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为什么五星红旗当年只获得5票，却最终胜出，三号作品得342票仍未被选中？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1949年4月23日，东风掀开长江水面的雾气，南京城头的青天白日旗缓缓降落。告别旧时代的那一刻，人们忽然意识到：新中国必须有一面自己的旗帜，得体面、得象征、得让千军万马在硝烟散尽后抬头就认得出“这是我们的家”。
解放战争尚未全面终了，全国政治重心却已悄悄转向建构国家符号。毛泽东批准，全国政协筹备会在6月中旬成立国旗国徽初选小组，16位评委坐镇北京。一纸《征集启事》，7月连刊十多天，向全球华人喊话——拿出图案，描绘未来中国的颜色。
一周不到，各省、市、海外侨团的信封如雪片飞来。估算三千多幅画稿，有的以长城、长江为题，有的用腾龙、火炬作魂，也有苏式铁锤镰刀的直白表达。评委们把稿件铺满会议室，连窗台都不够放，只好堆到走廊上。
此时，上海法租界一间职员宿舍的灯亮到凌晨。曾联松对着一块旧床板涂涂改改，左手拿尺，右手握着削得短短的铅笔。工友好奇探头：“老曾，你又熬夜？画啥呢？”他抹一把额头的汗，“想给新中国献份礼物。”夜深人静，他抬头望向窗外的星空，脑海里闪过一个画面：一颗大星引领四颗小星，背景是血染的赤地。第二天，他把五角星的位置、方位角度一一计算，画成草图，在8月中旬寄往北平。
8月底的初选名单出炉，仅38幅入围。意外的是，得票最高的是3号图——红地中央一道金色横杠贯穿，两侧分列星与齿轮，象征黄河、大工业，理想雄伟而直白。五星红旗只拿了5票，勉强挂在末席。
9月初，政协大礼堂灯火通明。评委摊开3号图，一片称好。可张治中忽然站起：“这黄杠像把刀，把江山割两半，恐惹人联想裂土分疆，不妥！”旁边有人低声嘀咕，“可那是黄河呀。”张治中摇头，“黄河怎会笔直？这条线太硬。”一句话，让原本呼声最高的3号图陷入冷场。
“要不再看看别的？”田汉翻出那幅票数垫底的红底五星，“这个质朴，信息够集中，不闹分裂。”他的话让几位评委围拢过来，反复端详。有意思的是，人群边还有人质疑：“镰刀锤子不放上去，会不会不够鲜明？”这时，毛泽东在座谈会上插话：“旗子首要讲中国自己。让老百姓看得懂，记得住。”
周恩来很快叫工务局连夜缝制数面一丈见方的样旗。第二天清晨，样旗迎风铺展，五颗金星在红色天幕中熠熠生辉。有代表小声感叹：“颜色大气，星位聚而不散，像众志成城。”不过，关于“小四星”该代表哪“四大阶级”的注解，却引起不同看法。毛泽东思考片刻：“别把含义写死，改成‘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一句话把象征空间留得更大，文本就此定稿。
10月1日，御道口的号角吹响。城楼上，主持典礼的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把旗面递给升旗手，绳索拉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乐声入云。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上空展开，自此成了14亿人抬头就能找到的方向标。它的来路并非一蹴而就，却正因为经过争议与协商，才显得筋骨俱在，颜色尤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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