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会八十】庆生大派对——有史料，有八卦，都是真情实感，排名不分先后

有道是“秀才人情纸半张”。2026年7月1日，“笔会”创刊八十周年。我们的“纸”有点多：2025年笔会文粹《等等会有好时候》、收录近十年佳作的“青春版”《他们都是风云儿女》以及《高考阅读热点素材》——名师汇编、点评三十多篇被收入高中语文试卷的“笔会”文章——相继出版。各地文友寄来的手稿、画作和书法作品，即将于7月8日至17日，在上海报业大厦大堂展出。今天刊发的就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后续还将移步今年的上海书展，继续和大家见面……

“笔会”和她的作者、读者一样，未忘初心，风华正茂。

笔会青春永在——一个老读者的祝贺

谢冕

在八十年的行旅中，我只是一个后生。许多前辈走在我的前面。我出生在东南一隅的福州，在漫长的岁月中，因为地理偏僻，远离中心，唯有上海和香港是福州的近邻，我从那里获得全国乃至世界最新的文化滋养和启迪。文汇报的“笔会”，还有大公报的“大公园”，对于那时的中学生来说，是哺育成长的摇篮。记得当年，贫寒家庭的学子，买不起书籍，文学和艺术的诸多知识，多半得力于这些包括“笔会”在内的报纸副刊的助益。“笔会”于是成为我最亲近的良师益友。我总是仰望着那些写文章的前辈，我不仅视他们为兄长，而且视为文化的引路人。我从他们的写作中获得文学的启蒙和写作的灵感。

我和“笔会”的这种亦师亦友的近于亲情的关系，始自我的幼年时期。那些来自姐姐家的报纸副刊，以及来自台湾的剪报（我的二哥谢宗傅1945年后在台湾报社工作），是我认识中国新文学和世界优秀文明的最佳通道。我读《文汇报》，我从“笔会”那里获得文化的知识和营养，我始终认为“笔会”是我文学生涯的启蒙者。从那时到现在，从童年到老年，我一直是“笔会”的朋友，终于从忠实的读者成为努力的作者。

越近晚年，我向“笔会”的投稿越多。作为作者，我不习惯因疏懒而致的“缺席”；对于“笔会”的编者，也是如此，他们犹如定时的闹钟，总会在这种缺席的间隙及时提醒我“有新作，盼赐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的写作是被动的，到了近前，则转向了主动的计划和“预设”，例如最近的“乱书房食单”，一篇一篇写，不急也不慢地写。就这样，无意间我成了“笔会”的“专栏作家”了（笑笑），这是我和“笔会”交往的“最新动态”。不觉间，我由当年的“少年读者”，变成了如今的“资深作者”，这当然是“笔会”那些训练有素的敬业编辑的勤勉和尽责，也由于这家报纸和这家副刊给予我们的信任感。

“笔会”这一文学副刊，在业界被誉为文学第一刊，办刊时间长，不改初衷的时间也长。它只发短文，而且只发新作，它专注于散文，基本不发诗或小说。它在以往的岁月里，一贯坚持的办刊方针，赢得了广大读者和作者的信任。它目不旁视，专注于散文和小品的创作，而且要求是未经发表的新作。八十年中，时局多艰，但“笔会”坚定如初。它不仅拒绝“时文”，拒绝“一稿多投”，甚至拒绝涉及广告或个人利益的文字，它坚守文学的纯粹性、自律性。由于这种坚持，“笔会”在文学创作界特别是散文界享有极高的声誉。许多名家的散文名作，多半出于此刊。

我本人作为“笔会”的资深读者，因为有这个好友而感到欣慰和骄傲。“笔会”如今已经八十岁，八十岁而依然青春曼妙，我愿这位老友青春永驻！

2026年6月6日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文曲星

郑重

1939年，文汇报被迫停刊，它的创始人严宝礼等没有离开上海，他坚持“文汇精神”，待机东山再起，以报江东父老。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18日，严宝礼即复刊文汇报，使之新生。

文汇报以副刊取胜。副总主笔柯灵主持副刊工作时，已经有“灯塔”“读者的话”“浮世绘”等。柯灵以“街头人”为笔名，写了许多“街头人语”；另一位副总主笔马季良也以“安尼”为笔名，写了不少“桥边私语”。桥者，站在文汇报社楼上，即可看到外白渡桥；私语者，即窃窃私语，说的都是私房话。他们的文字都写得娓娓动人，八十多年过去了，重读时仍然难以放下。

就在这个时候，在杭州的陈虞孙因地下党身份暴露，转移到上海，进了文汇报，任副总主笔，这时风云激荡，在“反饥饿、反内战、要和平”浪潮中，自诩为第三种力量的民社党、青年党参加南京政府。陈虞孙以“袭人出嫁”为题写了这件事。

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贾府家道衰落之后，生活艰难，宝玉也离家出走，贾府考虑把一些婢女嫁出。然而，袭人感到自己与贾府，特别是和宝玉的关系，依依难舍，不愿嫁给蒋玉菡。而当她看到宝钗等忙着为她裁缝嫁衣，准备嫁妆，又感激不尽，怕不嫁对不起贾府的人。可是，她还是不了解蒋玉菡的家境如何，思前想后，上了花轿又啼哭起来，十分悲痛。及至进了蒋家的门，看到蒋玉菡的家境也不错，蒋玉菡对她又体贴入微，才终于破涕为笑，跟着蒋玉菡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陈虞孙写到这里，笔锋一转，写民社党、青年党参加南京政府，“终究还是踏进去了”。《红楼梦》里袭人出嫁，也是经过这过程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进文汇报时，正是陈虞孙任总编辑。他是在1957年后重返文汇报的。陈虞孙不苟言笑，和我们很少说话，但说起话来幽默而深刻。记者外出采访，傍晚归时，他会站在门口迎接，说上两句“鸟倦飞而知还”。一次在编辑部大会上，他说：大家都吃文字饭，要做文曲星。他没有解释文曲星是什么样子，我还不理解。后来读到他的旧文《袭人出嫁》，才恍然大悟，文曲星就要写这种曲笔文章，曲折婉转，引人入胜。

我进文汇报之后，一直跑新闻，没有编过副刊，因之对“笔会”也不甚了解。但我喜欢这个副刊的文章，和编“笔会”的编辑有着友好的交往，更欢喜和编“笔会”的前辈报人闲谈，似乎有着白头说往事的怀旧之感。1946年，柯灵主持副刊工作，即酝酿要办一个纯文学副刊。他邀请陈西禾担任主编。在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政治环境中，他们想了几个刊名，灰不溜秋的不行，色彩太鲜明了也不行。最后还是确定用“笔会”，这样可以避开“专称”，当作普通意义来用，既不同于西方沙龙的“高雅”，也没有中国传统的“以文会友”的俗套。陈西禾请钱锺书题写了“笔会”二字。但当“笔会”要出版的前夕，陈西禾突然辞去了主编，使柯灵措手不及，费尽唾沫也挽留不住。陈西禾离开文汇报之后，经钱锺书推荐到震旦大学女子文学院授课，后来又由黄佐临、桑弧邀约，进入文华电影公司，当了导演。钱锺书书写的秀劲挺拔的“笔会”，却用了多年。

唐弢本来在邮局工作，抗战前期，徐森玉、郑振铎在上海收古籍孤本、善本，都是他利用邮局工作之便，把孤本、善本打包装船运往香港。这时他已厕身文坛十多年，编过几种刊物。他很希望与陈西禾合作编好“笔会”，可是陈西禾突然离去，组稿、编辑的担子都是唐弢挑起。

1946年7月1日，“笔会”创刊号上发表了郑振铎、茅盾、巴金的文字。以后“笔会”几乎每天出版，冯雪峰、臧克家、师陀、柯灵、林默涵、李健吾、魏金枝、周煦良、傅雷、戴望舒、辛笛、碧野、杨刚、吴祖光、骆宾基、冰心等名家都经常为“笔会”写稿。楼适夷、孙用、戈宝权翻译的小品文，也交给“笔会”刊发。“笔会”还经常发表青年作家的散文和随笔。

我因为写《徐森玉传》，曾拜访唐弢，我们的许多话题谈论的仍然是“笔会”。他认为，编者对刊物有调节支配的作用，有时像是灵魂，但是真正的血肉是作者，是能够代表读者反映时代要求的作者的作品。灵魂是要的，但灵魂只是从血肉里产生的，没有血肉之躯，也就无所谓灵魂。没有那些朝气蓬勃的作者，“笔会”一天也编不下去。

在柯灵、唐弢的哺育下，“笔会”的风格清新、温和、婉转，刊发的散文、随笔都是这种风格，即使是杂文，其尖锐、泼辣也是从婉转的气息中透露出来。当时就有人批评“笔会的调子太软了”。

1947年，文汇报办了六种副刊，新思潮、新社会、新经济、新教育、新科学、新文艺，被称为“新氏六兄弟”，表示日新又新，新新不息。批评“笔会”风格“调子太软了”，就是从郭沫若主编的“新文艺”挑起的。唐弢告诉我，这是一场文汇报的内战，耿庸、叶以群都在“新文艺”上撰文批评“笔会”或批判唐弢。唐弢说，批评我唐弢就是批评“笔会”。唐弢也在“笔会”上发表了《举一个例》作反批评。后来郭沫若坐不住了，写了《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这场文汇报的“内斗”方才平息。砍樱桃树的故事，是说华盛顿小时候，父亲送给他一柄小斧头。华盛顿拿到后高兴地乱砍树，把父亲心爱的樱桃树也砍了。郭沫若向巴金、唐弢请罪，他相信“巴金、唐弢两人一定能谅解”。

谈到作者认为“笔会”的门槛太高，一般作者的文章是不会刊登的，唐弢认为，门槛太高，和清新、婉转一样，都是文汇报的风格。“笔会”这种风格的形成不是很容易，这是“笔会”的性格，而性格也是副刊的灵魂。“笔会”也像人一样，一旦风格形成，就难以改变，其实也不需要改变，没有性格的副刊，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笔会”不仅以发表名家的文章为风格，而且编者也是知名作家。唐弢主持“笔会”时的编辑陈钦源，在担任“笔会”编辑之前，在文坛上就颇有名气了。如他以“杨枝”为笔名，在文汇报或其他刊物上发表过不少文字，特别是他的杂文，写得很辛辣。黄裳也说，我1946年回到上海，进入文汇报，一直和陈钦源合作。徐开垒以徐翊为笔名，在“世纪风”上发表了许多散文，以后才进入文汇报，到“笔会”当编辑。黄裳就更不用说了，他在重庆时就是文汇报副刊作者，到了南京后写的《金陵杂记》就刊发在“浮世绘”上，编者还专门为他的文章篇名做了一块锌版，黄裳两个字，还是手写体。在此之前，黄裳还写过《旅京随笔》在“笔会”上连载。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进文汇报时，陈钦源、徐开垒还在编“笔会”，黄裳已经到资料室去了。冬天，我有时会约陈钦源、黄裳到外滩公园“孵太阳”。我们躲在假山石的旁边，没有风，太阳暖暖，听他们漫无边际地谈论“笔会”的往事。陈钦源着中装，头戴用毛线编织的小帽，大围巾的一端飘在胸前。黄裳也着中装，头戴法兰西式鸭嘴帽，厚厚的围巾在脖子上打了一个结。黄裳说，我那时只是组稿选稿，也不编稿、组版，就把稿子扔给钦源了。陈钦源说，我专门给你做擦屁股的事。黄裳哈哈大笑起来。黄裳无言时，就常常报之以哈哈大笑。他的笑声是那样洪亮、开朗，有些声震寰宇的感染力。

黄裳谈得最多的还是南京采访的事。他也写了多篇谈周作人的文章，其中的名篇是《老虎桥边看“知堂”》。周作人的心境极为复杂，抗战初期还要做“苏武式”的人。抗战期间，这位和尚就脱去袈裟，坐上日本人的座驾，不再打老和尚的诳语了。我对黄裳说，你的文风受知堂的影响。他说：不，我是受鲁迅的影响。细细品味黄裳的散文，即使是批判周作人汉奸行为的文章，其风格和知堂一脉相承。那时，他搬出知堂从《语丝》时代开始出版的二十多本散文。黄裳在批判周作人的文章中说，把这些散文和周作人汉奸行为比较，“材料之多，真是举不胜举”。黄裳是用知堂散文批判汉奸周作人，有的还直接引用《苦茶庵打油诗》中的诗句，“饱吃苦茶辨余味，代言觅得杜樊川”。黄裳对周作人的印象是周作人“在大成殿上为自己辩护之后的事”。黄裳批判周作人的心境也是很复杂的。陈钦源最熟悉黄裳，也了解黄裳的文脉的来处，插话说：“你的文风有鲁迅的影子，但受周作人的影响最深。”

其实，在某些方面，黄裳也受陈钦源的影响。我去陈钦源家中，看到几大橱的书都是用包书纸包好的。后来看了黄裳的藏书，那些洋装书也是用包书纸包好的。我说，你也在包书啊？他说，是陈钦源教我的。那时的文化用品商店还能买到包书纸。

和我们在一起“孵太阳”的，还有张忱。他在文艺部采访音乐系统，是真正懂音乐的记者。他帽子盖及眉宇，性格内向，郁郁寡欢，有些寂寞。我们“孵太阳”的时候，正是黄永玉和儿子黑蛮、女儿黑妞在报刊上热闹的时候。张忱谈得最多的是黄永玉，黄永玉青年时期从湘西到了上海，流浪街头，是张忱把他介绍到“笔会”等副刊，画些题花。正因为这种感情所系，黄永玉成为著名画家后，对文汇报仍然是有求必应。文汇报对黄永玉也不薄，二十一世纪黄永玉老当益壮，还写了长篇回忆录，“笔会”主编周毅就为他写了不少文字，用了“笔会”几个版面为他介绍，这种特殊的待遇，在老作家、老画家中是不多的。

“笔会”八十华诞，朋友帮我找了杜甫的两句诗，“笔落惊风雨”“会当凌绝顶”。为首有“笔”“会”二字，我抄写了作为祝词。落款时，我写了“老杜贺笔会八十华诞”。一千三百多岁的诗人为八十岁的笔会祝寿，看来有些游戏之作，说得风雅一些，是“游于艺”。这也算我做了一次“文曲星”吧。

一树合欢 花开不败

刘心武

记忆里始终有这样的画面：星期天，我家居室门外，一株高大的合欢树下，父亲坐在藤椅上，读一张报纸，风吹过，树上落下一朵马缨花，花朵由银红色细丝组成，小小的毛刷形，散发出独有的香气，父亲微笑着将它从报纸上抖落，继续津津有味地读报。

那时我还是个儿童，很好奇，那报纸有那么好看吗？后来知道，他读的是《文汇报》上的“笔会”。那时候“笔会”正连载梅兰芳口述、许姬传撰写的《舞台生活四十年》，连载完出了书，父亲买了书，但那些连载《舞台生活四十年》的“笔会”版面，他都细心保存起来。我上中学以后，曾翻检他保存的那些版面，见上面有一段写的是养鸽子，梅兰芳不是唱戏的吗？为什么要养鸽子呢？有天忍不住就问了父亲。父亲知道我除了偷看他枕头底下的《增评补图石头记》，又翻检他保存的旧报纸了，仍然没有生气，只是跟我说：“你先看给你订的《中国少年报》吧，再长大些，可以读‘笔会’。梅兰芳在舞台上眼神为什么那么迷人呀，就因为他特意用眼光追踪飞翔的鸽子，练眼神呀！‘笔会’版面上尽是这种助人增长修养的文章哩。”

1977年11月我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班主任》，父亲看了后有点为我担心：“你是不是太超前了呀？”1978年7月，他突发脑溢血去世。那一年8月，《文汇报》“笔会”刊出了卢新华的《伤痕》，由《班主任》带头的一个文学潮流，获得了一个恰当的符码，官方予以肯定。我对父亲亡灵告慰：我已融入改革开放的潮流中，要担心的不是太超前，而是防止落伍。

1982年“笔会”向我约稿，我投去一个短篇小说《玫瑰与土豆》，很快被刊登出来，占了整个版面。父亲如果能够看到，该多高兴呀！

我后来的写作，是种四棵树：小说树、散文随笔树、建筑评论树、《红楼梦》研究树。我把这四棵树上结出的自认是好的果子，呈献给“笔会”。特别值得忆念的是，1996—1997年“笔会”不吝篇幅，连续刊发了我十八篇“城市美学絮语”，如此集中地予尚不发达的建筑评论以鼓励提倡，实在难得。这十八篇建筑评论，有的如《前门箭楼传奇》引出过大画家吴冠中的积极回应，《窗含与门泊》被收入语文课本，《城市夜光》中对滥用蓝绿冷光的批评，引出对灯光秀设置的讨论。这些篇什都收入2016年出版的《刘心武文粹》第26卷《刘心武建筑评论大观》中。有建筑界大师指出，“笔会”把原本只在小圈子里呈现的建筑评论，推向更广阔的阅读空间，功不可没。

最值得忆念的是，2002年8月10日，周汝昌先生与我关于“樯木”的通信在《文汇报》“笔会”刊发后，获得“长江杯”征文奖。在具有评奖资格的时间段里，“笔会”刊发过多篇涉及《红楼梦》的文章，实际上在“笔会”存续的历史中，评红从来是其强项，而那次“长江杯”征文奖，涉红文章获奖仅此通信，我自然兴奋不已。早已宠辱不惊的周老，极其重视这个奖项，他跟我说我们得奖当然好，但难得的是“笔会”的颁奖词竟写得那么好，出乎他的意料：“两通关于《红楼梦》的信札，闪电般的灵感和严密的考证中，浮续着中华文化的一脉心香。雅人深致，引人入胜。”周老来信说：“昨日蒙你相告，方知我们得奖了，好比暑天中一阵清风，醒人耳目头脑。不知评委是何高人，寥寥数笔，不多费词而点睛全活了。那评词无一丝八股气，我所罕见，岂能不感慨系之！此非三言五语所能尽也。奖之中耳，是个标志性纪念品，真正意义在于这是文化学术界的第一次以公开评奖形式给了我们（基本论点和治学路向）以肯定和高层次评价。”不久报社给我们都寄来奖牌，周老跟我通电话说：“要是把那颁奖词刻在奖牌上，就更完美了。”后来知道那颁奖词是当时“笔会”副主编周毅女士撰写的，真个是“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万没想到的是，周毅女士2019年在主编任上英年早逝。

近年来我不但仍然是“笔会”最热心的读者之一，也仍积极投稿，AI上说我是“笔会”常客，确实如此。我的散文随笔题材广泛，有《母亲的厨艺》《钱粮胡同琐忆》《羊角灯胡同》那样的个人经历回忆，有与中外名家交往的轶事如《听新凤霞说戏》《听郁风聊画》《丁聪扶掖〈钟鼓楼〉》《君特·格拉斯的炫目鲽鱼》《同何莫邪聊丰子恺》……我要特别感谢“笔会”的是，他们也接受我写草根小人物的文章，如《莱阳小姜》《乡厨小崔》《补胎郎》等。其中《莱阳小姜》在“文汇笔会”微信公号推送后，阅读量现已逾1.2万，《乡厨小崔》更达到2.1万。可见“笔会”的包容胸襟，也可知“笔会”的读者不仅对名家名流高雅高级感兴趣，也对市井平民的哀乐人生倍加共情。

今年7月1日是“笔会”创刊八十周年华诞。于是我又想到当年父亲阅读“笔会”时给他遮阴的那株大伞般的合欢树，“笔会”正如那株合欢树，会持续开出一树银红的马缨花，和风拂过，丝丝香气沁入读者肺腑，养浩然正气，培高雅情操。祝福“笔会”永昌和合欢乐、花开不败。

2026年6月16日

想起了柯灵先生

曹可凡

我和柯灵先生相熟纯属偶然。

1993年底，我正筹备出版一本散文集，责编建议是否可以让一位文化老人题写书签？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柯灵先生。就这样，我贸然敲开了柯老的房门。时年86岁高龄的柯灵先生在那悬挂“读书心细丝抽茧，练句功深石补天”古朴对联的客厅里接待了我。我说明来意后，老人没有丝毫推辞，欣然挥毫，还一口气连写数张，供我挑选。临别之时，先生还赠我数本其散文集，书中有印刷讹误之处，均用钢笔一一改正。那种一丝不苟的态度教人佩服。

彼时，柯老和夫人国容校长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却仍坚持自己料理生活，只有一个钟点工白天过来帮忙。陈校长曾遭遇脑卒中侵袭，行走困难，人又较胖，但仍硬撑着为柯老下厨做饭。有一天，她刚刚炒好一碗青菜，不慎脚底一滑，重重地摔倒在地上，青菜也洒了一地。她连忙大声呼唤柯老，无奈柯老失聪严重，只有戴上助听器才勉强可以听见，自然没办法听到爱妻的求助，直到觉得肚子饿，缓缓挪步到厨房，这才发现妻子已在冰冷的地上躺了许久。所以，我们晚辈每次去看望柯老时，总习惯带些熟食或半成品蔬菜，尽量给两位老人生活增添些许便利。老人也会给我们分享珍贵人生感悟。有段时间我事事不顺，便向柯老请益。柯老不紧不慢地说：“人生总有顺境和逆境。顺境时不要得意忘形，逆境时要守得住寂寞，要甘于坐冷板凳。趁这段时间多读点书，充充电。电视主持人和作家一样，有一种寂寞最可怕，那就是被观众或读者彻底抛弃。”柯灵先生的话如醍醐灌顶，令我受益匪浅。

其实，与柯灵先生聊天，老人谈得最多的，还是《文汇报》“笔会”往事。

近代上海文坛的半壁风雅，大多留存于《文汇报》的笔墨之间。而支撑起这份文脉底蕴，为“笔会”副刊铸就精神风骨的，便是柯灵先生。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文汇报》初创之时，柯灵便执掌报社经典副刊“世纪风”。他以笔为炬，广纳天下文人名士，以温润却坚韧的文字针砭时弊、慰藉人心。“世纪风”格调清雅、风骨凛然，既保有文人的雅致，又暗藏家国的赤子情怀，悄然为日后“笔会”的诞生，埋下了文脉的种子。

抗战落幕，山河初定，《文汇报》于上海复刊。当时时局暗流涌动，文人渴望一方纯粹的笔墨天地。时任报社主笔的柯灵，决意开辟一方全新文艺沃土。“笔会”刊头由钱锺书亲笔题写，无冗长发刊词，朴素开张，沉静自持，恰契合乱世文人淡泊守心的心境。

柯灵慧眼识人，力邀唐弢出任首任主编，自己则退居幕后掌舵定调。他为“笔会”立下准则：兼容并蓄，坚守本心，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巴金、茅盾、郑振铎等一众名家，皆受柯灵邀约落笔撰稿，让初创的“笔会”便自带浑厚人文底蕴。彼时风雨飘摇，文网密布，柯灵始终把控文字分寸，于克制委婉间传递正义良知，让“笔会”成为乱世之中，上海文人安放笔墨与初心的地方。

改革开放以后，柯灵先生在“笔会”发表过不少佳作，突破极左意识形态，确立“文学独立”和“人格独立”的文学批评标准，借由追忆，传承“独立、良知、坚守”之文人传统，影响几代作家和学者。

受柯灵先生影响，我也在主持之余，耕耘散文创作，并积极给“笔会”投稿。印象里，本人在“笔会”最早发表的长文是《“像的，像的，只是略胖了些”》和《餐桌边的七七八八》。前者讲述我在电影《建国大业》里饰演吴国桢以及赴美采访吴氏长女的经历；而后者则是一篇融美食、交游、掌故于一体的随笔。所谓“七七八八”，就是杂谈，信手拈来，不刻意结构，从一款菜、一句闲话，带出文人风骨与时代气息。后来，我又在“笔会”陆续发表《香岛海客》《未转头时皆梦》《“李氏小厨”与“林家铺子”》《“童家班”琐记》《烤鸭与鹦鹉》，以及《纸上烟霞》等篇什。这些文章大多记人、怀旧、抒情，不写大事，专写“人背后的温度”。限于自身水准，文章不免粗率与稚拙，只想努力追寻柯灵先生倡导的“朴素、含蓄”之文风。

柯灵先生在“笔会”五十周年时，曾撰文：

1946年，《文汇报》副刊“笔会”在风急天高的历史转换关头诞生，转眼已半个世纪。只要略一回顾，在这50年浩浩荡荡的时间洪流里，出现过多少横江风雨，连天霜雪，“笔会”本身，又经过多少炎凉悲欢际遇，尝过多少甜酸苦辣滋味，就知道这段经历是多么艰难，多么可贵，多么值得珍视了。

时值“笔会”创办八十载，八秩笔墨，薪火相传，立足沪上文脉，容纳百家心声，以温润的文字记录时代风云，以纯粹的情感守护文学心灵。一纸“笔会”，涵养数代读者情怀，承载江南人文温度。愿“笔会”文脉绵长，岁岁常青。

2026年5月19日14:00 于海上“花露水斋”

我们的藏书票之缘

黄显功

《文汇报》是我喜爱的上海报纸之一，三十多年来，“笔会”不仅是我阅读的主要版面，还有幸因藏书票而结缘。

本人作为藏书票爱好者，介绍藏书票作品和普及藏书票知识是我乐而为之之事。我不仅在图书馆内着力宣传、推荐、收藏、研究藏书票，组织了相关藏书票的创作、展览和出版，支持出版社为重点图书的首发制作纪念藏书票，同时也关注报刊上发表的藏书票消息，在“笔会”上曾读到了金晓东等人的藏书票文章。因缘际会，藏书票成了我与“笔会”编辑金晓东的共同话题与关注对象。当他得知我参与国际藏书票活动并收藏国外作品的情况后，多次向我热情约稿。直到2004年我参加了在奥地利举办的第30届世界藏书票大会回国后，才挑了一些外国艺术家创作的藏书票，在“笔会”上连续刊登了一组“欧洲藏书票拾趣”。2006年又以“希腊神话藏书票”为主题，在“笔会”上刊登了“欧罗巴被劫”“飞马的诞生”“帕里斯的裁判”“特洛伊木马”等内容的藏书票。以上作品每张配百字说明，这是我首次在报纸上展示自己收藏的外国藏书票作品，直接鼓励了我向大众宣传推广藏书票的积极性。

我与“笔会”多年的藏书票之缘中，有两件事令我念念不忘。1998年在编选“1997笔会文粹”年度选本时，金晓东托我请一位版画家为此书制作藏书票。于是我邀请安徽芜湖画院的倪建明先生参与此事，这位在芜湖工作的上海人欣然同意为家乡的报纸进行创作。他以徽派版画独特的拱花技法融合铜版画和木刻水印技法，精心设计了一张作品，画面以敦煌壁画飞天形象为主体。飘逸的衣带翩翩飞舞，在末端缠成97字样，随手抛撒的纸片上刻着藏书票专用字样EXLIBRIS，象征着“笔会”的篇篇美文佳作飞向读者的案头。作品背景以凹凸的花瓣枝叶敷以浅淡的水印绿色，尽显拱花的艺术韵致。

2006年是《文汇报·笔会》60周年。“笔会”编辑部决定编选《笔会60年珍藏版》文选以资纪念。时任主编刘绪源先生邀我到报社商量为此书的出版制作藏书票，当时编辑部已请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创作了一张藏书票，这是吴先生首次设计的手绘藏书票，仅此一张原稿显然无法满足图书发行的需求。绪源先生不愿以机器印刷的方式简单复制，避免成为没有艺术韵味的彩色图片。他请我设法解决既保留原稿的艺术样貌，又符合藏书票手工制作特色这个难题。最后，我们商定邀请上海著名丝网版画家朱荫能先生对此进行再创作，以丝网版画技法复制吴冠中的原稿，在画面中增加藏书票的拉丁文标志，由朱荫能手工套色制作。面对绪源先生交到我手中的吴冠中原稿，我感到这既是一项托付，也是一种信任，是作为爱书人对新作的共同期待。对于珍藏版图书和藏书票的数量，我们均同意取60年“六六大顺”之寓意，各自编号360本（张）。

在《笔会60年珍藏版》编选过程中，因“篇目太多，决定分两册出版”（该书后记），增加了一册“青春版”《你要爱你的寂寞》。绪源先生再次要我帮助提供黑白木刻藏书票作为书中辑封使用，我向他推荐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徐龙宝教授的作品，选用了一组精细的木口木刻花卉藏书票，并将徐龙宝的一张名为“少女与鸽子”的套色木刻藏书票作为封面插图。

历时近两个月，朱荫能先生在松江的艺术工作室中完成了360张藏书票的制作。他以五套色手工印制，并模压了一个板框，突出地再现了吴冠中原稿的风采。这张藏书票与珍藏版《一个甲子的风雨人情》限量精印本编号一一对应，贴在特制扉页上，成为本书的一个亮点，赋予了“笔会”60年文选独特的纪念性和收藏价值。书上特别注明藏书票由“吴冠中设计朱荫能制作”，此书在2006年上海书展期间隆重首发。8月11日《文汇报》刊登了《“笔会”编辑全签名本001号吴冠中先生藏书票原稿义拍公告》，于8月18日由上海博达拍卖有限公司正式拍卖了这件“极为难得而又极富意义的藏品”（义拍公告），成交价38000元，创下中国当代藏书票实贴图书的单件最高纪录，拍卖所得由《文汇报》全部捐赠给地处湘西贫困山区的芷江侗族自治县洞下场乡上海大隆希望小学。在那遥远的山区小学中已建起了“文汇希望图书馆”，这笔捐款为图书馆的后期运营增添了必要的帮助，身为图书馆人，我对此感到十分高兴，由衷地期望藏书票为社会发挥更大的价值。“笔会”编辑在该书《后记》中写道：“感谢徐龙宝、朱荫能两位版画家的支持。还要感谢张利民、黄显功、李大伟三位先生，他们的默默的奉献是我们所难以忘怀的。”如今在“笔会”80年之际回忆往事，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笔会”对藏书票的热忱支持和向社会公众宣传藏书票的重要贡献。

2025年“笔会”发表了我为《藏书票之话》中译本和《片纸沧桑——英国藏书票五百年之旅》撰写的序言，接续了我与“笔会”的藏书票之缘，这份缘不仅是我作为藏书票推广者的一段段经历，更是“笔会”对我的鼓励。

赤心用尽为知己

张婕

给“笔会”投稿是因为我14年网友李宏昀（也是“笔会”的作者）的极力推荐，不是向“笔会”推荐我，是向我推荐“笔会”，他说：他们胃口很大。

噢我可太喜欢这句话了，这就是多年网友的默契，他知道这句话一定可以打动我，我也懂得话里的几层意思：“他们胃口很大，连我都吃得下”，“吃得下我，吃你也不在话下”，“能吃得下咱们的，你不得争取一下”。

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与“笔会”）耳，嚯哈哈哈。

我们可以做这么长时间网友，多少也是因为都很嚣张。

后来我可爱的编辑问：你以前在别的平台发表过文章吗？

我说：当然没有了，你以为到处都是“笔会”这么有眼光的平台和你这么有眼光的编辑啊？

这话虽然不乏拍马屁（咳）的意思，却也是足斤足两的真心话，我实在是比较小众的款，在向“笔会”投稿之前，我是一个朋友圈写手。这也没有办法，我头脑活跃，情绪起伏很大，贪新鲜赶时髦且恋旧，对人事物怀抱着很大的热情，但是表面又很装（喜欢90年代摇滚明星的人可能都有这种毛病，恨不得晚上都戴着墨镜），不太愿意把这些热情当面表达出来，就一个劲儿往朋友圈表达，一天发三十几条，哎呀也没什么人看，主要读者就是李宏昀和他的夫人停云女士（另一位“笔会”的作者），这两个人爱我爱得都不行了，每天三十几条，他俩条条点赞。

李宏昀让我赶紧投稿可能也有想让读者帮帮他的意思：赞不动了，来几个人分担分担吧。

一发不可收拾！本来我已经习惯了孤独地自言自语，自我欣赏，与小小范围的少少知己相互酬答，完全没想到生命中还有一些别的可能，有生之年还能获得更多关注和爱（我才不会说我经常看读者评论看到哭嘞），在我目光无法触及的时间和空间里，原来默默生活着这么多知己啊。

我也借“笔会”认识了很多厉害的作者，几乎每一期文章我都会看，一些前辈学养扎实气韵浑厚，令人精神为之一振；有些作者心思玲珑才气横溢，随手一搜人家比我还小几岁（世间的才华从来不是按年龄分配的）；还有一些已经自成派别，很有套路，非常能打。我按图索骥，找到了好几位作者的专著、微博、公众号，不时窥视一番，受益匪浅，不亦乐乎。

在一众优秀的作者中，我的朋友圈文字为什么被选中，凭何立足呢？（这是个设问）因为“笔会”一直贯彻着它的发展方向：“更新，更老，更热，更杂。”对“笔会”来说，没有一种视角是不必要的，没有一种声音是不必听的，由此，我和我喜爱的，喜爱我的，与我有相同感觉的人们，得以在这片园地中，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但是，这样的方针对编辑们提出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有多少位作者，就有多少种视角，多少颗心，作者可以只考虑自己，编辑却要做所有人的知己。还要考虑报刊的持续发展，公众的接受程度，正反立场，可能造成的影响与冲击……多一种声音，就多一重风险，无论是“胃口很大”的野心，还是“新老热杂”的承诺，是前后多少代编辑的信仰和传承，背后又有多少琴心剑胆和备预不虞呢？（80岁了！不容易呐！）

最近，家人给我科普了一个“对数”理论，大意是人一生的时间并不一样长，越往后，感受到的时间速率越快，如果1—10岁是10年，10—20岁能感受到的时间只有10lg2，即3年，20—30岁是10lg1.5，仅有1.7年，以此类推，到了80岁，10年就像一眨眼，咻。人类想要对抗加速的时间，唯一的办法只有不断接触、学习新的东西，主动拥抱更多、更丰富的事物，在每个习以为常的日子里活出新的内容。

作为“笔会”的读者，期待未来“笔会”给我带来更多新的刺激，作为“笔会”的作者，我也渴望留下更多的新鲜事和对事物的新看法。人们一旦相知，无论相隔多远，就不会再孤零零的了，希望我们都能和“笔会”一样，“新老热杂”地活着，“胃口很大”地体验。

祝文承八秩的“笔会”，过了80岁，又是新一岁：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往事二题

萧宜

最后的拜别

2002年，有机会去北京，便给已数年未见面的张中行先生打电话。电话中的张先生，已大不如前了。他听不明白我是谁。重复了两遍，告诉他我是上海《文汇报》的。他才说，噢，有印象。我说上午去看他，又反复了几遍。他新搬的家，我去过多次，他忘了，又问：“您知道怎么走吗？”我也不跟他多说，赶紧挂掉电话赶过去。

物换星移，还记得当年他在电话里告诉我，马甸，祁家豁子，脑中闪现莽莽苍苍，荒村野店样，但华严里是新贵，高楼耸立，问起，谁不知道！现在这里又增加了很多小区，楼也更多更高，问了很多人，都说不知道。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廉颇老矣，张中行九十三岁了。我到后，他仍安然坐着，脸似乎有点肿。我拉着他的大手问他好，问他身上有什么不舒服的，他说没有，就耳朵不行。他双眼本来就小，看上去总是笑眯眯的，现在几乎眯成两条缝。他女儿说他爸眼睛比耳朵好。

他逐渐记起来了，说《文汇报》，说“笔会”，他说他知道。他似乎在回忆，我俩是怎么认识的，一再地问我。我说，沙滩，教育出版社，取他的稿件，叫《蒲团礼赞》……也不知他想不想得起。他倒忽然想起一个话题，说《文汇报》有个姓沈的去年曾找过他，问我认不认识。问叫什么名，他怎么也想不起。他是人臻老境了，眼前事要想想不起，从前事要忘忘不成。还是小保姆提醒：“爷爷，是叫沈××吧！”一下让他想起来了，说道，尽吹他的本事，什么气功治病，还有他的《还吾庄子》，他不懂，没道理。

沈先生并不是《文汇报》人，他是上海作协的，我认识。崇明围垦三十周年时，“笔会”要编一个纪念特辑，我组织作家、画家，由农场局董龙清陪同，去崇明几个农场采风，其中有他。后他搞庄子什么的，又弄气功，帮这个那个治病。他那些新道道，张先生自然不赞成。

那天我带着一台数码相机，要与张先生合个影。他女儿告诉他，他很乐意。他的绒线衣原来是敞着的，他女儿帮他把扣子扣上，他说：“还用扣扣子？”

到了拜别的时候。我想，张先生满肚子的货再也倒不出来了，他写《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回忆了许多文化界名人，现在到了别人回忆他的时候了！后我写了《求真尚俭张中行》一文，发表于2014年8月1日《文汇读书周报》，收入拙著《凭窗忆语》。

写到这里，想起一件趣事。

1999年，我尚滞留在报社。6月中旬，我收到一位陌生女士的来信。信中有四幅照片，背景是香河风物。那女士和张中行二人或依偎，或挽臂，十分亲昵。另有纸片抄录了张先生的一段话——

她出差来北京，就一起玩，我讲学也会去她那里。她独居，不一个人生活吗？她很会伺候老人，给我做饭，给我洗衣服，无微不至。在闺阁中，我给她画眉，以带围腰，布指度足，简直乐而忘返。

张先生学问大，这后几句话，我先疑是沈复《浮生六记》中语，查了一下，是《聊斋志异》中《莲花公主》里的句子。雅士风流，张先生自得其乐，说：“在香河，难忘的纪念，我把她写在文章里。没人看出来。”

那一年我同学来沪住我家，我把这事跟他说了。世界那么大，事竟这般巧。他说，女士是他夫人同事。

西安访平凹

那年，是1992或1993年吧，也是个冬季，我与水渭亭去西安访贾平凹。平凹带我们去泡馍馆吃泡馍。我正好带了个数码相机，便为他们三人拍了张照，平凹居中，左边水渭亭，韩俊芳（平凹前妻）居右。在泡馍馆，他们帮我冲的一碗泡馍我也吃不下，剩下了。平凹从家里带来的青岛啤酒剩下了两罐，都塞进大衣口袋又带回了家。合影的地方就在平凹家旁一处空地，那里有一个自行车棚。知道路遥正从创作基地回西安家中，我与水渭亭便又赶过去看他。见到了路遥，也没顾上说什么话。我与他初次见，相互不熟。只见他自己煮了碗面条，也不多说什么，顾自一个人呼噜呼噜把一大碗面条吃光，又匆匆回他陕北的窑洞——他那个平凡的世界。天妒英才，怎么也想不到，一个敦敦实实的中年汉子，只活了四十二岁就走了，想起来就让人心痛不已！

这次西安之旅，与陕西作家建立了频繁联系。贾平凹给《文汇报》“笔会”写了不少文章，他的《人病》和《哭三毛》，以及《再哭三毛》等，都是在这前后寄给我的。

《人病》是他寄给我的第一篇文章，获得《文汇报》优秀作品奖，后收入《文汇报》“笔会文粹”《走过半个世纪》一书。他的画配文也最早在《文汇报》“笔会”发表，一幅画配上数百文字。这，原来他是应水渭亭之约为《文汇月刊》写的。他寄给水，月刊不用。我就在《文汇报》“笔会”辟了个专栏——“平凹作画记”。每期刊一二幅画，配一段文字，大受读者欢迎。贾平凹见了我给他寄去的样报，来信表示感谢，说“……那字画刊出后，收到许多读者要画的。其中北京老作家萧乾（中央文史馆馆长）来信，说他一生从未向人讨过字画，但看了报，希望给他画一张。十分感谢您的厚爱和支持！”

看过这些短章，便知平凹文字功底确实不一般。

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孙见喜，也是作家，“笔会”的作者。他是贾平凹的朋友、同事，研究贾平凹，曾写过纪实文学《贾平凹之谜》。平凹为免受干扰，躲来躲去，电话和住处常保密，我与他之间，早前有韩俊芳，后来很多都是见喜从中帮忙联系。见喜曾送我陈忠实《白鹿原》一书，并在扉页题写道：“萧宜兄弟永远顺利”。后听说见喜病了，便失却联系。现在每看到这个题句，就想起和他的友情。

文学派对

顾文艳

我第一次在《文汇报》“笔会”副刊发表文章是2019年。那年我刚毕业入职，“笔会”的编辑向我约稿。这些年间，我们只见过一次，大多时候都是用文字会面。但我一直觉得她是我身边特别亲近的一个人。她总是第一个看到我那些在或亢奋或忧伤的情绪里写下的文字。她总是平静地肯定我、帮助我，然后告诉我：这些文字现在可以跟更多人会面啦。

不过一开始，我完全没理解“笔会”。我不清楚“笔会”的历史和传统，也不知如何用“笔”与世界相会。“笔”这个字在我这一代人这里大概只能是个隐喻，我很难体会到“手握一枝笔”的真实意味。最初几年，我在“笔会”上发表的文章多是以前写的，平时几乎不会想到要写点什么新的东西。直到2022年3月，我在家里被封了一两周以后终于突然想要写点什么了。我在一天之内写完了记录一周封闭经验的《森林狂想》，在急于想要抒发、表达的冲动之下投给了“笔会”。

“笔会”没有立即发表这篇文章。又封了一个多月以后，5月的一天，编辑发消息给我，说希望我再加一个后续。我一开始不想写，精神太疲惫了。但她坚持让我加一节，标一个新的日期。于是我又坐到桌前，看着阳台上的树，小狗，看着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逐渐向外撤退的阳光，流逝的时间，袒露的生活——深呼吸。写完以后，我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坚定，某种类似信念的东西在升腾。

这篇文章发表那天的感觉就像解封日。我在手机里收到了师友发来的消息。大家都被关在家里，或者在过那种现在回想起来已经难以想象的生活；大家都知道我在写什么，大家都读到了我的希望、坚定和忧伤。那天我感觉自己在跟很多很多人相会、交谈。那是我在封闭期间写的唯一一篇文章，也是我理解“笔会”的起点。

所以现在我是怎么理解“笔会”的？那年“笔会”编辑部寄送年选样书时附的信里写道，想把大家的文章聚到一块儿，“假装办一场派对”。我想“笔会”根本不需要假装，因为“笔会”本来就是一场最真实最包容最好玩的文学派对：无须盛装出席，只要真情实感。谢谢笔会，收到派对邀请函的那天是我生命中多么重要，多么幸福的一天。

祝八十周年生日快乐！我还会经常来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