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天：中欧贸易何以至此？｜经济观察

编者按· 2026.07.02

2025年，中欧贸易顺差已扩大至约3600亿欧元，2026年一季度980亿欧元的贸易顺差更是创下自2022年三季度以来的新高。欧洲政客将不断扩大对华贸易逆差归咎于中国“不公平竞争”，并试图以贸易保护政策扭转颓势，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本文指出，欧盟对华贸易逆差的根源并不在于中国，而在于欧洲自身自俄乌冲突和新一轮中东冲突以来的能源成本高企、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以及创新转化滞后等深层积弊。叠加欧洲对美在关税和安全等方面的妥协所引发的国内政治压力等因素，共同促使欧洲政客将复杂的内部困境简化为对华竞争叙事。

近来，欧盟对华贸易防御动作频频，从加征电动车关税、严审中企并购，到高调重构供应链，甚至搬出“广场协议”式的对华施压构想。一系列举措已超越就事论事的贸易救济，正滑向长期化、制度化的方向，令人不得不追问：中欧经贸关系何以走到这一步？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中欧贸易都绝非零和博弈。过去几十年，中欧经贸关系长期保持稳定，双方一直是在市场、技术和供应链上高度互补的重要伙伴。中国需要欧洲的高端装备、精密制造和先进服务，欧洲也离不开中国的大市场、高效率供应链和新能源产业能力。更重要的是，中欧长期都是全球自由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和维护者，也都曾共同抵制美国单边关税壁垒，在多边规则框架下从开放市场中受益。

正因如此，当前需要明确指出的是，驱动中欧摩擦升级的真正问题不在贸易本身，而是一部分欧洲政客不愿直面自身产业竞争力下降、能源成本高企和创新转化不足等深层问题，反而试图用政治化叙事为经济困境寻找外部替罪羊。所谓“中国冲击2.0”的叙事，根本经不起更大范围的比较：过去几年，欧盟对韩国、印度的贸易逆差同样急剧扩大，走势与中欧贸易差额高度同步。若欧洲继续将内部顽疾嫁祸于外，试图用保护主义高墙替代自我改革，那么“冲击”将永不停歇。而欧洲自身，恐将在一次次甩锅中错失转型窗口，走向更深的困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星期二（6月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图为德国不来梅哈芬一码头（图源：联合早报）

顺差越拉越大，

问题真出在中国吗？

近年来不断扩大的中国对欧贸易顺差，是理解当前摩擦最直接的线索。据欧盟统计局数据，过去五年中国对欧出口增长了45%，2025年中欧贸易顺差约为3600亿欧元。到了2026年一季度，欧盟对华出口继续下降，进口继续增加，我国对欧单季顺差扩大至980亿欧元，为2022年三季度以来最高水平。若按这一节奏发展，全年顺差将接近4000亿欧元，再创历史新高。

在当前欧洲政客的叙事中，欧洲对华贸易失衡被完全归咎于所谓中国使用了“不公平手段”等外部原因。然而，跳出数字表象，需要明确上述贸易趋势的产生根源并不在中国，而是欧洲工业原有优势正在被自身困境击穿。尤其是当我们把目光锁定在2022年这个中德贸易出现历史性逆转的节点，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非中国因素”对欧洲经济贸易的强大影响力。如图1所示，在过去二三十年间，中国市场是欧洲企业的利润高地，而中国对欧出口多集中于中低端消费品。以德国为例，凭借汽车和机械设备的产业优势，其长期以来是中国在欧洲的逆差来源国。据我国海关数据，即便是疫情肆虐的2020年，我国对德贸易逆差仍达184亿美元。但这一格局在2022年出现明显转折，中国对德贸易顺差达48亿美元，这是2008年以来第一次转为中国顺差。此后进一步扩大，到2025年，我国顺差更已高达254亿美元。鉴于这一年也是俄乌冲突爆发、欧洲能源成本急剧抬升的关键转折点，可以有力地说明，因地缘冲突高企的能源成本才是欧盟制造业快速下滑、近年来逆差逐渐扩大的核心原因。2022年俄乌冲突和北溪管道事件后，欧洲失去低价管道天然气支撑，电价和气价长期居高不下。欧盟委员会及国际能源署（IEA）数据共同表明，欧盟企业电价约为中国和美国工业用电价格的2至3倍；天然气价格约为美国4至5倍，也显著高于中国。对化工、机械、汽车等产业来说，能源成本长期偏高，从根本上削弱了欧洲制造的价格竞争力。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作为欧洲工业心脏的德国，其净出口表现会在2022年明显承压。这与身处地缘冲突之外的中国毫无关系。

图1：中德贸易差额变化图（数据来源：中国海关）

更直观且不可辩驳的证据来自横向对比。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即便剔除中国，过去十年间欧盟对亚洲其他地区的贸易也同样由顺差转为逆差。例如对韩国、印度等国家，欧盟的逆差金额都在扩大。若置于同一个时间区间来观察，还可以发现它们的趋势与中欧贸易差额变化高度一致（图2）。这些国家显然不可能同时构成所谓“中国式冲击”，充分说明问题的根源并不在某一个外部国家，而是欧盟工业体系在全球制造业竞争中缺乏竞争力。中国只是作为全球工业体量最大、出口韧性最强的国家，才在欧盟这轮衰退中，被最先推到了聚光灯下。

图2：欧盟对中印韩贸易差额变化图（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等）

实际上，几乎所有理性的分析（包括德拉吉等欧洲在野精英）都已指出欧洲贸易表现的恶化，更是长期竞争力缺失的集中体现。宏观数据清晰地表明，欧盟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速自本世纪以来便降至0.6%，2021至2024年甚至年均负增长0.4%。如此漫长且深重的工业疲态，绝非中国“一国之力”所能造成。能源危机只是撕开了裂口，真正暴露出来的，是欧洲制造体系在成本结构和制度效率上的长期积弊。

具体来看，劳动力市场的高昂成本，是欧盟在竞争中面临的重要阻力之一。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欧盟企业平均每小时劳动力成本约为34欧元，德国、法国等核心工业国达到43欧元。这是中国同期用工成本的五到六倍，更是东盟等新兴制造经济体的十余倍。在沉重的用工成本之外，欧盟企业还受制于严苛的劳工法律与强硬的工会力量。这使得欧洲车企在向电动化转型的关键时机，既无法轻易裁撤传统产线上的富余人员，也难以快速重组业务架构，从而阻碍了企业及时变革。

此外，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落地不足，是劣势被放大的长期因素。欧盟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不到2.3%，与中国的2.8%、美国的3.6%相比差距明显。欧盟内部合规要求高、行政程序繁琐，新技术走向市场往往需要漫长周期。同时，欧盟内部监管规则和资本市场仍然较为碎片化，年轻创新企业难以高效融资并扩张。面对中韩等国产业链的快速迭代，效率不足也让部分停留在传统运营模式中的欧洲企业在时代洪流中渐显老态、步履蹒跚。

归结而言，欧盟当前面临的是对外贸易的系统性失衡，这也是欧洲工业在要素成本和创新机制上竞争力下降的必然结果。如果把这种内部竞争力下降归结为所谓“中国的不公平竞争”，无异于掩耳盗铃。这不仅无法挽救欧洲工业的颓势，反而会使其与破局的正确路径渐行渐远，在无谓的政治内耗中，错失产业自救与转型的宝贵窗口。

欧盟为什么在此时发难？

欧洲对华态度骤然转硬，绝非偶然。这固然是其长期竞争力不足、内部矛盾积重难返的必然显现，但在当下这个节点爆发，则是近期诸多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政治危机的直接结果。欧洲的问题早就存在，并在新的外部冲击下变得愈发尖锐。面对长期未能解决的结构性困境和民众的不满，欧盟决策层未能展示出破釜沉舟的改革决心，反而选择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内部矛盾外部化，试图通过对华“发难”来转移视线、推卸责任。

我们首先来拆解欧盟近期面临的两项新压力，进而窥见其将贸易问题政治化的考量。其中，来自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所引发的“二次能源危机”是最直接的压力。北溪管道事件之后，欧盟出于安全和制裁考虑，转向全球液化天然气体系。但是，这一体系并没有解决高能源成本这一欧洲制造业的长期软肋。相反，它成本更高，也更容易受国际局势影响。在近期中东局势升级后，能源通道受阻和油气价格波动向欧洲传导，让欧元区通胀率自2月底以来明显上升。根据欧委会联合研究中心测算，如果中东危机导致能源市场长期受扰，欧盟2026年、2027年GDP增速将分别比基准情景低0.4和0.7个百分点，通胀则分别高出0.3和约1.1个百分点。能源问题不仅传导为工业部门的成本压力，同时也让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消费者信心指数等反映经济景气度的指标有所下滑。这些严峻形势的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欧洲政客并未吸取教训，在能源转型和多元化建设上的滞后与失职。

来自特朗普政府的持续施压与欧盟的妥协，是近期出现的另一项压力。特朗普重新上台以来，美国围绕关税和市场问题持续对欧洲发难。然而面对美国压力，欧盟并未展现出与其“战略自主”口号相匹配的行动，反而因为长期依赖美国而缺乏谈判底气。在能源领域，2025年美国占欧盟液化天然气进口的比例超过一半，同时也是欧盟最大的石油供应商，使欧洲能源供给深深受制于美国。在安全领域，北约防卫体系下长期以来的依赖和俄乌冲突带来的压力，使欧洲在武器采购和防务安排上仍高度需要美国。于是，即便特朗普在乌克兰危机上对欧洲冷嘲热讽，甚至在格陵兰岛归属问题上对欧洲（尤其是丹麦）施加公然的政治羞辱，欧盟最终在极限施压下依然选择低头，接受了极其不对等的贸易条件。最近一个月，欧盟又在特朗普加税威胁下正式推进去年美欧关税协议的执行立法。这意味着美国保留了对欧洲工业品的关税，欧洲却要继续开放市场、扩大对美能源、军工采购。这种单方面的让步，不仅大幅压缩了本就困难的欧洲工业的生存空间，更激怒了欧洲内部的强硬派和广大选民。

能源困境和对美让步，最终都会转化为欧洲社会内部的政治压力。欧洲社会近年来本就经济低迷，企业破产数量增加、工业岗位流失。民众对衰退的担忧上升，更不满于执政者在能源问题上的失误和对美态度的软弱。右翼政党借势走强，在德国、法国、奥地利等国的民调中保持高位，并借上述议题扩大声势，进一步挤压主流政客的政治空间。主流政客为了维护支持率、回应民众的不满，需要为困境寻找解释。但令人无奈的是，中东乱局非欧洲能力所能平息，承认能源战略失误的政治代价过高，而改变对美依赖以及推进内部改革更是难于登天。相比之下，中国作为欧盟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又处于西方安全体系之外，成了欧洲政客最便利的“解题筹码”。回看2019年，彼时欧盟将中国同时定义为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这种多重定位本身就存在巨大的矛盾和不确定性。在内部政治和经济压力上升时，对抗逻辑就更容易压倒竞争逻辑。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差异和根深蒂固的制度偏见，也为政客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舆论基础。因此，编造“中国补贴”和“产能过剩”的叙事，不仅能以成本极低的方式在西方社会建立起“政治正确”的舆论防线，更能用作安抚国内选民焦虑、掩盖自身对美软弱的一种投机性“强硬姿态”。

大众汽车沃尔夫斯堡工厂航拍（图源：Wikimedia Commons）

于是，欧盟将极其复杂的内外部困境，生硬地压缩成了一套高度政治化的对华叙事。这种用寻找外部假想敌来代替内部反思的做法，本质上是用一种廉价的政治秀，逃避了本该进行却极其痛苦的自我改革。然而，意识形态的“受害者叙事”根本无法掩盖冰冷的市场现实。正如大众汽车近期传出考虑关闭德国本土工厂、面临至多10万人裁员的剧烈震荡的消息，这一深层次危机绝不可能因为几道保护主义的关税高墙而发生改变。高企的要素成本、僵化的决策机制以及在智能化时代的迷失，才是真正制约欧洲企业发展的桎梏。欧洲政客这种不敢直面外部强权压力、不敢大胆推动内部改革的做法，不仅无助于改善现状，反而正在生生贻误整个欧洲自救与转型的最后机会。这恰恰印证了特朗普政府对欧洲最尖锐的批评：欧洲的文化和精神出了问题。当欧洲的决策层失去了直面竞争的意志，丢掉了刀刃向内的改革魄力，而只剩下推卸责任、筑墙自保的政治惰性时，其丧失的，将不仅是产业的未来，更是其立足于全球舞台的生存根基。

需引导欧盟对华合作

回到理性轨道

目前，欧盟正将这种泛政治化的思路转化为具体行动，这是一种危险的做法。错误的诊断开不出正确的药方，贸易壁垒也无法修复欧盟的竞争力。关税和审查工具用得越多，欧洲企业成本只会越高，产业转型所需要的条件也会进一步受到挤压。对内，这会削弱企业的变革动力，使产品更加缺乏出口竞争力；同时也会纵容民粹主义的倾向，使其走向极端。对外，原本可以保持稳定的关系，也更容易被推向长期的制度化对抗。从目前中欧沟通互动的表现来看，欧盟本身似乎正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通过设置贸易壁垒来让中国服软，屈从于欧洲设计的规则，以此作为弥补自身竞争劣势的“捷径”。但所谓捷径，到头来不过是一条死胡同，甚至可能失去中国这样一个在创新、制造业以及市场层面的关键合作伙伴。

对我们而言，破局的关键是引导欧洲走出这种自我催眠。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渠道，用客观的研究和难以辩驳的数据横向对比，向欧洲的政客、跨国企业乃至普通大众反复厘清一个基本事实：欧洲病了，病根在它自己身上。哪怕把中国强行剔除出贸易版图，欧盟对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同样在急剧拉大。在此基础上，需要让欧洲决策层清醒地认识到，政治对抗无法重振工业，理性的互利合作才能为欧洲工业和经济“雪中送炭”。即便当下的地缘政治压力再大，只要愿意回归常识、直面问题，合作的空间和共赢的路径就依然清晰可见。中欧之间绝非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在产业、市场上有着现实的互补需求。欧洲要想重新找回竞争力，也恰恰离不开中国在新能源、智能制造和高效供应链上的优势，这些都是欧洲工业降本增效、跨越转型关键期的催化剂。欧盟需要正视中欧之间深厚的合作基础和共同利益，而不是主动削弱本可支持欧洲产业复兴的利益纽带。

从更宏观的全球格局看，中欧关系也是欧洲保持战略独立性的重要支点。一旦中欧贸易摩擦和对抗继续升级，欧洲在经济上将失去中国市场的牵引，在安全和战略上也将更加依附于美国。这样一来，欧盟长期宣称的“战略自主”只会更加空洞，甚至沦为大国博弈的附庸。对欧洲而言，真正理性的选择是在复杂外部环境中保持清醒，用务实合作对冲政治化风险，不落入外部力量重塑阵营对抗的陷阱。

本文作者

钟天：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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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李 征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 | 覃筱靖

终审 | 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