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做自己”也成为一种表演

当“做自己”也成为一种表演

作者丨贝克&罗杰克

从饮食穿搭、身心健康、情绪管理、亲密关系到人生选择，在被算法推着向前的日常里，我们刷教程、买同款，照着博主的生活方式改造自己： 更自律、更美丽、更健康、更积极、更像“理想中的自己”。但当“更好的自己”变成一套可复制、可购买、可展示的模板，我们真的在变好吗？

《生活方式导师：制造更好的自己？》直面一个被我们习以为常的问题：在社交媒体时代，谁在定义“更好的生活”，又凭什么？

生活方式导师通过宣传一个精心建构的人格形象而获得名声。名声和媒体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媒体来公开地宣传他们的人格形象，生活方式导师将只能获得有限的受众（通常是那些在他们在空间或时间所及范围之内的人）。从被媒体宣传（如在电视、印刷书籍和电台上）到在社交媒体上自我宣传，生活方式导师获得公众认可的方式有了一个质的转变。社交媒体鼓励自我宣传，因为它以个体为中心。它使人们能够有意识地建构一个人格形象。大部分的社交媒体网站要求个体用户创建一个包含用户名和形象照的网上个人形象。用户可以简短阐述他们的个人形象。比如说，Facebook 让用户“描述你是谁”，而 Instagram 允许用户在他们的形象页上添加一个简短的“个人简介”（比如，妈妈、妻子、慈善家、朋友）。用户也可以添加一批照片来补充他们的个人资料图片。

生活方式导师表演微型名声的方式是依托平台的技术功能而设定的。Facebook 鼓励用户添加生平细节，如他们的工作和教育背景、他们在哪里居住过、他们的家庭关系及主要人生事件；而 Instagram 专注于自我的视觉表现，用户以图片和视频的方式在平台上视觉化地精心塑造自我。这些网站和 Twi­tter 不同，在 Twi­tter 上，代表用户的主要是文字，即他们的想法和意见（如“发推”和“转推”）。鉴于 Twi­tter 的形制（每条推文限 140~280 个字符），该平台鼓励简短的推文、妙语和辩论（这也是该平台被视为激起挑衅和敌对的原因之一）。

大部分的生活方式导师横跨一系列的社交媒体平台。他们使用这些技术，展现出一个被渴望的自我。在所有的情况下，用户都小心地选择和编辑着信息，以引起其受众的兴趣，并且用受人喜爱的方式展现自己。被展现的人格形象是一个精心塑造的自我，这个自我能够被建构、形塑并修正。人们选择在这些平台上展现自己的方式——包括他们提供或忽略的信息——揭示了他们希望被描绘以及被他人所理解的方式。自我宣传胜于成就。

社交媒体让人们能够且鼓励人们通过写作塑造自己，让他们成为自己生活的负责人。生活方式导师和普通用户的区别在于，前者在形塑自我品牌而策划他们的形象时，通常受到商业利益的驱动。已有一个基本的样板来帮助人们在网上获得生活方式导师地位，且它的可行性已经得到了证明。样板的内容可能随着它们覆盖的生活方式话题，以及观看它们表演的受众群体而变化，但大体来说，它包含了以下组成部分：

一个仔细建构的人格形象，这一形象不仅是渴望成功的，而且对于粉丝和关注者来说是可以共情的、能够模仿的且可以接近的。

一个令人信服的叙事，揭示他们从痛苦和忧患到成功和康乐的状态的转变。他们也许把这个自我转变的旅途展现为尚在困难的进行中，然而为了证明他们的项目和产品有效，他们必须展示出一定程度的自我提升。这种类型的描述往往能在他们的社交媒体形象页面和博客的“关于我”栏目中找到。

他们用有吸引力的图像来精心打造他们的社交媒体形象。照片和视频是生活方式导师们主要的沟通方式，因为它们能够证实他们的断言，还突出了你也能变成的样子，前提是你得购买生活方式导师们的产品和服务。常见的观念是，女性是广告图像的主要目标。然而，尽管自我展现技术是高度性别化的（如男性使用肌肉照来表达男性化的力量 ；女性通过苗条、健美的身材来展现健康和美貌），但男性和女性都会使用“自拍照”（自我肖像照片）和社交媒体上的图像来向他们的受众传达一个理想化的自我。

数据（metrics）通常和图像及博客帖子一起被用来支持生活方式建议。数据强调对应了量化的自我提升运动，在这种运动中，数字设备、健康应用和可穿戴技术的激增意味着体重和身体表现可以被更加细致地追踪、测量和分析。对于量化的强调在男性生活方式导师之中尤其常见，这些人宣称自己是策略者（托尼·罗宾斯［Tony Robbins］）、生物黑客（bio hackers）（戴夫·阿斯普雷［Dave Asprey］）和生活方式设计的从业者（提姆·费里斯［Tim Ferriss］）。这种管理身体的过程通常被称为“生物黑客行为”（biohacking）, 而这一术语指涉一些技巧或捷径（即“黑客行为”），使人们能够控制他们的基因物质。人生黑客行为（lifehacking）指任何增加生活的生产力和效率的尝试。“赞”、分享、评论和关注数这些形式的社交媒体驱动的数据代表着网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为生活方式导师提供了可信度。

这个公式是可复制的，但是为了从人群中脱颖而出，生活方式导师们必须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

有志向的生活方式导师们的首要顾虑之一是如何呈现自我而激起粉丝和关注者的兴趣。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1959） 中，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将身份的概念理论化为一种表演。他提出，与在舞台上表演的演员们相似，个体在日常社会互动中也会有策略性地呈现自己，以适应不同的受众和社会情境。他们往往在“后台”排练这些表演，在这里“他们可以放松休息”；在后台，表演者“放下他的前端形象，摒弃符合他的台词，并且从角色中走出来”（Goffman 1959: 488）。尽管戈夫曼探究的是数字时代之前面对面的互动，然而他剧作家式的思路同样适用于人们对数字情境下自我呈现的理解。在共同在场的互动中，身体的和言语的暗示，如手势和面部表情，表明了个体是如何被他人所看待的，而社交媒体主要使用数据来评估用户的表现。在网上，点赞、评论、转推和浏览量这些形式量化了受欢迎程度、地位和影响力。人们不再依赖他人身体和言语的暗号来确认他们的行为是如何被看待的，而是将这些数据当作一种社会认可的形式。给网上地位分级和评分，以及在社交媒体上将个体的价值简化为数据，这些倾向揭示了技术为知识和人类行为赋予特征的方式。

个体在网上遇到的困难之一是如何将自己呈现给不同的受众。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戈夫曼描述了个体是如何有针对地调整他们的表演从而满足不同的受众和场景的：例如，作为妻子、女儿、母亲和朋友，一些角色可能会重叠（如在家庭环境中同时表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然而在一些情况中，为了保证被表现的行为与受众及场合一致，这些角色必须被分隔开来。

戈夫曼用“观众隔离”（audience segregation）这一术语来描述个体分隔他们扮演的角色以满足不同受众的方式。观众隔离很重要，因为确定的文化常态和期待统辖着社会互动。如果一个人没有调整好他们在他人周围行动的方式（如用他们在朋友那里咒骂别人的方式咒骂一个孩子），他们的行为就会显得不合适——也许是冒犯性的或令人羞耻的——并且让他们的品质变得不可信。如戈夫曼（1959）解释的那样，表演者会丧失脸面和可信度，并且冒着显得像是一个“骗子”的风险。观众隔离很重要，还因为它使人们能够展现一个和情境相一致的、有一贯性的品质，而这意味着个体对他人来说更有可能显得真实和可信。美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一个世纪之前作出了相似的评论：

严格地说，一个人拥有的社会自我数量和认识他的人的数量一样多，如果……他在意他们的观点。他通常向每一个不同的群体展现自己的不同侧面。许多年轻人在父母和教师面前显得端庄大方，但在“强悍”的年轻朋友面前却像一名海盗一样满口咒骂、趾高气扬。我们不会在孩子面前像在俱乐部同伴面前那样展现自己，相同的情况在我们的顾客和我们雇佣的工人及我们的主人、雇佣者和我们的亲密朋友之间也适用。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一个人实际上被分裂成了几个自我 ；这可能是一个不和谐的分裂，比如一个人害怕让他的一部分熟人知道他在其他地方的样子 ；或者也可能是一个非常和谐的分工，如一个对他孩子温柔的人对他手下的士兵或监狱犯人却是严厉的。

观众隔离在网上更难实现。戈夫曼的作品描述了标准的面对面互动情况下的互动仪式。在线下，由于时间（如人类记忆而非数字足迹）和空间（你和不同的人在不同情境下，如家、工作、社交场景中，有不同的互动方式）的界线，隔离相对容易达成。相反，在网上，之前保持独立的多个受众群体常常被“坍缩”进单一的情境。在社交媒体的案例中，多个受众群体也许都能看见用户的形象页，包括同事、朋友、家人和陌生人，这意味着为了保持一致性并避免使个体的人格形象显得不可信，用户必须更加严格地管理他们的形象。观众隔离在一些社交媒体网站上可以通过应用隐私设置实现（如在 Facebook 上创建多个好友列表），然而它需要一定程度的知识和技术熟练度；尤其是因为大部分的社交媒体网站默认网页是公开的。由于生活方式导师的名声主要倚仗社交媒体，因此，观众分离的困境和他们在数字时代的自我呈现策略是高度相关联的。生活方式导师将他们的受众当作一个没有区分的整体来对待。社交媒体营销手册一再向有志向的博主们提出建议：在一系列广泛的平台维持一个一致的身份从而达成的品牌一致性对博主来说是重要的。生活方式导师遭遇的问题之一是该如何正确地处理宣传的冲动和维护隐私的动机这两种互相矛盾的顾虑。

《生活方式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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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妮·贝克、克里斯·罗杰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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