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33年叛变，建国后竟成为复旦大学教授，这是怎样的人生历程？
1926年冬夜，莫斯科河面已经结冰，东方大学的昏黄灯光下，黄平合上《国家与革命》，他轻声对同寝同学田汉说：“如果回国仍旧做旧报社翻译，那就白来了。”田汉笑了笑：“机会很快就会到。”这句对话后来被同室者记录在笔记里，成了黄平踏上激进道路的一个小注脚。
黄平出生于汉口，父亲经营杂货铺，二哥早年留学日本，1911年回国后在复旦教书。家庭并不富裕，却十分看重教育。正是二哥从上海寄来的书信，让他了解到正在崛起的马克思主义。1920年，黄平以俄国远东通讯社翻译身份抵海参崴，随后获荐进入东方大学。在那里，他第一次系统接触唯物史观，也借此结识了赵世炎、陈延年等年轻人。书本与讨论的双重刺激，使他在1922年正式递交入党申请。
留苏生涯不仅带来理论，还带来网络。东方大学专门为亚洲学员开设组织学课程，黄平在课堂汇报中提出“交通线必须与工会相结合”，引起校方重视。1924年春，他奉命返粤，身份由学生变为行动者。那一年，国共合作的旗帜刚刚升起，省港大罢工让岭南空气中充满火药味。黄平负责港九海员工会宣传，他把课堂学来的“群众路线”试图落到港口码头，却很快撞上英国巡捕的警棍。
广州起义前夕，南方局需要一位擅写文件又懂俄语的干部，周恩来把名单推到桌上：“缺人手，黄平顶得上。”1927年12月11日清晨，城头枪声响起，张太雷牺牲，指挥系统瞬间失序。按照预案，黄平负责联络香港后援，却因电台被毁无法呼叫。起义失败后，他被临时中央点名“工作轻率”，留党察看一年。这次处分埋下他心理裂痕，却也没有让他就此抽身。
1928年5月，他作为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兼任代表团副秘书长。会上，他用俄语发言：“南方的失败提醒我们，城市行动须依托农村武装。”史料记载，斯大林会后与中国代表短暂交谈，对这位年轻人表达肯定。六大闭幕后，他被留在莫斯科干部部短训三月，随后回沪担任秘密交通线负责人，直接向中央临时政治局汇报。
然而高压随之而来。1931年底，国民党成立“特科混成队”，专职围剿地下组织。1932年2月，黄平在天津租界被捕。第一次审讯，他用毛巾勒颈自杀未遂；第二次，他交代了几处交通站地址。审讯记录上写着一句含糊评语：“态度转变”。事后，他的二哥多方奔走，用“自首悔过”声明换回弟弟性命。黄平获释后，被党组织开除，一纸公告写道：“自毁立场，永不录用。”
离开地下斗争，他先在上海跑船运码头谋生，继而在一家翻译社做英文校对。政治社会却仍在暗潮涌动。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几天后，他步行到市公安局自报身份，自述：“曾任中央委员，已脱党17年，无反动活动。”上海市委随即成立小组，对其材料进行三个月审查，认定“无重大反革命行为，日后工作可酌情安排”。
9月初，他被介绍到复旦大学外语系。人事档案上的备注写道：“专业能力尚可，需继续观察。”黄平讲课十分谨慎，很少谈及旧事，只在字里行间引导学生关注世界形势。据同事回忆，他偶尔会用俄语背诵普希金诗句，语速极慢，像在回忆遥远而复杂的往昔。
国史馆保存的相关卷宗显示，1957年审干时，他再次填报个人历史，写到“1932年叛变”一行时笔迹突然加粗。有同事问他是否后悔，他摇头，只说一句：“走到那一步，不是一个人能停下来的。”对话简短，却映出那个年代地下工作者所面临的多重挤压。
1981年春，黄平在上海病逝，终年八十。遗物只有几本俄文旧书、手写词典以及一份未署名的回忆稿，稿件最后一句停在“历史的弯路亦属历史”。文件存入档案室后，再无人动笔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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