。从中可以发现，清廷的审查绝非铁板一块，中央的律令在层层下达后，地方官员的执行力度有严苛也有松弛；同时，清政府本身对于报刊这一“新媒介”复杂多变的态度，也使得相应的法律在面对违禁报刊时显得力不从心。当然，在晚清动荡多变的时局中，报刊有时也许并未像军务、交通、商业等问题那样困扰着清政府，有时，“报刊”所能引发的变革被夸大了。更适宜的理解是，将报刊及其发行网络纳入晚清整个社会文化的视野中加以审视，这也是本文在分析各地区《新民丛报》的发行问题时所试图采取的方式。在这样一个“步骤、物质、关系”（白馥兰，2017：8）的网络中，本文试图构建出《新民丛报》内嵌于晚清社会之中的发行网络模式。

在《新民丛报》的发行网络中，无法忽视的是作为社会文化大环境的三个要素：清廷的政治司法约束、晚清的报刊阅读文化以及交通媒介技术的发展。它们以软性的方式几乎影响了发行网络的各个环节。首先，清廷在言论上大张旗鼓地查禁，实则并未能够通过成熟的法律条文及运行机制固定下来，进而也使得查禁的力度在话语与实践中难以得到统一。其次，是报章在文人士大夫群体中形成的独特的阅读文化。梁启超自言，“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清议报，1901）。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中，报章阅读，尤其是阅读梁启超的文字，本身就形成了一种接受文化，寓于其中的《新民丛报》自然是时人阅读的中心之一。最后，交通媒介技术，为将“物质的”《新民丛报》运送至读者以及代派处手中提供了基础设施上的帮助。各大航线的开设，以及国内内河航线的开辟，为《新民丛报》这样一份在日本出版的报纸能够抵达内地，增设如此多的发行处提供了便利，使其发送渠道远远超过以往在外埠开设的传教士报刊等新媒介。同时，在常见的运送机制外，文人、士人间的人际网络，学堂，学会，以及各类阅报处的兴起，也让《新民丛报》能够以多种形式进入读者的视野，引发越来越多“新民”的追捧。

重思发行的决定性意义，也将进一步成为探寻报纸媒介与士人、社会交往的重要切入点。受《新民丛报》所影响的一批“新民”，通过借阅、讨论与交谈，借由报纸这一物质性媒介建立起了广泛的精神交往网络。在“遍在”的发行网络以及士人、学子、普通民众的日常实践与人际交往的合力作用下，共同帮助《新民丛报》的思想渡海而来，传向全国。然而，发行网络之广，是否就指向读者阅读群体之广？销售数据的统计，又能多大程度上体现当时的阅读氛围和读者人数？读者在通过发行网络接收到这些报刊后，又催生了他们怎样独特的阅读行为？针对这些问题，思想-发行网络-行动这一模式中的个中关系，就成为有待进一步考察的主题。折中来看，不宜夸大报刊思想的力量，将《新民丛报》视作改变世风、重塑文化的“强心针”；当然也不能过分贬低，报刊确实是晚清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变革力量。那么，较好的方式也许是将其纳入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中予以观察，考察出版者、发行机构、读者等一系列因素在宏观社会环境下的互相作用。如果说梁启超所言“去塞求通之路，报馆乃导端也”（梁启超，1999：68），仍是在报业作为信息系统的思想层面所言的；那么本文便旨在强调去塞求通之“路”的实体性。在借由各类交通媒介，呈节点化的物质发行网络之中，更彰显了“去塞求通”的意义之所在。

（古小磊 卞冬磊：《通达新民之“路”： <新民丛报> 的发行网络与阅读实践（1902-1907）》，2026年第5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