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邓小平在1978年亲自约见陈锡联，坦言自己的了解：你的为人品格，我心里是非常清楚的
1949年11月初，长江上游的雾气尚未散去，朝天门码头已人声鼎沸。乞丐围着火盆抢粥，工厂汽笛却因断煤沉默，国民党残余特务在暗巷里四处张贴“反攻”传单。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刚刚三十五岁的陈锡联抵达重庆，他仍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却要在最短时间内让这座山城重新运转。
当晚的军管会临时会议只用一句话定下基调：“先稳物价，再稳人心。”陈锡联把任务分成三件事：粮、煤、电。他自己跑到菜园坝粮仓，用粉笔写下一行数字——库存日限三十天——然后把仓库钥匙交给市政人员，“限价销售，其余责任我担。”有人提醒治安混乱，他抬头回答：“城是我们的，街也是我们的，怕什么？”
清理社会底层是难啃的硬骨头。为了处理上万名流浪汉，陈锡联挑了废弃的兵工厂改造成教养所，还从军区拨了整套伙食灶具。“让兄弟们填饱肚子，才谈得上规矩。”管理员皱眉资金短缺，他摆手：“拆机关多余的木料先顶账，不够再跟我说。”一个月后，重庆夜间行人敢打手电筒，码头工会也恢复了出工登记，中央西南局的电报里只写了八个字——“局势平稳，物心皆振”。
这样果断的作风并非一朝练成。早在1933年，他在四川达县攻占的地主宅院里发现了三十多块金砖。战士误把它们当普通“黄泥头”，竟垫在床脚防潮。得知是黄金后，副官轻声提议留下一部分用于支前。陈锡联沉默片刻，将全部金砖送进军部会计科。李先念感叹，“部队正缺钱，你却分文不动。”陈锡联只是笑，“拿得起枪，就放得下金。”
四年后的阳明堡夜袭更为人津津乐道。他带着769团潜伏机场外蒿草丛，夜色里只见机翼泛白。信号弹升空，他一声令下，燃烧瓶呼啸飞进机棚。30分钟后，24架日军战机化作铁骨焦炭。忻口前线的国民党指挥部却等不到空中支援，失声叹道：“鬼子飞机怎么全没了！”民间传歌：“阳明堡火烧天，陈团长好样的。”毛主席阅读前线简报时批示：“此人可重用。”
抗战结束后，他未及休整便进入中原，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淮海战役攻宿县那夜大雨倾盆，运输船一度被风浪打翻，弹药浸水。他脱下外衣盖在炸药箱上，硬是带队冲进敌壕。黄维兵团被围歼，徐蚌战役胜负随之易手。刘伯承拍着他的肩膀，“你三纵咬住不松，比两吨炮弹还顶用。”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化武器短缺成了心头急。1950年，他到北京西郊选炮兵驻地，泥地里踩得满靴黄浆。回营后，他在黑板列出“火炮三问”：射程、弹道、换装周期。毛主席看过汇报，说了句，“要炮，也要会用炮。”三年里，全国炮兵人数由10万扩至30万，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炮火首次实现分段覆盖。刘亚楼半开玩笑，“陈司令给志愿军安了新牙齿。”
更远大的任务在1959年展开。东风导弹立项后，首批试验场址悬而未决。陈锡联带队深入戈壁，风沙扑面像砂纸，他用罗盘和测绳反复确认地形。随行工程师感叹地表碎石密布难布阵，他一句，“再难，敌人飞机也难找。”四个月后，巴丹吉林北缘划出一块无名高地，日后成为我国战略导弹摇篮。他随后调任沈阳、北京两大军区，统管百万兵马，却依旧把技术进步挂在嘴边。
1976年秋，他被中央指定暂代军委日常工作。那并不是轻松的职位，军费、编制、人事，事无巨细。有人劝他留下更多“政绩”，他摆手：“兵交班齐整，比留名重要。”1980年，他主动请辞主官，归还全部专车与秘书。离任那天，他对警卫员说：“往后少喊首长，多叫老陈。”警卫员有些发怔，他拍拍对方肩，“规矩如此。”
1999年6月10日，85岁的陈锡联在北京逝世。告别仪式上，礼兵用他最熟悉的炮兵军号奏安魂曲。厅堂中央悬着一句挽词——“功在战场，功亦在国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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