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1/4青少年故意伤害自己，身边的成人却毫无觉察

自伤，常以切割、灼烧、抓挠等自我伤害行为出现，有时被误读为叛逆、矫情或博取关注。殊不知，这是青少年在情绪失控、压力过载、无处倾诉时，被迫选择的“情绪自救”。2026年3月，最新国际大规模研究用冰冷的数据敲响警钟：青少年因自伤就医比例逐年攀升，真实发生的案例更是统计数字的十几倍。在中国，近四分之一青少年曾有过自伤行为，农村与留守群体风险更高。青少年为何会走向自我伤害？社会、学校、家庭，又该如何真正接住他们的痛苦？

撰文 | 李娟

2026年3月，国际医学期刊《JAMA儿科学》发表了一项迄今最大规模的分析研究，用数据量化了一场正在全球持续蔓延的青少年心理危机。

该研究整合12个高收入国家的42项调查，覆盖超2.34亿人口，时间跨度长达25年（2000—2024年）。核心结果显示：青少年因自伤就医的比例每年以3.5%的速度持续上升，其中女孩的增幅约为男孩的3倍。而自我报告数据更触目惊心——每万名青少年中约有275人存在自伤行为，是就医人数的10至20倍，意味着绝大多数伤口从未被发现、也从未被记录。

这不是关于“问题青少年”的故事，而是一个清晰的时代信号：当深陷情绪漩涡找不到出口时，一些孩子选择用身体的疼痛，换取片刻的情绪平息。

自伤不等于“想死”

讨论青少年自伤，首先要打破一个根本性的认知误区，它直接影响公众态度、家长应对方式，甚至相关政策的制定方向。

医学上通常将自我伤害行为分为两类：

一类是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指在无自杀意图的前提下，故意对自身组织造成伤害，常见形式包括割伤、灼烧、抓伤、撞击等；另一类则是以结束生命为目的的自杀尝试。这两类在动机、发生机制与流行规模上，有着本质区别。

本文主要讨论非自杀性自伤，世界卫生组织对其定义明确：“不以死亡为目的、个体故意直接伤害自身组织、且不被社会文化所认可的行为”。

从流行病学数据来看，自伤的发生率约为自杀未遂的5至10倍，两者又都比自杀死亡高出数百倍。研究者将这一关系形象地称为“冰山结构”：已知的自杀死亡只是冰山一角，冰山中部是被记录的自伤就医事件，而水面之下最庞大的部分，是无数从未被统计、从未被察觉的隐秘自伤行为。

图1：自伤行为冰山图 | 图源：参考文献[3]

从心理功能来看，自伤往往在极度负面情绪——愤怒、羞耻、孤独、麻木感的裹挟下被触发，接近一种极端的情绪调节策略，而非求死意愿。多数自伤行为源于自我愤怒与自我惩罚，少数则是为了表达痛苦或影响他人。

但“不想死”，绝不等于“没有危险”。研究证实，青少年时期的自伤行为，与日后寿命缩短11至18年相关，其中约20%的早亡归因于自杀或意外。同时，有过自伤经历的青少年，后续出现自杀企图的比例显著偏高。

因此，自伤是通往更严重心理危机的明确风险信号，绝不能被轻视为“叛逆” “矫情”或“博取关注”。

青少年自伤率正在全球走高

《JAMA儿科学》的分析证实，12个高收入国家的青少年自伤率均呈持续增长趋势。

其中英国数据尤为突出：2011至2022年，英格兰10至24岁青少年自伤就医率达每万人42例；威尔士2011至2015年同年龄段约为39例。英国也是全球最早对这一趋势系统性预警的国家之一，自2014年起持续追踪相关变化。

美国最新急诊数据显示，2011至2020年，5至20岁青少年自伤就诊峰值达每万人69例，为本次研究中急诊统计的最高值。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2012至2020年数据显示，5至24岁青少年自伤就医率约为每万人49例。面对持续攀升的趋势，澳大利亚已于2024年底率先立法，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希望以此遏制自伤增长。

性别差异是本次研究最醒目的发现：女性青少年不仅自伤就医基数更高，增速也接近男孩的3倍。

在中国，青少年自伤的现状也非常严峻。

2023年，清华大学等机构系统梳理了 100 多万中国青少年数据，发现自伤终身流行率高达 24.7%，近乎每4个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曾有自伤行为，高发行为包括抓挠、击打、啃咬、扯头发、割伤、掐捏等。

据分组数据估计，高中生自伤流行率为 32.8%，初中生为25.3%，小学生为 29.3%。另一项针对10-19岁中学生的研究则得出22.37%的相近比例。

若将大学生群体纳入观察，自伤率呈现“初中出现、高中达峰、大学回落”的规律，与青春期大脑发育脆弱性和学业压力集中期高度吻合。

图2：中国学生中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年龄别患病率 | 图源：参考文献[4]

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相关研究中性别差异并不明显，部分研究显示男女生自伤发生率相近。研究者认为，这与文化背景相关——亚洲青少年无论男女，均面临高强度学业压力与家庭期待，情绪表达普遍受限。城乡差距同样值得重视，农村青少年，尤其是留守儿童群体，自伤发生率普遍高于城市。

自伤≠抑郁升级

国内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抑郁青少年存在自伤行为。很多人因此将自伤看作抑郁症的极端表现，但这种理解并不完整。

临床中，自伤既可以发生在无任何精神障碍的青少年身上，也可能与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进食障碍、边缘型人格特质等共存。

《JAMA儿科学》的最新研究也指出，青少年自伤率的持续上升，与抑郁、焦虑发病率的变化并不完全同步。有系统综述显示，2004至2019年，13岁以下儿童抑郁患病率并无明显上升，而自伤增速却远超已记录的情绪障碍变化。

这种“脱钩现象”说明，自伤有相对独立的发生机制，不能简单归为某种精神疾病的附属症状。

理解自伤的独立功能是精准干预的关键。目前学界将自伤的核心功能归纳为四类：

- 自我负向强化：缓解难以承受的痛苦、烦躁与焦虑；

- 自我正向强化：在麻木、解离状态中找回真实感；

- 社会负向强化：逃避社交压力或不愿面对的情境；

- 社会正向强化：获得外界关注、同情与帮助。

四种功能常常混合存在，让自伤成为一个复杂的行为系统，远非单一诊断可以概括。这也对心理健康服务提出了特殊要求：需要建立专门的监测体系与循证预防路径，而不是简单归入宽泛的精神健康统计中。

图3：自伤的四种核心功能 | 图源：参考文献[8]

自伤的底层逻辑

为什么自伤会集中在青少年阶段集中爆发？这与青春期大脑的神经发育剧变有密切关系。

这一时期，大脑中负责情绪、奖赏的脑区发育较早、功能活跃，而负责冲动控制、风险评估、情绪调节的高级认知区域，成熟较晚，甚至要延续到25岁左右。这使得青少年大脑天然处于“情绪油门强劲、理性刹车不足”的失衡状态，而有自伤经历的青少年，脑回路还呈现出更特殊的敏感性。

很多人不解，为什么疼痛反而会让人“好受”？

这正是自伤最关键的生理机制。当身体受到伤害，大脑会立刻启动补偿机制，释放大量内源性阿片肽（如β-内啡肽），这类物质具有天然镇痛、舒缓效果，同时短暂提升多巴胺水平，带来近似“解脱”的感受。疼痛信号还能通过神经通路，直接压制情绪中枢的过度活跃，实现短暂的“情绪重启”。

更值得警惕的是，长期自伤的青少年，静息状态下内源性阿片物质水平往往偏低。他们通过制造疼痛诱发化学物质瞬间释放，逐渐形成强化循环甚至成瘾：情绪痛苦驱动自伤→自伤带来短暂缓解→下次痛苦时再次依赖自伤。

除了生化机制，自伤还满足了深层的心理需求：重建控制感。心理痛苦是模糊、无形、难以掌控的，而物理疼痛具体、清晰、可由自己控制。将无形的心理混乱，转化为皮肤上可感知的疼痛，本质上是孩子在潜意识里夺回掌控权——在伤害自己的那一刻，他们从情绪的受害者，变成了能掌控身体反应的主宰者。

谁在把孩子推向自伤？

过去二十年，多重因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叠加，重塑了当代青少年的压力图景。

综合国内近年相关研究，青少年自伤的关键风险因素包括：不良生活事件、消极应对方式、过度网络使用、睡眠障碍、创伤经历、亲子关系问题及基础心理健康问题等。

图4：中国青少年自伤相关因素表 | 图源：参考文献[12]

其中，社交媒体的负面影响（强化社会比较、传播自伤行为、网络欺凌）是近年研究最集中的议题，也被《JAMA儿科学》最新研究明确列为关键变量。挪威一项覆盖37268名初高中生的研究发现，青少年每日使用社交媒体超3小时，与自伤报告率较高有相关性。

更危险的是，自伤具有明显的社会传染效应。接触他人自伤内容后，部分青少年会将自伤“正常化”，甚至内化为一种亚文化认同，这一现象在女生与低龄青少年中尤为突出。

近年还出现了“数字自伤”这一新形式：青少年用匿名账号在社交平台发布辱骂、贬低自己的内容，以此测试他人反应、宣泄负面情绪。美国2017年一项研究显示，约6%的12-17岁青少年有过此类行为。

图5：自伤的社会传染性。自残行为的社会传染通过同伴互动、社交媒体、家庭关系发生 | 图源：参考文献[16]

对家庭而言，情感忽视的伤害往往比显性暴力更隐蔽、更持久。依恋理论表明，若父母无法敏锐察觉并回应孩子的情感需求，孩子容易内化“自己不值得被爱”的认知，在青春期高压下以伤害躯体的方式表现出来。

在这种“无效化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难以学会识别与调节复杂情绪。当青春期生理剧变与社交、学业压力叠加，当初埋藏的童年创伤便以自伤作为“情绪泄洪口”。

比制止更重要的是看见

面对持续上升的青少年自伤问题，青少年辩证行为治疗（DBT-A）被公认为目前最有效的干预手段。其核心并非强行禁止自伤，而是帮助青少年识别、承受、表达情绪，用更健康的新技能替代自伤行为。

多项临床试验证实，DBT能有效降低青少年自伤频率、自杀企图及精神科住院次数。药物治疗则主要用于处理中重度抑郁、严重焦虑等共病，为心理治疗创造条件。

图6： DBT-A 干预模块 | 参考文献[18]

干预的首要之急，是去污名化。临床观察显示，绝大多数自伤青少年因害怕惩罚、不被理解而选择隐瞒。成人最常见的反应是过度恐慌、指责与追问，这只会加重孩子的羞耻感，进一步掩盖真实需求。

学校层面，支持性的校园环境能及时发现自伤早期信号，如长期穿着长袖长裤遮盖肢体、社交退缩、情绪突变等。在家庭层面，父母需要减少情感忽视，修复不安全依恋。当家庭能提供稳定的心理安全感，孩子通过自伤释放情绪的动力自然会减弱。

结 语

青少年自伤，是一代人在快速变化的数字化环境中，在情感支持缺位、情绪调节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为应对痛苦而形成的病理性出口。

《JAMA儿科学》的这项研究的另一重要呼吁，是建立标准化、跨文化的全球自伤监测系统，为制定循证政策提供依据，进而从全社会层面形成更有益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保障环境。

目前，澳大利亚对低龄青少年的社交媒体管制、欧盟的反网络欺凌行动，都是需要长期评估的政策尝试。而社交平台的算法优化，减少自伤相关内容推荐、建立危机主动转介机制，也成为各国技术与公共政策亟待探讨的方向。

只有当社会真正把青少年心理健康放在与身体健康同等重要的位置，当孩子们的痛苦可以被坦然言说、被认真听见、被妥善接住，疼痛才不会成为他们与世界沟通的唯一语言。

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正经历明显的情绪困扰，或出现自伤想法与行为，请不要独自承受，可以联系以下专业支持渠道：

全国统一心理援助：12356

北京心理危机干预：010-82951332、800-810-1117

青少年服务：12355

如情况紧急，请立即拨打 120或 110，或前往就近医院急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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