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如何不被这个时代连根拔起？

钱穆

逆全球化、经济下行、人工智能、价值观撕裂等发生在不同领域的变化，如今交织在一起，正在催生一个让我们感到陌生的世界。它以巨大的速度向前推进，并不断瓦解我们曾经熟悉的经验、秩序和价值观。

新经验和新现象不断涌现的时代，总是伴随着精神生活的摇晃与迷惘。站在这样一个尚不太看得清未来的位置上，曾经振奋人心的进步主义叙事，正在被更加切身的忧虑取代：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被时代洪流连根拔起？

这种时候，总会让人想起已故的大师钱穆。时代的变化越是剧烈，他的思想越是能彰显出特别的力量。

今天我们提到钱穆，会把他和“国学大师”“最后一位纯儒”等称号联系在一起，但这样响亮又崇高的称号，也让他成为一尊被大家“敬而远之”的神像。

仿佛他属于一个遥远而厚重的传统知识世界，阅读他仅是出于一种考古式的兴趣，而并非因为他的思想对当下生活仍有所裨益。

但这是对钱穆的误读。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历史与现实之间强烈的冲突与张力，是他思考的抓手，但身处剧变的时代，促使他由历史进入文化，由文化进入人生，最终回到一个根本问题：人应当如何理解自身，又应当如何安顿生活？

可以说，钱穆的一切思考，都扎根于“人要如何不被时代连根拔起”这一问题之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重返钱穆，从他的思想里，寻找在不确定性时代安顿自我的精神力量。

钱穆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在政治和军事上接连受挫，在文化与精神层面陷入深刻自我怀疑的时期。国家积弱，使得一批知识分子把国家落后的根源指向中国的传统与文化，激烈与急迫地要与传统中国进行切割。

譬如，陈序经就认为，“中国的问题，根本就是整个文化的问题”，主张中国应该全盘西化；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胡适则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于“一心一意地走上世界化的路”。

与传统割席，甚至牵连着对整个的中国文化进行清算。例如钱玄同就表示，“欲废孔学，便不能不先废汉文。”中国的一切文化内容，都成了声讨和变革的对象。

面对西学的冲击，以及西方列强在物质与文化上占据强势地位的现实，对传统中国有着深切认识的钱穆，很快意识到了“全盘西化”不仅不可行，且会流弊深远。

他在《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中说道：“要开创时代新思想，我们该探讨历史上的传统思想，因其积久埋藏蕴蓄在我们大群的心中，即在我们每一人的心中。它已演成了我们从来的历史，它已成为我们生命中一重要的核心。我们一切行为，在不知不觉中，大都由此演出，我们如何能不注意？”

这是在说，传统思想不是说保留就保留，说抛弃就能抛弃的东西，它早已浸入我们的语言、习惯、情感关系和价值判断之中，是我们理解世界与安顿自身的前提。知识、制度和技术都可以学习，但我们不可能把自己从历史中抽离出来，重新打造一个没有来处的自己。

因此，“全盘西化”与其说是一种文化上的改进，不如说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他进而提出一种更加务实，也更加深切的历史态度，即《国史大纲》中著名的“温情与敬意”论。所谓温情，是带着同情去理解历史中的人；所谓敬意，是承认一个文明能够延续至今，必然有其独特的内在生命力。

在钱穆看来，对本国历史抱有温情与敬意的人，“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于是更能以一种理性而持平的态度处理传统与现代、新与旧的关系。

尽管我们与钱穆面对的具体历史情境不同，但我们与他同样处在一个旧经验逐渐失效，新答案尚未出现的时期。许多曾经被视为理所应当的事情开始松动，一些新出现的事物开始挑战旧的认识和秩序。

例如，全球化不再像过去那样被看作是不可逆转的大潮；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处在一个“薛定谔”的状态，没人知道它是会推动人类文明的大革新，还是造成社会秩序的大混乱。

与此同时，价值观的分歧在不断加深，怀抱着不同立场、不同信念的人们如何共存，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经济下行，导致社会竞争的压力变得愈发激烈，过去那种“只要努力，生活就会越来越好”的信念，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坚定。

诸如此类的变化积压在一起，牵连着我们整个的生活振动起来，使人不免产生一种仓皇无措的感觉。我们该如何找到理解这一切的线头，并在这股巨大的不确定中安顿自己的内心与生活？

钱穆给出的答案是，沿着“历史与文化的内在动力”去理解我们的来时路，从中判断识别变化中的变与不变，进而判断哪些变化是值得拥抱的，哪些事情是需要坚守的，才能在变局之中觅得我们的精神坐标。

在钱穆看来，人终究是历史中的人，历史是一个断裂与延续并肩而行的过程，许多看似新鲜的事物和现象，其实都有更深的来处；许多新问题的卡点，其实也是老问题的卡点；被我们忽视或否定的旧经验，也并不完全过时，如他在《中国思想史》中所说的，“我们该懂得许多过去的道理，一样还可以是今天的道理。”

今天，我们精神世界最深刻的一股危机，大概是无意义感的弥漫。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或许是新的，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却可以是旧的。

若以钱穆的视角切入，无意义感的出现，恰恰是我们在身生活和心生活两处都出现了失衡的缘故。

在《人生十论》中，钱穆将人的生活分为身生活和心生活两类。身生活，是人在物质层面的生存需要；心生活，是人的精神感受、价值判断和生命追求。

无意义感产生的根源，在于我们身生活的过度膨胀，以及心生活的封闭与萎靡。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消费主义和优绩主义构成了我们最广泛的精神底色，物质生活的追求与欲望的不断满足，成为我们意义感的核心支撑。

但钱穆提醒我们，欲望在本质上是“无法满足”的，“你向前追求而获得了某种的满足，并不能使你的向前停止。停止向前即是生命空虚。人生的终极目标，变成了并不在的某种满足，而在无限的向前。”

《天地玄黄》

这是一种不能也无法停下的生活方式，一旦停下，满足之下的空虚本质便会浮现。

在经历了一个欣欣向荣，不断向前的时代之后，如今我们来到了一个发展逐渐放缓，前进变得困难的时期。靠着不断前进来填补欲望的路径失效了，建构在欲望满足之上的意义体系，自然也就土崩瓦解了。

钱穆认为，身生活虽然是基础，但最终使人生获得意义的，仍是心生活的充沛与丰盈。问题在于，本该为我们提供意义支撑的心生活，也陷入了因封闭而失去活力的困境。

与过去高歌猛进的物质生活发展相伴随的，是整个社会越来越深入的原子化倾向。共同体的羸弱与个体化的凸显，使得我们被迫独自面对许多本该由社会、文化和历史共同承担的问题。

个人很难承受这样的重负，对外部世界的无能为力，使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转向内在，试图透过心理学式的自我理解，为自身的困境赋予一个自洽的叙事。

这样的努力当然有其价值，它能帮助人辨认情绪，理解创伤，重新整理自身经验。

但钱穆提醒我们，如果一个人最终只是退回孤立的自我之中，而不能重新建立自己与世界、他人、历史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那么这种自洽并不能真正地安顿人生。

“你若摆脱外面一切物，遗弃外面一切事，你便将觅不到你的心。你若将外面一切涂饰统统洗刷净尽了，你若将外面一切建立统统拆卸净尽了，你将见本来便没有一个内。”

归根到底，人的生活并不是一个切断所有外在关系之后仍能自足成立的孤立世界。相反，人的生活恰恰是在与外部世界的往来中被塑造对，也只有在与他人、历史和文化的联系中获得滋养。

于此，钱穆的历史观与人生论汇合在了一起。作为“最后一名通儒”，钱穆对人生的理解是儒家式的，这并不是在号召回到一种陈旧与保守的生活秩序，而是强调一种执中道、重平衡的生命态度。

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人要如何不被时代连根拔起？

冒进地押注新事物，或是一味固守过去的生活世界，都不是恰当的应对方式。

钱穆给出的答案，是将自己置于更广阔的历史与世界之中，照看好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历史的关系。生活的根系变得粗壮结实了，那么风雨来临之时，我们也就不那么容易陷入漂泊无依的境况之中了。

文/寇大庸

封面图：《站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