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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曾给陈独秀提出三项条件，同意便恢复党籍，陈独秀表示只能做到其中两项，你怎么看？
1919年5月的北京夜色浓重，《新青年》最新一期甫一摆上书摊，就被一个湖南青年买走。他翻到那篇《青年要向前走》，自言自语道：“这才是中国的出路。”没人想到，数年后写下那篇文章的陈独秀，会在政治风雨中几经沉浮，而这位青年——毛泽东——则在延安提出了那“三个条件”。
五四以后，陈独秀声望一时无两。《新青年》连载马列译著，引来青年追随。课堂里，老师仍讲章句，小毛泽东却悄悄把杂志压在课本下，夜以继日做批注。从北大学堂到湖南乡间，陈独秀的文字像火种，点燃无数学生的心。这股思想火焰，最终汇成1921年那场在南湖游船上召开的小型会议，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陈独秀被推为总书记，毛泽东则是最年轻的代表，两人之间的“师生缘”就此固定。
热血与理想很快遭遇现实。1924年，在苏联推动下的国共合作成为必须面对的选择。陈独秀原先坚持“工农自建”，对于“同国民党共事”颇多迟疑，甚至在中共中央讨论时直言：“合则两败。”然而他终究没有抵住共产国际步步紧逼，只能让步。三年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清党血雨腥风。陈独秀写信要求中央立即退出国民党，信发出不到三个月，他的长子陈延年7月4日被捕，次子陈乔年随后遇难。听到噩耗，他拍案而起：“我负了孩子！”满室寂静，只剩嘶哑的哭声。
家难伴随着党难。党内外将国共破裂的责任推向陈独秀，指他“右倾机会”，很快他被撤职，继而开除党籍。1928年远在莫斯科的六大，席位上不见这个初代总书记。回国后，他在上海潜心写作，批评苏联对中国革命的“一刀切”指令，也公开表达对斯大林路线的不满。这在当时几乎等同于自绝后路。1932年10月，他在法租界被捕，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判十三年。狱中，他仍辩称：“不同意莫斯科，不等于背叛革命。”一句话传到延安，引发新一轮争议。
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冬，国民党为了笼络知识界，批准陈独秀出狱。世事变迁，已无旧部环绕，他带着病体回到皖江故里，借住亲友楼上，一盏残灯写《实庵自传》。有人劝他“回到延安吧”，他摇头：“理未明，何谈归？”毛泽东却并未忘记这位昔日启蒙者，他派人捎去口信：“承认党在土地革命中的正确、公开与托派决裂、愿为抗战出力，这三条若同意，组织问题好议。”据说叶剑英亲赴重庆转达。陈独秀沉默良久，只答：“前两条无碍，第三条，力有未逮。”
毛的提议并非客气话。延安需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力量，也希望用事实证明对历史功过的客观。可王明、康生等人立即上书反对，指责陈仍暗通托派。是非未明，恢复党籍一事被搁置。期间，周恩来曾数次私下接济陈独秀，寄去医药费和书籍。陈拄着拐杖，翻开寄来的《资本论》，苦笑：“老了，也要补课。”
1942年5月27日清晨，他在简陋的草席上咳血不止，终年63岁。病榻旁一封未寄出的信压在枕边，开头四字“致泽东同志”，后文却只留半行。安庆的夏日很快热烈起来，乡民记得，这位白须长者生前常坐江边，看渔火出没，似在回望那场未竟的理想。
三年后，延安宝塔山会议上，毛泽东面对代表们说道：“历史应当公正。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和建党初期的作用，大书特书也不为过。”会场静默，然后爆发掌声。次年，毛在皖江视察，悄悄嘱咐地方：“照应陈家后人，不得怠慢。”老人虽未能握回那一纸党籍，却以另一种方式被写进历史，留下的，是思想火种，也是沉重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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