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陈永贵离世十六年后儿子称在采访中提及，父亲陈永贵的真实遗嘱其实是经过修改的是真的吗？
1941年腊月，大寨村的山风又干又硬，吹在脸上像小刀；陈永贵站在土墙旁，手里的木碗还冒着热气，村口忽然传来吆喝声：“永贵，维持会要点名！”他叹了口气，把碗往怀里一塞，向村口走去。
那一年他26岁，没人愿干那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可倘若没人应承，日军的皮鞭就会落到老百姓身上。村里老人劝他：“撑一阵子，能护一阵子。”陈永贵点头，却暗暗立下规矩——白天在名单上签字，晚上悄悄给八路递情报。
1943年的一个夜晚，日军临检，他被拖到土牢。看守骂道：“你这双面人！”陈永贵咬着牙不言语。两个月后，靠村民联名求情才捡回一条命。有人问他怕不怕，他低声回一句：“怕，可更怕乡亲们饿死。”简单的八个字，此后在村里传了很久。
抗战胜利，误解消散。1948年秋收，他在高粱地里举手宣誓入党，衣服上全是泥，袖子仍被汗水浸白。旁人笑称他是“土里刨食的党员”，他嘿嘿一乐：“土里刨，心里亮。”
1952年，大寨成立合作社，他被推举为书记。山少土薄，亩产连自家口粮都顾不上，他就带头扒梯田。二十几个人排成一线，抡镢头的抡镢头，背石头的背石头。赵树理来采访时，瞧见他满头灰汗，写下一句：“像一台不停歇的老黄牛。”
1959年春旱，山沟干裂。陈永贵挑着两百多斤水爬石阶，一路哼着小曲。小伙子们直喘粗气，他打趣：“年轻人不顶事啊！”大伙笑闹着把水倒进田埂，那块地当年竟长出两尺高的谷子。
1963年，国家推广大寨经验，陈永贵第一次踏进人民大会堂。灯光晃得他有些拘谨，他仍穿旧布棉袄。会后干部提醒他添置西装，他摆手道：“这身衣服种过庄稼，见过世面。”
1975年春，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北京的办公桌漆面锃亮，他却把袖口的泥点带到了首都。有人送来高薪待遇文件，他看一眼放回原处：“工资照村里标准，加班就算义务。”秘书无奈地摇头。
在国务院，他搞了个“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跑部委，三分之一蹲乡下，剩下三分之一回大寨。有人说这样太辛苦，他直截了当：“习惯了，不动腿就心里发痒。”
进入1980年代，他的肺部开始隐痛。医生劝他住院，他思量再三：“田地离不了人，再等几天吧。”最终还是被家人硬拖进病房。
临危时，他写下一纸遗嘱：八千元积蓄全部上交党费。妻子红着眼圈劝：“娃还小，学费呢？”陈永贵沉默良久，重新提笔，把一半划给儿女。他说：“信仰要紧，日子也要过。”
2002年，儿子陈明亮面对采访，提到那份遗嘱时笑道：“爸改字时手抖得厉害，还问我，‘这样合适不？’我只说一句——爸，您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
岁月翻过去，黄土高原的风依旧刮得烈。大寨那条石阶还在，石阶上曾被水桶磨出的白印清晰可见。人们上山时常会停脚，拍拍那道痕迹，低声说一句：“这地方，走过一个憨厚倔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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