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鑫上市，合肥又一次站到了聚光灯下

土地财政退潮之后，

下一轮城市竞争不是谁更会卖地，

而是谁更会养产业。

2026年6月，长鑫科技IPO注册申请获证监会同意，合肥又一次站到了聚光灯下。

招股书披露：一季度营收约508亿元，净利润约330亿元；上半年预计净利润660亿至750亿元。合肥国资持股约43.14%，账面浮盈接近万亿元量级。

合肥又赌赢了。

但如果只把这件事读成一个“敢赌”的故事，就把它看浅了。长鑫上市真正让人看到的，不是合肥又赢了一把，而是一件更结构性的事：一座城市的产业资产，正在开始替代土地资产，成为新的价值来源。

这不只是合肥的故事。这是中国城市增长模式正在发生的一次换挡：从土地资本主义进入产业资本主义。理解这次换挡比理解合肥投中了谁，重要得多。

两种城市资产：土地之后，产业登场

过去二十年，城市经营的核心逻辑是地。

征地、平整、盖楼、卖出去，土地出让金撑起地方财政，也撑起了城建、招商和GDP增长。一座城市有没有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把地卖出多高的价格。这是土地财政时代城市的基本活法。

但这个引擎这几年明显熄火了。房子盖得差不多了，地也卖不动了。城市必须重新回答一个问题：以后靠什么过日子？

长鑫给出了一种答案：产业链。

合肥国资对长鑫的早期投入，按今天的资本市场估值，账面价值已接近万亿量级。这组数字的意义不只是回报惊人。它说明，当一座城市真正把产业链养出来，城市资产负债表上最值钱的东西，已经从土地变成了：产业链的密度、技术的厚度、链主企业的数量，以及资本市场对这些资产的定价。

过去城市最值钱的是土地。未来城市最值钱的，是它养出来的产业。

合肥不是赌徒，是城市级产业资本平台

先把一个误读纠正过来：合肥不是“风投城市”，也不是“胆子大的政府”。

2000年代初，合肥是一个典型的中部省会，没有沿海城市的制造业基础，没有北京上海的资源禀赋，也没有深圳的企业丛林。它需要改变命运，而它能用的牌，就是产业下注。

2008年，合肥引入京东方，六代线项目总投资175亿元，合肥国资出资90亿；后来继续追投，总计出资超过百亿。那时的京东方，是一家在资本市场被频繁质疑的重资产企业，没有多少人看好它。合肥选择等它。

2020年，蔚来资金链告急，江淮蔚来项目岌岌可危，合肥引入蔚来，带着70亿元的资金和产业条件。那时候新能源汽车是不是一个确定的未来，没有人知道。合肥选择押它。

2016年，全球DRAM市场被三星、美光、SK海力士三家牢牢控制，国内存储芯片几乎完全依赖进口。合肥接手长鑫一期，国资出资144亿元，占比80%。那时候国产存储能不能做出来，没有工程上的把握。合肥选择陪它。

单看每一笔，是押注。连起来看，是一套城市经营系统：

1. 用产业判断定方向，选择能形成链条的重资产产业；

2. 用国资平台承担早期风险，在市场不愿意等的时候先等；

3. 用土地和政策降低落地成本；

4. 用高校和科研补工程师和人才；

5. 围绕链主企业把上下游一一补全；

6. 用资本市场把多年的耐心变成可计量的资产价值。

合肥不是把城市变成了VC，而是把城市变成了产业资本平台。这是两件不同的事。

也正因为这样，“合肥模式”才难以复制。很多地方只看到“政府投钱”，没看到背后的产业判断；只看到“押中明星企业”，没看到十年如一日的链条补全和耐心陪跑。

能学的是合肥成立了多少只基金，学不来的是它在关键时刻看没看准、等没等住。

产业生成机制变了：不能只靠市场，也要靠市长

理解合肥，需要回答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今天为什么需要城市和国资来组织产业？

1992年之后，“找市长不如找市场”解放了一代企业家。命运从批文里转移到了需求里，很多好企业是在市场需求充分释放后自然长出来的。“找市场”这个判断在绝大多数商业领域今天仍然成立。

但今天出现了一个新情况：下一轮最重要的产业，生成机制不同了。

半导体、新能源、新型显示、商业航天、先进材料、生物制造、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等等，这些产业有几个共同特征：重资产、长周期、高技术门槛、强上下游协同、早期回报慢、基础设施依赖强。

它们不是先有消费需求再有企业。很多时候，是先要有国家战略牵引方向，城市组织资源，国资承担早期不确定性，企业完成技术突破和市场竞争，最后才有规模爆发。

一条DRAM晶圆产线，动辄百亿级投入。一个新能源整车项目，需要电池、电机、电控、模具、材料、设备、检测、充电、物流、售后，任何一环太弱，企业扎不下根。

这类产业如果完全交给短周期财务资本，往往会出现一个问题：早期太苦，周期太长，风险太大，没有人愿意等。但没有人等，这些产业就永远长不出来。

过去很多企业，是在市场里长出来的。今天很多关键产业，是在城市组织的生态里长出来的。产业诞生的方式变了。

这不是回到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政府替市场做决定。今天真正有能力的产业城市，是政府先把市场能够生长的条件搭出来，然后让市场去竞争、淘汰、定价。市场负责竞争，政府负责地基；市场负责淘汰，国资负责早期耐心；企业负责突破，城市负责生态。

招商的三次换代：从优惠战到产业投资

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年很多企业家都有一个共同体感：还没去找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先找上门了，招商干部带着基金、带着产业链图、带着上下游企业名单，直接坐到你对面。

表面看，这是招商变积极了。真正变的是招商逻辑。

第一代招商，是优惠战。谁的地便宜、税低、人工成本低，谁就能把工厂招过来。比的是成本，核心动作是引进来。

第二代招商，是园区战。开发区、高新区大建起来，先平地修路建厂房，再请企业入住。底层仍是土地财政逻辑，招商是为了把地盘做热，地热了地价就涨。

第三代招商，是产业投资。政府成立产业基金，用国资入股早期项目；设“链长”，专盯一条链的补全；招商干部越来越像投资经理，看的不是企业现在交多少税，而是三五年后能不能成为链主、能不能把上下游一起带进来。

第一代比谁更便宜，第二代比谁有园区，第三代比谁更懂产业。

但这里有一个最要紧的区分：招商不是培育，抢项目不是养产业。招商解决的是“有没有企业进来”；产业培育解决的是“企业能不能在这里长大”。一棵树移栽过来，给块地浇几次水，能不能活很大程度上看树自己。养产业是改土壤、修水系、防虫害、让周围长出一片林子。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能力。

产业培育为什么慢，也为什么无趣

产业这件事，最反内容传播。它没有那么多金句，没有那么多惊天反转，没有那么多一夜爆红。

它经常意味着极其无聊的工作：一遍遍跑供应商，一次次调设备，一年年等良率，一个个招工程师，一项项补检测认证，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把链条接上。做产业的人，很多时候不是站在台上讲未来，而是蹲在厂房里等问题。

真正的产业城市，最重要的工作不在签约台上，而在中试线旁边，在供应商会议室里，在一轮轮项目协调会上，在那些看起来没有新闻价值、但决定企业能不能活下来的细节里。

把养产业拆开，大体是五件事，不是并列菜单，而是一条有先后的动作链——

一是定方向，这座城市到底押什么、不押什么，资源有限，什么都想要等于什么都养不大；

二是抓关键企业，先抓链主还是先补短板；

三是建公共平台，实验室、中试线、检测认证这些单家企业建不起又离不开的东西，得由政府来搭；

四是配长期资本，产业基金不能只想着短期退出；

五是守边界，政府最难的不是花钱，而是想清楚自己不做什么。

养产业真正的门槛，从来不在“敢不敢花钱”，而在“知不知道钱该花在哪、什么时候该收手”。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城市也成立了产业基金，也喊链长制，也搭平台，但结果拉开了极大差距。有的城市是在组织产业，有的城市只是在模仿动作。动作容易学，能力很难复制。

国资不是魔法：城市也会投错

当然，不能把这件事写成赞歌。截至2026年一季度，国资背景管理人在管基金规模占比已达72.1%。国有资本大规模入场，放大了收益，也同样放大了风险。

哪吒汽车是一个真实的反面样本。2021至2023年间，江西宜春、广西南宁、浙江桐乡三地国资平台大规模入股配套，合计现金出资、无偿用地、建基补贴超过数十亿元。

结果是：三年累计净亏183亿元，2025年6月被法院受理破产重整，1631家债权人申报债权，宜春600亩整车工厂全面停产，生产线锈蚀。

更麻烦的是一窝蜂。好赛道就那么几条，几十座城市同时冲，最后很容易变成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园区空置、债务累积。最危险的场景，是大家拿着不同的财政，做着同一张未来产业PPT。

但真正最大的风险，不是投错，而是不能承认投错。

市场投资可以止损。但地方政府一旦把项目和就业、债务、政绩、面子绑在一起，退出往往比进入更难。小亏变大亏，大亏变窟窿，最后买单的是财政和公共资源。

养产业需要耐心，但不能没有纪律。国资要做长期资本，但不能变成情绪资本。政府敢投，不等于总能投对；国资有耐心，不等于可以没有边界。

四种城市模型：中国不会都成为合肥

合肥之外，中国很多城市也在重新定义自己的产业角色。但路径各不相同。

深圳是市场丛林型。它不是政府先下注、产业再长出来，而是先有几十年形成的企业密度、供应链效率和工程师文化，政府围绕这片丛林做空间、规则、金融和产业基础设施。深圳的竞争优势，不是政府敢赌，而是市场本身的速度。

武汉和南京是科教转化型。这两座城市都有极强的高校和科研资源，但真正难的不是产出论文，而是把实验室里的成果、工程师的能力和企业的订单接起来。光谷不缺光电子技术，南京不缺集成电路人才，难的是从知识密集到产业密集的那一段转化。

成都是场景枢纽型。有人口、有消费、有西部枢纽和应用场景，“建圈强链”推动产业链区域协同。但最难的是，如何在综合型强二线城市里，长出真正有全国定义权的链主企业。

合肥是国资组织型。用国资承担早期不确定性，用城市耐心补链，用资本市场完成价值兑现。这条路走出来了，但它需要极强的产业判断、极强的组织能力和极强的退出纪律，缺哪一样都会走偏。

合肥不能简单复制。每座城市都要从自己的产业底盘、人才结构、财政能力和区位条件里，找到自己的组织方式。最危险的不是不学合肥，而是假装自己也是合肥。

未来比拼的，是城市产业组织能力

说到这里，可以回到那个最核心的问题：土地财政退潮之后，中国城市靠什么继续增长？

长鑫上市给了一个信号。未来很多关键产业，表面是企业竞争，背后是城市生态竞争。一辆新能源汽车背后，是电池、芯片、软件、模具、材料、检测、充电基础设施。一颗芯片背后，是设备、材料、EDA、工艺、人才和长期研发。企业背后有没有城市产业生态，越来越决定它能走多远、打多久。

企业家当然要想清楚自己选什么城市：有没有你这条链的上下游，挖不挖得到你要的人，有没有愿意陪你走三五年的本地资本，出了问题能不能在本地找到解法。这些比补贴数字重要得多。补贴是政策，会变，也容易被隔壁城市加价抢走；产业生态一旦长出来，是复利，越积越厚。

未来的城市竞争，不只是GDP排名的竞争，不是谁楼更高、路更宽、补贴更大，而是谁有产业判断力，谁有资本耐心，谁能把一条产业链养成生态，谁能把链主企业从0陪到上市。

这不是某几座城市的机会，而是一道让所有城市重新站队的考题。

过去二十年，中国城市靠土地改变命运。

未来二十年，少数城市会靠产业重新长出命运。

长鑫上市，只是一个信号。它真正提醒我们的，是城市竞争的牌桌变了：

以前比谁更会卖地，后来比谁更会招商，下一轮比的是谁更懂产业，谁更有耐心，谁更能把一条产业链养成一片森林。

这不是合肥一个城市的故事。这是中国城市的新考题。

No.6965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纪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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