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洋捕捞”简史

“远洋捕捞”不只是一个渔业术语。

它还是中国特定发展阶段的“执法黑话”，是一批民营企业家的集体记忆。指的是部分财政承压地区的执法机关，以刑事或行政立案为名，跨区域查处企业，通过查封账户、冻结资产、收缴罚没来补充地方财力。企业像深海中无处遁形的鱼群，哪怕仅仅一点违规，也可能被千里之外伸来的渔网骤然罩住。

这场风潮始于2018年前后的金融风险处置，随后快速蔓延至电商、大健康、知识产权、冷链物流等多个领域，在数年间演变为笼罩民营经济的系统性阴影。直到制度层面的釜底抽薪到来，这场跨越数年的执法狩猎才渐渐退潮。

一、渔汛启幕：金融清退催生的执法新范式

远洋捕捞的第一片“渔场”，是失控的民间金融。

2017年前后，现金贷与P2P行业泡沫膨胀至顶峰。全国高峰时涌现6000余家现金贷平台，无序扩张催生了暴力催收、超高利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数千家P2P平台接连暴雷，无数出借人血本无归。当行业乱象触碰社会稳定底线，监管转向“刑事清退”，一场全国性的金融整治风暴就此拉开。

真正让异地执法从监管手段异化为“创收渠道”的，是罚没收入的分配规则。在当时的财政体制下，案件罚没收入的绝大部分归属办案地财政。这意味着，打掉一家资金密集的金融企业，就能直接为地方带来巨额现金流。对于财政本就紧张的中西部部分区县而言，这几乎是一笔天降的“专项收入”。

湖南永雄的陨落，是这场风暴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作为国内催收行业的龙头企业，永雄巅峰时期员工超1.7万人，业务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城市。2023年，安徽多地警方先后出动，跨省突袭永雄位于湖南多地的四家分公司，179名员工被强制带往安徽，公司数千万元资金被冻结。短短两个月后，这家曾经的行业巨头宣布全面停业，数千名员工就地遣散。

永雄事件让“远洋捕捞”一词破圈。人们发现，执法的边界早已突破属地管辖的常规，只要有一点哪怕是人为制造的“案件连接点”，千里之外的县级公安机关就有权上门查扣。而金融企业账户集中、资金量大、取证相对简单，天然成了最“优质”的捕猎目标。

只是没人想到，这仅仅是开始。当逐利执法的逻辑被验证可行，渔网便迅速从金融行业撒向了更广阔的商业领域。

二、渔网扩张：全行业的狩猎游戏

执法的触角开始伸向所有现金流可见、罚没空间大的行业。从杭州的电商直播间到义乌的小商品仓库，从广东的医美机构到过境的冷链货车，都成了远洋捕捞的新猎场。

电商与大健康行业，是继金融之后的第二大重灾区。这类企业普遍线上经营、客户遍布全国，只要有一名本地消费者下单，就能成为异地立案的连接点。

最典型的案例发生在重庆巫溪。2022年末，当地警方接到一起1682元的消费者报案，称购买的瑶浴包“没有宣传效果”。仅4天后，当地便组织数百警力奔赴1200公里外的杭州，将该健康管理公司100多名员工全员拘传回重庆，公司账面上数千万元资金被悉数冻结。千元级别的消费纠纷，最终撬动了千万级的罚没预期，投入产出比之高，让业内哗然。

更荒诞的剧情发生在河南泌阳的高速路口。2026年曝光的“冻货偏航事件”中，不法中介在货运平台发布高价订单，诱骗南下的冷链货车绕道泌阳，再提前将车辆信息同步给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在高速出口定点查扣，以“未经检验检疫”为由扣押货物并拍卖。短短数月内，21车冷链货物以“偏航”的方式落入执法陷阱，拍卖所得数百万元尽数流入地方。这种“钓鱼式执法”，把过境货车变成了移动的提款机。

冷链运输行业的遭遇，更能体现逐利执法的无孔不入。不同于金融、电商企业有固定办公场所，冷链货车常年在全国公路网流动，天然缺乏属地保护，一旦驶入某个区县的管辖范围，就可能成为待捕的猎物。

除了前述的“诱骗偏航”模式，更常见的操作是放大执法尺度。同样一批进口冷链货物，在入境口岸已完成检验检疫，途经部分区县时仍可能被以“手续不全”“检测不合格”为由查扣。货主若想提走货物，往往要缴纳高额罚款；若放弃货物，扣押的冷链商品便会被低价拍卖，所得款项直接进入地方财政。

对长途司机而言，这是一场防不胜防的公路狩猎。他们无法预判哪一段高速出口会有执法人员等候，也无法预料一份合规的检疫证明会在异地失效。为了避免被扣车扣货，不少冷链车队宁愿绕远路，也要避开某些“执法高危区县”，平白增加了物流成本与运输风险。

知识产权领域，更是远洋捕捞的重灾区。这里诞生了最成熟的“产业化”模式：职业打假人与地方执法机构形成默契分工，打假人负责批量寻找侵权线索、在当地注册版权代理，执法机关负责立案、跨省查处，罚没收益按潜规则分成。

山东部分区县曾是这种模式的典型。职业打假人将图片、文字、商标的版权代理挂在当地公司名下，再以权利人身份批量报案。警方快速立案后，将外地商家列为网上追逃对象，无需繁琐的异地协作手续，就能通过追逃流程实现跨省执法。一张几块钱的图片、一个小众商标，都能成

当执法的不确定性成为常态，民营企业被迫演化出一套生存战术。

长三角不少互联网公司都有不成文的规定：前台要留意陌生访客，电梯里出现制式服装或成群陌生人要立刻通报；很多公司会租下相邻两层办公区，一层办公一层空置，遇到突发情况可临时转移；企业账户拆分到多个主体，核心资金分散存放，避免被一次性冻结。

有电商老板坦言，那段时间最怕接到外地座机电话，最怕前台说“有几位自称公安的人找负责人”。违法的企业怕追责，合规的企业也怕——怕的是千里之外的莫须有罪名，怕的是账户冻结后供应链断裂，怕的是人被带走后企业直接停摆。恐惧的根源，从来不是法律本身，而是执法边界的模糊与利益驱动的任性。

三、属地攻防：管辖权背后的地方博弈

有捕捞，就有反捕捞。当外地执法频繁上门抽走本地税源，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也开始行动，一场围绕企业管辖权的暗战悄然打响。

最经典的一幕发生在杭州。2019年末，黑龙江七台河市公安局跨省奔赴杭州，要求当地大数据企业同盾科技的创始人赴东北配合调查。当办案人员抵达公司楼下时却发现，大厦周边已被杭州警方布控，企业负责人早已被本地警方以“涉及本地经济安全”为由，先行采取监视居住措施。

你要抓，我先抓。宁可案件落在本地管辖，也不能让外地把人带走、把钱划走。这种操作被业内称为“保护性抓捕”，表面是执法管辖权之争，本质是地方对本土税源与企业资源的守护。

杭州九堡派出所甚至直接贴出公告，明确告知辖区企业：如发现外地公安机关未经本地民警陪同入企办案，可立即报警并拍照取证。这份近乎直白的“防外地执法”告示，后来被无数民营企业家转发。很多人感慨，杭州能成为民营经济与数字经济的高地，背后正是这种对企业的兜底式保护。

但不是所有城市都有这样的底气。更多中小城市的企业，在外地执法队面前毫无还手之力。黑暗丛林法则下，全国上千个县级执法机关都有权立案，一家企业哪怕在本地经营多年，也永远不知道下一张传票会从哪个县城寄来，下一队警察会从哪个省份出现。谁先动手谁就掌握主动权，谁查封快谁就能先划走资金，规则的失序让所有企业都成了惊弓之鸟。

四、潮落之时：制度纠偏的釜底抽薪

对逐利执法的纠偏，其实早就在推进。

2020年，公安部印发《公安机关异地办案协作“六个严禁”》，明确禁止未履行协作手续跨区域抓人、查封财物；2021年又出台《禁止逐利性执法“七项规定”》，直接点名争抢案件管辖权、违规罚没等问题。但这些规定始终停留在程序约束层面，没有触动最核心的利益链条——只要罚没收入还归地方，逐利执法的动机就不会消失。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25年。

这一年5月，《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其中第64条明确规定：罚没收入统一上缴中央国库。这一条款堪称釜底抽薪——既然办案罚没一分钱都留不到地方财政，远洋捕捞就从一笔高收益的“生意”，变成了纯成本的苦差事。经济动机消失，执法的动力自然退潮。

紧随其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2309平台开设“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专项监督专区”，接受企业投诉举报；公安部部署专项整治，刀刃向内清理执法乱象；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政策密集出台，共同扎紧了执法权的制度笼子。

2026年，河南泌阳冻货查扣事件被曝光后，省级工作专班迅速提级调查，相关责任人被追责。这一事件的处理，标志着逐利执法的空间已经被大幅压缩。曾经盛行的远洋捕捞，终于从行业潜规则，变成了重点整治的对象。

五、余响：执法权的边界与民营经济的底气

回望这场持续数年的执法风潮，“远洋捕捞”从来不是简单的执法乱象。它是财政分配体制、央地事权划分、执法权边界多重问题交织的产物。它借行业整治的东风而起，借地方财政的压力而放大，最终演变为伤害民营经济信心的系统性问题。

不可否认，那些年被查处的企业里，的确有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经营者。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逐利驱动的异地执法，也让大量合规企业蒙受了无妄之灾。很多企业哪怕最终洗清嫌疑，账户被冻结数年、经营被打断、团队散掉，也早已元气大伤。法律上的无罪，换不回商业上的重生。

如今制度的藩篱已经扎紧，罚没收入与地方财政脱钩，异地执法的程序越来越规范，企业的安全感正在逐步回归。但那些在浪潮中倾覆的企业、改写的人生、消散的事业，终究无法重来。他们中的有些人是行业乱象的制造者，有些人只是时代浪潮里的普通人，最终都成了制度试错的铺路石。

法治的进步，从来都是在一次次偏差与纠正中前行。远洋捕捞的退潮，本质是执法权向公共利益本位的回归——执法的初衷是维护秩序，而不是创造收入；公权力的使命是守护市场，而不是收割市场。

当民营企业家不用再提防千里之外的渔网，不用再为不确定的执法风险焦虑，经济的活力才会真正释放。毕竟，所有长久的繁荣，都建立在稳定的规则与可预期的法治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