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钱”还是谈“感情”——多维交换结构中的关系成本与关系策略

刘梦岳

山西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副教授

谈“钱”还是谈“感情”

——多维交换结构中的关系成本与关系策略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6年第3期

作者 | 刘梦岳

责任编辑 |黄燕华

经济交易与社会关系之间“嵌入”与“脱嵌”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经济社会学的核心议题。然而，由于缺乏对社会关系“成本”的讨论，行动者在社会关系中的逻辑与策略一直未得到清晰的呈现。对此，本文提出“关系成本”概念，并基于社会关系的多维结构，指出关系成本的本质是双方在多重均衡结构下的协调成本。依据是否存在“角色冲突”与“利益分歧”，本文区分了三种关系成本，并提出相关的基本命题与一系列子命题，以揭示关系中行动者的决策逻辑。

一、问题的提出

我常看见隔壁邻舍大家老远地走上十多里在街集上交换清楚之后，又老远地背回来。他们何必到街集上去跑这一趟呢，在门前不是就可以交换的么？这一趟是有作用的，因为在门前是邻舍，到了街集上才是“陌生”人。当场算清是陌生人间的行为，不能牵涉其他社会关系的。（费孝通，1998:74）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记述了上述有意思的现象：邻居之间明明可以就近交换，但恰恰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社会关系”，所以反而会“舍近求远”，通过市场完成交易。西方社会中也有类似的现象。在莎士比亚所著《威尼斯商人》中，安东尼奥向夏洛克借钱时说道：“要是你愿意把这钱借给我，不要把它当作借给你的朋友，哪有朋友之间通融几个臭钱也要斤斤计较地计算利息的道理？你就把它当作借给你的仇人吧，倘使我失了信用，你尽管拉下脸来照约处罚就是了”（莎士比亚，1998：406）。在此，社会关系与经济交易互不兼容：在社会关系中“谈钱伤感情”，而在经济关系中则“谈感情伤钱”。

以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强调，由于社会关系为经济交易提供了必要的信息与信任，大部分市场交易都会“嵌入”社会关系（Granovetter，1985；Uzzi，1996）。基于嵌入概念，我们可以将上述现象称为“脱嵌”，即当社会关系内部存在经济交易的可能性时，行动者却选择规避或拒绝关系内的交易。

“嵌入”与“脱嵌”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策略选择，揭示出一个长久以来未得到充分关注的话题，即关系的成本。周雪光（2003:130）就曾指出，社会学的一大缺陷就是在探讨关系网络时未引入经济学中的成本。在为数不多的讨论中，关系要么被视为排斥一切经济分析的“感情”；要么被视为一种可用以交换资源的“人情”。这两种解释范式被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批判为“敌对世界观”与“除此无他论”（泽利泽，2009：13-22）。针对社会关系与经济交易之间复杂的关系，泽利泽提供了一个更具韧性的理论。她基于文化解释的视角，诠释了人们如何通过创造性的“关系运作”（relational work）来标记与界定交换类型，从而使经济交易有机地融入社会关系之中（泽利泽，2009）。然而，关系运作理论仅在个体层面上揭示了行动者协调不同交换逻辑的方式，并未在结构层面分析关系运作的底层逻辑。因此，这一视角依然难以解释行动者的具体策略。例如，为什么人们有时会进行关系运作，而有时又会退出？为什么人们有时会按照“亲兄弟、明算账”的方式直接谈“钱”，有时又要通过“谈感情”来模糊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罗斯曼（Gabriel Rossman）将解释这种策略选择的原因视为完善关系运作理论亟需解决的问题（Rossman，2014:54）。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将围绕“关系成本”这一概念来展开讨论。该概念的核心意涵是，社会关系作为多维交换结构，需要交换双方付出额外的努力来进行沟通与协调，这些努力就构成了“关系成本”。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关系成本的基本命题与若干子命题，以揭示行动者的“嵌入”与“脱嵌”选择，以及不同关系策略选择背后的逻辑。

二、“感情”还是“人情”：关系成本的两条研究路径

既有研究中有两条涉及关系成本的学术脉络。一条是基于莫斯（Marcel Mauss）的礼物研究而产生的关于“崇高主题”的分析路径（莫斯，2005）。在此脉络中，社会关系被视为人们最根本、最重要的偏好。这种含义接近于中国人所说的“感情”。此时，嵌入的含义就是刘世定（2015:3）所指出的：“个人效用直接受社会关系网络中其他人状况的影响”。另一条则是基于社会交换论与社会资本论而产生的关于“支配策略”的分析路径。在此脉络中，社会关系被视为一种用以交换金钱与权力的资源，这也是中国人常说的“人情”。此时，嵌入的含义则是：“人们可利用社会关系网络获取给其带来效用的资源”（刘世定，2015:4）。这两条学术脉络代表了对关系成本不同的看法。

（一）“感情”：作为偏好的社会关系

当社会关系作为偏好时，人际交往本身即为目的而无需外在激励。布劳（Peter Blau）将这种以交往本身为目的的收益称为“内在报酬”，以区别于作为“外在报酬”的经济利益（布劳，2012:80）。人们往往将自我驱动的社会交往视为真正的“关系”，并认为其在本质上是排斥“成本—收益”的经济学分析的。

这种观点源于莫斯有关礼物的研究。以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提出的“神圣”与“凡俗”的二元体系为基础（涂尔干，2011），莫斯从“连续日常”的礼物交换中发现了与“间断仪式”类似的神圣性（汲喆，2009；吴越，2020）。通过馈赠与回馈的义务，人与人、氏族与氏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奠定了社会的基础：“只要社会、社会中的次群体乃至社会中的个体，能够使他们的关系稳定下来，知道给予、接受和回报，社会就能进步”（莫斯，2005:182）。于是，人与人之间超凡脱俗的神圣纽带，经由一个权利与义务交织的复杂交换网络得以建立。随后，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对实质经济的讨论中继承了莫斯的精神，认为经济交易是整体社会的一部分并受到后者逻辑的主宰（Polanyi，1992）。

从莫斯到波兰尼，一条反功利主义经济人类学的脉络清晰可见（余昕，2019）。在此，社会关系获得了一种超越纯粹经济交易的崇高地位。在个人层面，人们之所以将社会关系置于经济利益之上，是因为社会关系是个人体验美好情感的主要途径：“只有社会交换会引起个人的义务感、感激之情和信任感，而纯粹的经济交换则不能”（布劳，2012:160）。当社会关系为社会与个人提供了无可替代、必不可少的基础与体验时，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便无从谈起。换言之，社会关系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其成本小到可以忽略，正如我们无法探讨呼吸的成本一样。

（二）“人情”：作为资本的社会关系

当社会关系作为一种“资本”时，它成为一种手段而非目的。在中国人的语境中，当谈到“关系”的重要性时，人们往往将其作为一种资源，一种通过“人情”交换而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在西方学界，社会关系的这一层含义通过社会资本理论得以呈现。从布迪厄（2005）到科尔曼（James Samuel Coleman）（Coleman，1990），早期学者更多地强调关系网络的正向作用，却忽视了动用这一资源的“成本”。波茨（Alejandro Portes）对此批判道：“我们社会学家的一个偏见就是认为好事来自人的社会属性，而坏事基本都与经济人属性相关”；他继而提出“消极社会资本”概念，以强调关系网络中强加的义务会严重阻碍经济效率（Portes，1998）。

对“消极社会资本”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有关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中，后者构成了社会关系研究中成本分析的重要阵地。格兰诺维特发现，嵌入并不一定会给行动者带来好处，一个企业中如果有过多的亲属关系，那么其经济效益必将受影响（Granovetter，1992）。我国学者也对该话题有深入的分析。边燕杰等（2012）研究发现，随着中国市场机制的完善，弱关系的信息机制逐渐替代强关系的人情机制，成为社会的主流。这项研究暗示强关系中存在不容忽视的成本，因此行动者在特定情况下宁可诉诸市场或弱关系。基于这个思路，王水雄（2008）提出“机会集合”概念，用以概括求职者在劳动力市场可选择的就业机会。他认为，由于社会关系需要一定的代价，求职者只有在机会集合很小的情况下才会诉诸社会关系。朱妍（2017）也提出“工具性作用的（部分）可替代性”命题：“人们对于社会关系的服从或多或少地呈现‘工具性’特征，即期待能够从社会关系中获取正向收益，而这种服从带来的收益具有可替代性”。

（三）从交换资源到交换结构

社会关系的上述两种含义反映了对关系成本的两种主流认识。在基于“感情”的关系中，行动者以关系为最终目的，并在交往过程中获得愉悦。此时，经济学的成本分析并不适用。莫斯与波兰尼对此提供了一个基于社会整体性逻辑的分析框架。然而，当强调社会与经济是不可分解的一个整体时，研究者便落入了刘世定（1999）所说的“不可分析策略”，从而难以分析具体的嵌入现象。

在基于“人情”的关系中，行动者通过网络中的资源来实现自身的工具性目的。此时，关系成本被理解为人们为了维持网络而付出的代价。这种视角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市场中的“嵌入”与“脱嵌”行为，但难以透析“嵌入”现象背后的复杂逻辑。一方的“人情负担”对另一方而言却是“人情收获”。当一方为了规避义务而逃避社会关系时，另一方则会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而选择社会关系。在这里，脱嵌与嵌入的力量是共生的。

无论是感情观还是人情观，本质上都将关系视为个人在互动中所得的某种资源。只不过前者认为这种资源难以通过经济收益予以弥补，而后者则认为是可以弥补的。针对这两种相反的看法，泽利泽提出了“相互联系的生活领域”的视角，认为情感与金钱既不是彼此敌对，也不能简单互通，而是需要通过创造性的关系运作才能交织在一起（泽利泽，2009:22-24）。泽利泽的理论体现了研究焦点的明显的转向，即从交换之物转移到交换结构。在此理论视角之下，她提供了对关系成本的初步看法：“人们如果通过社会关系进行经济交易，就必须在总体上投入更多的努力，来界定和规范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泽利泽，2009:24）。这里为“界定和规范”所做的额外努力，即可理解为关系成本。这个成本并非来自交换之物，而是源于互动的过程。

基于上述视角，本文将社会关系理解为由互动双方共同搭建的意义场景与交换结构。在此结构之下，双方进行感情、人情、金钱等诸多资源的交换。因此，关系成本并不是制造或回报“人情”所产生的成本，而是双方在协调与沟通中为消除不确定性而付出的努力。

三、社会关系作为多维交换结构：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认为，社会关系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多维性，它是一个蕴含多种资源、存在多种交换可能的交换结构。正是这种多维性，构成了理解关系成本与关系策略的关键。除此之外，关系的另外两个特征同样值得关注：一是关系的延续性，即关系中的每一次交换都不是独立的，而是与前后交换有着密切的联系；二是关系的双边性，即交换双方会存在利益冲突，并会为获得个人最大利益而博弈。

（一）多维性：多重均衡结构下的不确定性

社会关系相对于经济关系的独特性一直是经济社会学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其中，乌兹（Brian Uzzi）的研究体现了社会学的一个共识：在纯粹经济关系中，交易双方只关注自身最大化的利益；而在社会关系中，双方则建立了信任与承诺的纽带（Uzzi，1996）。但事实上，社会关系中也充满欺诈与不信任。因此，有学者建议在分析关系中的个人策略时，摒弃社会与经济的二分法，而以单维与多维结构进行区分（刘梦岳，2023）。在单维关系中，双方进行着单一资源的交换。这既包括交换商品与金钱的经济关系，也包括有着单一互动的社会关系，如单纯的师生关系、同事关系。在多维关系中，双方进行着多类资源的交换，如当同事与邻居的身份叠加之后，一方若在工作上提供了帮助，另一方则可以在生活中回报。根据这种分类，经济关系是单维结构（金钱—商品交换），而社会关系在多数情况下是多维结构。

在多维结构中，双方通过扩展交换机会而获得了更多的收益。在市场中，当分工越细、市场提供的服务越多样时，个人就能通过市场获得更多收益，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也就越具有价值。同理，在多维结构中，可供双方交换的资源越多，个体在此关系中的交换越能获得更大收益，“人情”作为一般等价物也就拥有了更重要的价值。周雪光（2005:7）在分析社会关系时提到如下一个例子。一名公司总经理（甲）为其合伙人（乙）的另一个公司做了一个项目，但后者迟迟未支付费用。甲并未直接催要欠款，因为他还希望乙为他介绍重要的客户。如果双方仅仅是市场交易关系，乙一般不会欠款，如果有欠款，甲也一定会直接索要。这是因为在此情况下，乙只能通过金钱进行交换。而当二者存在合伙人的关系时，乙可以通过介绍客户来“偿还”亏欠甲的费用。显然，这个新增的交换机会提高了双方的收益，因此甲为了合作机会宁可放弃追讨欠款，而乙则放弃了市场上的同等服务而选择与甲合作。正是因为人们在多维关系中追求更广泛的回报而并不局限于金钱，社会关系才呈现一种“非功利性”特征。

在多维关系中往往存在着两种以上的交换资源，但为了便于分析，后文将多维关系中的交换资源简单地分成“钱”与“感情”两个大类，即将多维关系作为“经济—社会”的二维关系来讨论。这种简化有助于更清晰地呈现多维关系中的行动逻辑。基于此，可通过图1展示多维结构分析范式与既有分析范式的区别。

图中A、B、a、b分别代表甲乙双方用于交换的资源。其中，“A-a”是感情交流，而“B-b”则是经济交换。在“敌对世界”范式中，甲为了满足自身的情感与物质需求，需要分别与不同的行动者进行相应的交换，在情感交流中不谈利益，在利益交换中不谈感情。在嵌入范式中，甲与乙的经济交易可以嵌入他们之间已有的社会关系之中。关系运作范式则揭示了情感关系与经济关系的交融状态，关注此状态下行动者融合不同关系的努力，即关系运作。多维结构范式则更进一步，它可以使研究者更清晰地看到关系运作这个“黑匣子”的内部构造。在多维结构范式中，甲乙之间的两束关系彼此相交，构成一个矩形，矩形的四个顶点代表着甲乙之间可能存在的四种交换结果，即“A-a”“A-b”“B-b”“B-a”。这四个交换结果并没有穷尽两者之间交换的所有可能性，矩形内部的任意一点都意味着甲乙之间一种可能的交换。甲可以用A、B资源的某种比例的搭配，从乙那里换取a、b资源的某种比例的搭配，如朋友之间经常会出现带有一定折扣的“友情价”。随着甲乙之间可供交换的资源增多，交换的机会也在不断地扩展。与此相应，双方也获得了更多的帕累托式增益的机会。

多维结构范式揭示了关系成本的核心：当行动者之间存在多种交换可能性时，他们之间的“均衡点”也就越多。因此，多维结构可被视为一个多重均衡结构。在这种状态下，行动双方面临着均衡选择上的不确定性。例如，莱纳-沃斯（Dan Lainer-Vos）指出，双方常常因为交换之物是“礼物”还是“商品”产生误解，彼此的关系也因此受到损害（Lainer-Vos，2013）。此时，双方共同将交换之物视为“礼物”或“商品”的两种情况就构成了两个均衡点，而共识未能达成的情况可以称为“认知错配”。为了更清晰地呈现多维结构下交往双方的策略逻辑，本文在莱纳-沃斯的图表中加入了双方的收益，如表1所示。

如表1所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作何选择，而在于如何预判对方的选择，从而使自己的选择与之匹配。在此情况下，双方都面临着对方选择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通过沟通来建立共识与协调选择。行动者在多重均衡结构下谋求共识的努力，就构成了关系成本中最基本的要素。

（二）延续性：交换的符号意义

延续性并不是社会关系独有的特征，单纯的经济交易也会形成连续的关系。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基于重复的囚徒博弈，论证了“理性人”之间可以内生出长期合作的秩序（阿克塞尔罗德，2007）。若仅在此意义上理解关系的延续性，则表1的认知错配并不构成问题。因为通过重复互动或事前沟通，双方可以就“作为礼物”或是“作为商品”达成一致。然而，多维结构使得延续性的关系面临两类新情况。

第一，每一次互动都有可能与之前有所差别。既有的交往史能提供参考，却无法让行动者确定对方的选择。尤其在双方关系由“弱”变“强”的过程中，会不断有新的交换资源与规则进入关系中，进而形成新的均衡点。关系双方不得不持续进行努力，以避免认知错配。

第二，每一次互动都会对未来的均衡选择产生影响。在多维关系中，每一次交换组合的调整往往都需要基于既有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如亲友之间的生意往来通常在既有的关系框架中进行。此时，交换双方就面临着双重表达的张力：一方面，他们需要向对方表达引入新资源、新规则的意图；另一方面，他们还需要表达维持既有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的意图。这两种意图往往相互冲突。例如，在本文开篇费孝通描述的现象中，当邻居甲明确表达要将物品作为“商品”时，可能会使邻居乙认为甲对他们既有的亲友关系不满，因此乙会重新审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调整随后与甲的交往。嵌入交易对既有关系的破坏可理解为“角色冲突”。从这个角度出发，所谓的“谈钱伤感情”并不是由于利益与感情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因为在多重均衡结构下，一次偏离既有角色关系的交换有可能会改变双方对关系的理解。此时，简单清晰的沟通策略就显得力有不逮。为了既获得嵌入交易的收益，又不破坏既有的关系，交换双方就不得不付出额外努力，通过符号表达来赋予交易与既有关系相匹配的社会意义。这也正是泽利泽所言的“关系运作”，即通过仪式与符号将金钱“标记”为礼物，以使其匹配既有的关系（Zelizer，1994:42）。正是在此意义上，交换不仅是物质交换，还是符号交换（Haas & Deseran，1981）。

把握多维结构下关系的延续性特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认知错配”。在多维结构下，行动者复杂的意图需要借助符号这种更为委婉、含蓄的方式来表达。这不仅增加了沟通中“编码”与“解码”的环节，也增加了误解的可能。例如在现实生活中，送礼者与收礼者往往需要反复推让、几番努力，方能确定礼物究竟是送还是不送、收还是不收。在此情况下，认知错配不仅会使当次交换难以达到预期结果，还可能引发双方对关系性质的误判，从而增加后续互动中达成共识的成本。因此，表1中通过（-1，-1）的收益来表示认知错配对双方造成的负面影响。

（三）双边性：利益分歧下的冲突

学界中一个较为流行的观点是，社会关系中内嵌的义务感与道德约束能有效抑制双方的机会主义倾向。在这一视角下，行动者的行为逻辑是关系导向而非利益导向，从而与经济关系中的行为逻辑有所不同。事实上，社会关系亦非远离“尔虞我诈”的净土。关系的多维结构在为双方创造更多交换收益的同时，也提供了多个均衡点，而不同行动者对均衡点的偏好有可能存在差异。这种偏好差异使得双方在努力维持关系的延续性的同时，亦不可避免地面临利益的冲突，如表2所示。

在表2中，双方对均衡点的偏好是不同的：对于给予者而言，交换之物作为商品的收益“2”大于其作为礼物的收益“1”；对于接受者而言，交换之物作为礼物的收益“2”大于其作为商品的收益“1”。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一方面要避免关系的破裂，另一方面则要争取有利于自己的结果。

在多维结构中，由于存在多束相互交织的交换关系，行动者通常不会直接通过强硬的态度来争取更多的利益。原因在于，这极有可能波及两者之间的其他交换，进而破坏关系的整体平衡。这种结构性约束迫使行动者不得不借助仪式与符号来合法化自身的利益诉求。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亲友间的借贷。当甲将钱借出后，即便他内心将此视为一种“商品”交易并希望按期收回本息，也无法“撕破脸皮”，直接讨债。这是因为双方之间除了借贷之外，还存在情感支持、人情往来等多重关系。不讲情面的强硬行为会损害多维关系中的其他交换。例如，被强硬讨债的亲友未来可能会拒绝提供帮助，或在共同的社交圈中传播对讨债者不利的言论。面对这种困境，甲要么放弃自身偏好，要么为自己的行为寻找一个更具道德合法性的理由，例如以家人看病、孩子上学等刚性需求为由，委婉地讨债或拒绝借款。

四、关系成本与关系策略

社会关系的核心特征是多维性。因此，关系成本可以被理解为在多维交换结构下，双方为克服选择的不确定性以达致共识而付出的努力。在此基础上，关系的延续性与双边性又在多重均衡结构下制造出额外的不确定性。具体而言，关系延续性中的双重表达与关系双边性中的利益分歧使得行动者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达成共识。根据社会关系的这三个特征，本文将关系成本分为三种情境下的成本。第一种是沟通情境，双方只需简单沟通便可达成共识。此时，关系成本就是沟通成本。第二种是兼容情境，此时嵌入交易对既有关系造成威胁，因此双方需要彼此配合、进行“表演”，以维护既有关系。关系成本体现为兼容成本。第三种是冲突情境，此时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分歧，因此需要通过斗争来确定均衡点。关系成本此时表现为冲突成本。

本文提出关系成本概念，目的之一就是要更有效地分析关系中行动者不同选择与策略背后的逻辑。罗斯曼认为这是关系运作理论中亟待厘清的基本问题。他区分了四种关系策略：一是以清晰直接的方式进行交易，二是在社会关系中赋予经济交易以道德合法性，三是通过各种途径将交易的性质模糊化，四是脱嵌（Rossman，2014）。本文认为，这四种关系策略的逻辑可以通过对上述三种情境的分析得以呈现。在沟通情境下，由于不存在角色冲突与利益分歧，双方会采取清晰化策略这个最简单、最高效的方式进行沟通。在兼容情境下，为了维持既有关系，双方不得不通过模糊化策略赋予交易“礼物”与“商品”的双重属性。在冲突情境下，双方则会利用关系规则来合法化自身的诉求，以达到更有利于自己的均衡点。在兼容情境与冲突情境中，当关系成本大于关系收益时，脱嵌就有可能发生。

（一）沟通情境

多维结构所带来的第一个成本就是沟通成本。在多重均衡结构下，双方需要向对方传递自身的意图并获知对方的意图，以达成共识。

有关社会关系的一个误解是，社会关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代价是丧失市场上更多的交易机会。正如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所言，当排他性的选择导致行动者放弃某种机会时，这一丧失的机会就构成了“成本”（布坎南，2009:6）。因此，行动者在社会关系与市场之间的取舍，就是在交易成本与机会成本之间的取舍。然而，社会关系中的交易成本并不一定比市场中的更低，交换机会也并不一定比市场中的少。恰恰是因为社会关系扩展了交换机会，其中的交易成本有可能高于市场中的交易成本。只不过社会关系中的交易成本并非来自市场中的机会主义，而是双方获知对方需求信息的成本。在多重均衡结构下，行动者极易误判对方的需求。例如，卢埃林（Nick Llewellyn）观察到，聚餐后单人的结账行为具有很强的模糊性：这既可以是请客，也可以仅仅是“AA制”下的代付，在这个看似简单的场景中，当事人却需要进行一系列繁琐而细致的互动，才能明白彼此行为的意义（Llewellyn，2011）。

在多重均衡结构下，双方就陷入了谢林（Thomas Schelling）所说的“默识协调”的状态：他们需要协调彼此的预测，“以在共同的局势中解读到同样的信息，并明确他们对彼此的预期能够汇聚起来的一连串行动”（谢林，2019：56）。谢林（2019：59）将在模糊的局面中指引双方协调一致的线索称为“聚点”（focal point）。本文借用“聚点”概念来表示多重均衡结构中的帕累托最优均衡，即对双方都最优的那个均衡点。最优均衡相较于次优均衡的增益程度，即可被理解为聚点的显著程度。聚点越显著，交换双方就越有可能发现他们之间的最优选择，也就越可能通过简单清晰的方式达成共识。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关于关系成本的第一个基本命题。

命题1：在多重均衡结构下，双方需要付出努力以协调彼此的均衡选择，这种努力就构成了关系成本。当存在显著聚点时，行动者会更倾向于通过简单直接的方式进行沟通，从而以更小的努力完成协调。

根据上述命题，显著聚点的存在会大大降低关系成本，从而增加经济交易嵌入社会关系的可能性。既有研究认为，有两个因素决定嵌入与否。一是嵌入社会关系的交易相对于市场交易的额外收益，本文将其称为“嵌入收益”。市场交易风险越大，嵌入收益就越大，嵌入也越有可能发生。例如，迪玛吉奥（Paul J. DiMaggio）与劳奇（Hugh Louch）发现，由于二手市场面临着更多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交易更倾向于嵌入既有的社会关系（DiMaggio & Louch，1998）。二是关系强度。一些学者发现，当嵌入收益很低，即通过社会关系进行交易与通过市场交易所带来的收益相差无几时，行动者会优先选择市场，其次选择弱关系，最后才会选择强关系。这是因为关系强度越大，维系关系的成本也就越大（王水雄，2008；边燕杰等，2012）。

然而，这一解释存在一个问题：关系强度的作用具有双重性，既意味着人情负担，也意味着人情回报。关系在促使一方脱嵌的同时，也激励另一方嵌入。因此，将关系强度直接等同于“成本”并不准确。依据命题1的思路（关系成本由聚点的显著程度所决定），嵌入收益与关系强度之所以可以影响嵌入决策，并非因为它们体现出收益与成本的差距，而是因为它们共同影响了某一均衡结果成为聚点的可能性。

为了更清晰地体现这一逻辑，本文用“关系预期”来替代以往的关系强度概念。关系预期指行动者对既有关系延续下去的预期收益，也就是对布劳（2012:158）所言“未加规定的义务”的预期收益。一般而言，关系强度越高，则双方对“未加规定的义务”的期望也就越高。

以“嵌入收益”与“关系预期”为两个核心变量，依据命题1，本文提出如下子命题。

子命题1-1：嵌入收益与关系预期的差值越大，某一聚点就越显著，双方就越倾向于采取清晰化策略。此时关系成本很低，脱嵌也很难发生。

上述假设指出，嵌入收益与关系预期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双方都可以清晰地确认他们之间的最优均衡点（如表3所示）。

表3a与表3b分别展示了聚点是“商品”与“礼物”的两种情况。在两侧表格中，各存在两个均衡点，即交换双方共同将交换之物作为商品或礼物。由于其中一个均衡点显著优于另一个，因此双方能够较为容易地判断出对方的选择。在表3a中，双方都倾向于将交换之物作为商品，因为作为商品的收益“10”大于其作为礼物的收益“5”；在表3b中，双方都倾向于将交换之物作为礼物，因为作为礼物的收益“5”大于其作为商品的收益“1”。

之所以强调嵌入收益与关系预期之间的差值需要足够大（聚点的显著程度高），是因为对于个人而言，某个关系未来能带来的收益是不确定的，同时行动者也难以精确把握对方对关系的预期。如表3所示，双方都选择将交换之物作为礼物的收益是“5”。但在现实中，行动者是难以获知这个精确数值的。他们可能只能估摸出收益是1～10之间的取值。此时，只有当“作为商品”的收益相对足够大或是足够小时，聚点才能清晰地凸显出来，均衡选择的不确定性也就由此消解。

在子命题1-1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第二个子命题。

子命题1-2：嵌入收益越大于关系预期，则交换之物“作为商品”的聚点越显著，双方越倾向于明确交换的经济属性；嵌入收益越小于关系预期，则交换之物“作为礼物”的聚点越显著，双方越倾向于明确交换的社会属性。

当给予之物的贵重程度远超关系预期时，双方会意识到未来交往中可能的回报不足以偿付该物。因此，他们会直截了当地将此交换视为经济交易，双方的策略组合与收益情况对应表3a中的（10，10）。当关系预期远超交换之物的经济价值时，双方会意识到未来关系中频繁、多维交换的收益足以弥补此物的价值，因此对该交换的“礼物”属性心照不宣，双方的策略组合与收益情况对应表3a中的（5，5）。

上述子命题不仅可以解释既有关于嵌入的研究发现，也能对更广泛的现象作出解释。迪玛吉奥与劳奇发现的高风险交易倾向于嵌入社会关系的现象，即表3a中所展示的“交换之物作为商品”的情况；而其他学者所发现的脱嵌现象，则是在嵌入收益与关系预期差值不大时发生的情况。除此之外，行动者之间还存在其他选择的可能性。以交易一辆二手车为例，当卖者面对与自己有着不同关系强度的朋友时，他会有完全不同的选择。当交易对象属于“弱关系”范畴时，即嵌入收益远远大于关系预期时，双方会非常明确地将这辆车作为商品来交易，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嵌入”；当交易对象属于“强关系”范畴时，即嵌入收益远远小于关系预期时，双方会非常明确地将这辆车作为礼物来交换；当交易对象与自己的关系介于强弱关系之间时，即嵌入收益与关系预期较为接近时，双方会面临均衡选择的不确定性，此时他们或是选择脱嵌，或是进行关系运作（详见下一节）。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相同主体、不同物品的交易情境。如前所述，当卖家与“半生不熟”的朋友进行二手车交易时，会由于缺失聚点而面临脱嵌，但如果交易物是二手手机，此时嵌入收益远低于关系预期，手机就会被作为礼物交换；如果交易物是二手房，此时嵌入收益远高于关系预期，二手房会毫无疑义地被作为商品交换。

（二）兼容情境

当嵌入收益与关系预期接近时，角色冲突的影响就会体现出来。此时，双方会陷入“谈钱伤感情、谈感情伤钱”的尴尬局面。这种现象往往被视为“金钱”与“友情”无法直接交换的例证。而本文则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阻碍行动者沟通的并非不同交换资源之间的互斥，而是一项新的交换提议会在多重均衡结构下制造更大的不确定性。行动者提出或是接受一次交换，本身就是在揭示自身的内在偏好。当一方明确该交换的经济属性时，就无异于告知对方，他对关系的预期收益是低于嵌入收益的。而对方也会根据他对关系的“标价”来调整后续的行为。这次交换在事实上可能会限制他们之间的关系发展。而当该交换的社会属性被明确时，未来关系的收益很可能无法弥补此次交换损失的经济收益。这也是为什么在面对这种模糊的局面时，人们往往左右为难。

因此，尽管双方事实上可以达成“交换之物作为商品”的共识，但为了避免此次交换给后续交往带来的不确定性，就必须在沟通之外作额外的工作，即赋予该交换以相应的社会意义，以确保其兼容于既有的关系。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2：具有角色冲突的交换会引发双方对既有关系的重新评估。为维护既有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交换双方必须付出额外的努力赋予嵌入交易以相应的社会意义，使其兼容于既有的关系。

希尔克（Oliver Schilke）与罗斯曼指出，在上述状态下行动者可以通过模糊化策略，来掩盖交换意图、割裂交换之间的因果关联以及获得道德合法性，从而大大降低交换中存在的道德阻力（Schilke & Rossman，2018）。本文认为，即便不存在外界道德压力，关系内部也会产生对模糊化策略的需求，目的是调和“经济”与“礼物”的双重交换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子命题。

子命题2-1：嵌入收益与关系预期之间的差值越小，双方关系就越有可能遭到角色冲突的破坏。为此，他们也越有可能采取模糊化策略。

子命题2-1与子命题1-1共同描述了模糊化与清晰化策略的边界。在既有研究中，清晰化与模糊化策略之间的边界往往被认为是由关系的属性决定的。例如，盛智明、李淑华（2024）基于对中国保险销售业的研究发现，“在经济交易中，参与交易的行动者越倾向于依靠社会关系，采取以信任为导向的嵌入机制开展行动，则交易中的社会—经济关系边界就越模糊”。这种论断确实符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直觉：越是在强关系中，人们越是难以在经济与社会关系之间划出明晰的界限，因此也越依赖模糊化策略。然而，根据本文的思路，模糊化策略的根本诱因并非关系的属性及其强弱，而是由双方均衡选择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关系成本。因此，即便是在强关系中，只要嵌入收益足够大（如亲友之间交易贵重的房产），依然可以“亲兄弟、明算账”。同理，在弱关系中，只要嵌入收益足够接近关系预期（如普通朋友之间交易几百元的二手手机），为了实现嵌入交易，双方也可能会采取模糊化策略。

接下来需要考察的是模糊化策略与脱嵌之间的边界。相较于清晰化策略，模糊化策略需要双方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当这种努力与收益不相匹配时，脱嵌就会发生。在此，决定性因素是行动者对模糊化策略的成本（兼容成本）的接受程度。由此可以提出如下子命题。

子命题2-2：在兼容情境下（嵌入收益与关系预期差值较小时），嵌入收益与关系预期越大，行动者可以承受的关系成本也就越大，嵌入也越有可能发生；反之，嵌入收益与关系预期越小，则脱嵌越有可能发生。

上述四个子命题提到的嵌入收益与关系预期分别表示“作为商品”与“作为礼物”两个均衡点所带来的收益，前者增强了行动者“嵌入”的动力，而后者则增强了“兼容”的动力。以这两个变量为横轴与竖轴，即可呈现清晰化、模糊化和脱嵌这几种关系策略背后的逻辑（如图2所示）。

如上图所示，当嵌入动力远高于兼容动力时，行动者会明确交换的经济属性；反之，当兼容动力远高于嵌入动力时，行动者就会将该交换完全纳入既有的关系规则之中，这正是子命题1-2所描述的现象。子命题2-2描述的是，当嵌入收益与关系预期都很大时，行动者同时拥有强烈的“嵌入”与“兼容”动机，因此即便兼容成本很高，双方也会努力通过模糊化策略将交易嵌入既有关系之中；反之，当嵌入收益与关系预期都很低时，双方就会对兼容成本十分敏感，脱嵌也会随之发生。

（三）冲突情境

上文针对清晰化与模糊化策略的讨论，都是以交换双方存在共识为前提。而当交换双方存在利益分歧时，不仅需要彼此配合以使当前的交换兼容于既有的关系，还需要通过“讨价还价”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这一现象被称为“关系运作错配”（Bandelj，2020）。

与兼容情境一样，冲突情境的前提是双方不想因为当前的交换而破坏既有的关系。因此，人们往往会从既有的关系规则中寻求自身诉求的合法性，并试图让对方面临拒绝交换即导致关系破裂的困局，这也是我们常说的“道德绑架”。本文由此提出关于关系成本的第三个基本命题。

命题3：在存在利益分歧的情况下，交换双方会使用既有的关系规则来合法化自身诉求，以期实现有利于自己的均衡，这一过程也会带来更多的关系成本。

在冲突情境中，有两个因素值得探讨。一是影响“强势者”（通过合法性获得最优结果的一方）、“弱势者”（博弈中妥协并接受次优结果的一方）角色分配的结构性因素；二是影响“弱势者”选择嵌入或脱嵌的因素。针对第一个因素，本文提出如下子命题。

子命题3-1：在交换双方存在利益分歧的情况下，角色冲突更大的一方承担更多的合法化成本，这一方也更容易在冲突中妥协。

该子命题指出冲突情境中的合法化成本是不对称的，这就构成了决定“强势者”“弱势者”身份的结构性因素。有关中国社会关系的研究揭示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社会关系既可能成为“弱者的武器”（斯科特，2011），亦有可能成为“关系霸权”（沈原，2007）。一方面，杨美惠（2009:188）发现关系中弱势的一方通过礼物关系创造了一个“权力逆转的小天地”，从而迫使强者给予其预期的回报；另一方面，沈原（2007）发现建筑业中的包工头会利用“同乡”的社会关系来控制工人。蔡禾、贾文娟（2009）也发现类似的“逆差序格局”现象：路桥建筑的包工头会优先给边缘工人发工资，而拖欠核心工人的工资。本文认为，决定社会关系究竟被“弱者”还是“强者”使用的，并非行动者的身份，而是具体情境中谁的诉求更符合既有的关系规则。角色冲突越大的一方，其合法化成本也越高，因此也越容易妥协。例如，在拖欠工人工资时，包工头会夸大自身难处，寻求核心工人的理解。核心工人虽然希望尽早领到工资，但追讨工资显然会破坏同乡关系，因此在冲突当中会更容易妥协。反之，当核心工人在工作中出错时，包工头的按章办事则会违背其与核心工人的关系规则。在此情况下，既有的关系就会成为“弱者的武器”，迫使包工头“通融”。

冲突中弱势的一方除了妥协，还可以选择强行退出，即俗话说的“撕破脸皮”。这就引出了有关第二个因素的子命题。

子命题3-2：在交换双方存在利益分歧的情况下，一方妥协的程度与其关系预期呈正相关。关系预期越大，妥协的程度也越大；反之，妥协的程度则越小。

边缘工人与核心工人不同的行动逻辑可验证该子命题。由于边缘工人与包工头之间不存在多维、持续的关系，包工头无法为其提供除了金钱之外的其他回报。这就导致边缘工人对这段关系的预期很低，他们对欠薪的容忍度也很低，因此会通过极端的手段进行讨薪（蔡禾、贾文娟，2009）。而核心工人对与包工头的关系的预期更高，因此他们甘于忍受欠薪。当妥协带来的损失超过人们对关系未来回报的预期时，关系就会破裂。正如沈原（2007）指出的，一旦欠薪超过了工人所能承受的限度，那么所谓的“关系霸权”就像是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

五、代购的案例

上文在理论层面分析了关系成本与关系策略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本文将通过实例来展示该理论的解释力。笔者于2010—2015年赴德国留学。当时正值海外代购热潮，留学生常利用回国机会为亲友代购高价奢侈品，而是否向亲友收取报酬、收取多少就成为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注意到这一现象后，笔者对这一群体进行了持续调查。尽管这些材料的收集距今已有十余年，但其揭示的多维关系中的策略逻辑并不过时。

（一）“谈钱还是谈感情”

一般而言，代购者会区分三类关系，并采取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弱关系”，如久不联系或交往不深的同学关系。此时，代购者会在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情况下向对方收取合理的代购费。第二种是“强关系”。此时，双方会将代购视作人情，而并不会谈经济报酬。第三种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半生不熟的朋友关系。这是最为复杂的情况。此时，代购者既不愿意免费代劳，又不好直接谈报酬，更不能直接拒绝，因而陷入尴尬的境地。

从表面上看，代购者在强弱关系中的不同选择，可以通过“礼物—商品”“表达性—工具性”的二元分析框架来解释。然而，值得分析的是代购留学生面对半生不熟的朋友时的尴尬。这一现象难以通过既有理论得到解释。根据本文提出的命题1及相关子命题，这种尴尬的原因在于此时双方的关系预期与嵌入收益相差不大，从而导致聚点不显著。例如，留学生LY就曾表达过她的困扰。

我跟LQY大学期间处得还不错，但毕业后一直都没怎么联系。这次她找我帮她带一款两千欧元左右的包包。这个关系、这个价格都挺尴尬的。你说要是她的包再贵一点，我也好直接开口跟她要；要是再便宜点，那点佣金不要也就不要了。（LY20120610）

最后，LY觉得实在无法处理好这一“尴尬的关系”，就以该商品在当地售罄为由婉拒了好友。其中的缘由并非关系太强，而是因为关系预期太接近于嵌入收益了。若是关系再强一些，或再弱一些，双方都有可能达成交换，只不过会存在谈“钱”还是谈“感情”的区别而已。例如，另一位留学生YDZ谈道：

ZX是我大学期间关系最好的同学，他这次让我带三千欧元的手表回去。要是一般朋友的话，我会收个5%左右的佣金。这个大家都理解。但我跟ZX这关系，这一两千（元）我开不了口，他也给不出手。否则的话，就太见外了……要是代购一百欧元的商品的话，凭我们的关系，东西我就直接送他了。要是四五千(欧元)的话，我也不会要佣金，就算他给，我应该也不会要。（YDZ20120403）

虽然该留学生表明即便是价值四五千欧元的商品，他也不会向自己大学期间关系最好的同学收取佣金，但随着商品价格从一百欧元变成几千欧元，他的态度也从“直接送”转变成了“不要佣金”。这实际上暗示着，YDZ会考虑关系预期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大小关系。因此可以推测，随着嵌入收益逐渐逼近关系预期，YDZ也会面临与LY相似的困境。而当嵌入收益反超关系预期时，即便是在强关系中也可以“亲兄弟、明算账”。例如，在另一个案例中，一名留学生给她的大学室友（也是最好的朋友）代购了一款价值八千欧元的手表，并收取了四百欧元的佣金。这名留学生认为，她的好友通过代购节省了近万元人民币，如果她拒绝收取佣金，反而会让好友尴尬，因此她收取一点佣金是合适的。

（二）“尴尬的关系、尴尬的价格”

米尔斯（Judson Mills）与克拉克（Margaret S. Clark）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一系列实验展示了，即时性、功利性的报酬会严重破坏基于情感的“伙伴关系”（Mills & Clark，1994）。弗阿（Edna B. Foa）与弗阿（Uriel G. Foa）提出资源理论，指出具有普遍、具体性质的金钱资源与具有特殊、符号性质的情感资源是难以相互交换的（Foa & Foa，2012）。这种现象也体现在代购之中。绝大多数留学生不仅会考虑对方模糊的意图，还会担忧酬金会严重破坏他们之间既有的关系。

本文并不认为这个现象是“情感”与“金钱”的二元对立导致的。根据命题2所述，行动者在选择交换资源时也在传递个人偏好的信号。在代购现象中，是否收取佣金的行为就折射出代购者关系预期的取值。因此，只有当佣金额度与关系预期接近时，代购与托购双方才会陷入困境。例如在LY的案例中，她一再强调“尴尬的关系、尴尬的价格”，这正是因为一百欧元的佣金与她们之间的关系预期十分接近。她如果收取佣金，就会导致她的朋友也以此为基准来调整其关系预期。因此，为了避免损害后续关系发展，以及避免自己承担经济损失，LY选择找个合适的借口婉拒了朋友。

大部分留学生或多或少都经历过LY所面临的困境：他们既不愿意“谈钱伤感情”，又觉得与托购者的关系不值得自己牺牲这么多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促成交换的达成，双方就需要共同努力来赋予佣金以额外的适配于关系的含义。例如，一名留学生需要为其年长亲属代购一块六千欧元的名表，虽然这名留学生同样难以直接谈佣金，也同样不愿意“白干”，但他还是帮亲戚代购了。

虽然我俩都没有直接谈钱，我买表时亲戚也只是把买表的钱给我,但我知道他肯定不会让我吃亏，毕竟是长辈嘛。后来我回去，他感谢我,请我吃了顿饭，还给我包了一个大红包，说是在外读书不容易，让我在这边别受委屈。（WQX20140612）

上述现象体现出罗斯曼所说的通过礼物交换来实现模糊化策略的路径（Rossman，2014:51）。只不过在代购的案例中，双方采取模糊化策略的目的并非规避外界的道德压力，而是为了维持既有的亲友关系。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强关系中的佣金往往是通过请客、送礼等形式给予的；而在弱关系或“次强”关系中，当事人则往往采取清晰化策略。但需要注意的是，决定清晰化与模糊化策略的并非关系的强弱。上文已述，只要嵌入收益足够大，当事人在强关系中也可以谈“钱”。同时，弱关系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当事人会采取清晰化策略，也有可能导致脱嵌。导致脱嵌的力量不仅会影响代购者，也会影响托购者。笔者曾受一名留学生好友所托，回国给其一名关系“挺好”的朋友带回一块两千多欧元的手表。托购者在接受访谈时说道：

代购肯定是买一些比较贵的东西。便宜的东西，要么就直接在国内买，要么在网上找个代购，这肯定要比托好友贵一点。但你说让人家帮了忙，就省了几百块，你给人家钱也不是，不给也不是，请一顿饭还得几百呢。（XG20141011）

由此可见，托购者通常只会在嵌入收益高于关系预期时才提出请求。当嵌入收益接近关系预期且两者取值都较小时，有限的交换收益不足以覆盖较高的兼容成本（子命题2-2）。在这种情况下，托购方往往会直接选择转向市场，而代购方则通常会通过各种理由来婉拒。

（三）道德压力

通过关系运作支付佣金存在一个前提，就是代购者与托购者双方有“默契”，相信“对方不会让自己吃亏”。然而，在某些案例中，代购者与托购者之间会发生冲突。这一情况经常发生在代购婴幼儿奶粉的过程中。从2013年开始，国内消费者通过代购购买德国奶粉的需求激增。各大德国商场也纷纷出台限购政策，规定每名消费者一次只能购买2～4罐。在此背景下，留学生对代购奶粉较为抵触。一方面，每罐十几欧元的奶粉在国内的价格虽然可以翻一倍，但由于体积大，代购者每次回国就算装满箱子也带不了几罐，即便收取酬金，收益也远远小于代购皮包与手表。另一方面，限购政策使得代购者需要多次往返各大商场。同时，代购者在购买奶粉时还面临着一定的心理压力。即便如此，一些留学生往往也不会回绝代购的请求。

虽然我亲戚也说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但这不是钱的问题。现在这奶粉多难买啊。我跟我父母说了情况，看看他们能不能在国内买。但我父母下了死命令，说人家是看着你长大的，现在你在国外这点忙都不帮，说不过去。而且，人家的孩子都管你叫舅舅，你能不管吗。（YDZ20130320）

在代购奢侈品时，代购者如果觉得“不划算”，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婉拒对方，托购者一般也会接受。但在YDZ的案例中，一切借口都显得苍白无力。一方面，在中国文化中，亲属之间有着生活上相互照顾的义务；另一方面，婴幼儿奶粉是一种生活必需品。因此，如子命题3-1所陈述的，当留学生在道义上难以回绝亲属代购奶粉的请求时，他们就不得不在冲突中扮演“弱势者”的角色。

然而，在道德压力之下，代购者并非消极、被动的。YDZ之所以接受“弱势者”的身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认可这层亲属关系的重要性。用他的话来说，“抬头不见低头见”，尤其“过年过节经常见”，不帮忙的话以后会很尴尬（YDZ20130320）。这意味着YDZ已经意识到他们之间多维、长期的互动所创造的大量的交换机会。这些机会足以弥补此次交换给他带来的损失。而当代购者对这段关系的预期很低，即认为未来互惠机会很少时，单方面的道德压力则有可能导致脱嵌（子命题3-2）。

需要注意的是，利益分歧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潜在的方式在影响着行动者的决策。双方在关系中引入新的交换资源时，由于不清楚对方的意图，常常无法排除存在利益冲突的可能性。此时，双方在计算关系成本时，不仅需要考虑兼容成本，还需要考虑潜在的冲突成本。因此，即便利益冲突事实上并不存在，其存在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关系成本。

六、结语

本文将社会关系视为多维的交换结构，并基于其所导致的均衡选择的不确定性，提出关系成本的基本命题和关系策略的一系列子命题，并以代购为例，对命题与子命题进行了阐释。笔者认为，这种分析思路为经济社会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极具拓展性的研究视野。

首先，关系成本概念为社会学研究经济现象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接口”。经济社会学长久以来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果基于理性选择理论展开分析，则有被经济学吸纳的危险。格兰诺维特的嵌入理论就被认为仅仅是对“经济人”模型的修正，因而遭到社会学界的广泛批评（Zelizer，1988；Beckert，2003）。而经济社会学如果力图对经济现象作出超越理性选择的解释，就可能会陷入所谓的“不可分析策略”（刘世定，1999）。笔者认为，社会学的价值并不体现在关系成本对行动策略的影响机制上，而是体现在解释关系成本的产生机制上。前者涉及行动者的理性选择，后者则涉及主体间的不确定性。场景中的符号、共享的知识、双方交往的历史共同影响着这种不确定性，进而影响关系成本。对此进行分析，正是社会学相较于经济学的优势所在。

其次，多维结构的视角也揭示出社会网络研究中相对被忽视的一面，即微观关系结构。以伯特（2008）与格兰诺维特（2008）为代表的社会网络研究，总体上侧重于网络的整体结构及性质，相对忽视了微观人际交往中的运作机制，以及机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与此不同，中国学者则更侧重于以具体的人际关系为分析起点，通过关系内在的运作机制来理解社会的整体结构。梁漱溟（2005:70）的“伦理本位”概念与费孝通（1998:24）的“差序格局”概念，都由“己”出发，沿着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最终勾勒出中国社会的全貌。这种分析路径也被当代中国学者继承与发展（翟学伟，2004；周飞舟，2018；沈毅，2022）。正如杨典、向静林（2022:162）所评论的，这种聚焦于个人之间强关系的研究“突破了仅仅从‘社会网络’理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工具性视角，深入挖掘中西社会不同的社会结构和观念基础，强调了‘关系’背后的伦理意涵和文化根源”。如果说宏观的网络视角关注的是由多股麻绳编织而成的那一整张网（网中的每一个节点都表示一个行动者），那么微观的关系视角则关注两个节点之间的那股麻绳（麻绳中的每一束麻线都表示双方之间的一重权利与义务关系）。整张网络的特质不仅取决于节点的密度与布局，也取决于两个节点之间那股麻绳的内部结构。笔者相信，对微观关系结构的探索，不仅可以增强社会学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而且是理解中国人际关系与社会网络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