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戏园文化窥见清代社会的阶层、欲望与权力

士伶浪漫小说映射出何种权力关系？伶人榜单为何会成为清代士人编织浪漫幻想、维护精神特权的工具？

《戏外之戏：清中晚期京城的戏园文化与梨园私寓制》从社会文化史与性别研究双重视角，全面探讨清代京城戏园文化，尤其是士大夫和伶人在舞台之外的关系和互动，深挖梨园私寓制这一被边缘化、猎奇化的历史现象，打捞出一段被遮蔽的历史。作者以《凤城品花记》《品花宝鉴》等梨园花谱、小说为样本，结合文人笔记、日记、档案、戏曲史料，分析指出花谱作为士人维护精神特权、构建浪漫幻想的工具本质，揭露士伶关系中权力落差与消费剥削的真相，呈现清代戏剧观、情爱观、性别观的变迁，为理解清代城市文化、阶层互动与权力关系提供独特窗口。

《戏外之戏：清中晚期京城的戏园文化与梨园私寓制》，吴存存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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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榜考生考订梨园花谱，是在重新确认自己对世界的控制力和影响

花谱是一种特殊的流行读物，与通俗小说不同，读者群只限于士人。那么，清人自己怎样看待花谱的特征呢？清人常常拿它来与士人一生仕途荣禄攸关的科举考试的科榜并提。《清稗类钞》曾有这样一段话：

京朝士大夫既醉心于科举，随时随地，悉有此念，流露于不自觉。于是评骘花事，亦以状元、榜眼、探花等名词甲乙之，谓之花榜。

科考与花谱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但晚清北京的士人似乎并不这样看。“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两件传统士人最得意的事，在清代北京征歌选伶之风盛行的社会背景下，有了另一种表现形式。把科考与花谱放在一起考察，可以看到清代这种狎伶行乐风气曾经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张次溪在《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的《自序》指出：

彼时文人学士逢场作戏，加以评论，作为诗歌，单册零篇流传不少。如《燕兰小谱》等其尤著也。其于伶人里居、姓字、色艺、性情略见一斑。《燕京杂记》所谓“俾便寻香问玉者一览。间岁一登，可拟于《缙绅便览》一书”。亦可以见其价值矣。

将花谱与《缙绅便览》并提，是分析京城士人与梨园文化很有见地的切入点。清末民初名士姚华在《〈增补菊部群英〉跋》中为花谱在北京的盛衰嬗变，提供了一个更为具体的历史背景描述：

（京师）宅第相连，声伎相闻，乌衣子弟时弄粉墨，每每以优为师。土风豪习，兼濡并染，既无寒瘦可怜之风，亦少金银市侩之气。师传弟受，世世相承，常以不劳而致丰泽。故习其业者日众。国家无事，上下朝野相率以声色为欢。殊方遐土，能自致一第至京师者，莫不投缟素、豁耳目焉。快于一时之遇，辄不自已而吟咏之。或最录且被之篇章，以夸其秀。每春官贡士，则菊部一榜，殆若成例。然其文或传或不传，予不及见其盛也。自戊戌（1898）入都闻榜孟小如以下十人。癸卯（1903）再来，又见榜王琴侬以下十人。迄于甲辰（1904）贡举悉罢，菊榜亦绝。不及十年而国变矣。建国元年（1912），横被厉禁，而优人与士夫始绝。

姚华明确指出，清代的花谱因士人热衷于狎伶而产生，在相当不短的一段时间，它们在京城与科举考试齐头并行，颇具“英雄儿女各千秋”的意味。中国古代的京都，一直存在科场举子与青楼名妓互相倾慕和交往的浪漫传统，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清代也不例外，只不过名妓换成了名伶，尤其是名旦。当然，名旦总是在不断地代代更新，而这也是流行文化的典型特征。

晚清花谱风气盛时，科榜公布的时间就是新的花谱出炉的时间，两者在京中都会轰动一时，士人们往往在忙完了科考之后，立即投入评花制谱的活动。谭献《复堂日记补录》卷一曾记录他两次在京城参加科考和撰写花谱《群芳小集》及《群芳续集》的全过程。谭献是晚清著名的学者和词人，也曾做过知县等地方小官。同治九年（1870）十二月初，谭献第一次从家乡杭州起程赴京赶考，翌年二月初四到达京城，初八即入考场，十六日考毕出场。这之后六天没有日记，但廿四日日记写道：“予辈将为《群芳小集》，今夕先贻诸伶各一绝句。”可见之前几日他与其他举子已经在歌楼戏园开始活动。之后三月份没有日记留存。四月一日科考发榜，谭献名落孙山。大约京中昂贵的生活费使他难以久居，四月十七日，他即离开京城回乡。值得注意的是，四月二十一日他的日记写道：

杨村舟次补撰《群芳小集》绝句，稿别具。于是《群芳小集》定为上品三人；丽品，先声四人，继起六人；能品，先声四人，继起四人；妙品，先声四人，继起二人；逸品，先声二人，继起一人。凡三十人。

这段文字说明谭献撰写花谱的活动，并没有受到他考场失意的影响。在等待发榜的一个多月和落榜之后的半个月时间里，他一直与友朋流连戏园，结交歌伶，并写出《群芳小集》初稿。杨村位于现在的天津近郊，谭献离京从大运河坐船回杭，在船上仍然忙于修订这部花谱。现在我们无从得知这部花谱最早何时出版，但可以看到的是，上海的文学期刊《瀛寰琐记》在1873年3月刊载了《群芳小谱》，谭献署名麋月楼主。

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谭献再次赴京参加科考。这次他同样也热衷于征歌制谱的活动，撰写了《群芳续集》。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到，考试完毕他即投入编撰花谱的活动，并于四月初八在京举行了一次士伶大聚会，他当天的日记写道：

为《群芳续集》。会者二十六人，诸伶赴选者十六人，监察者六人，以觉轩与予为选人。色艺姿性，都非诸故人之耦。约略录遗珠二人，续选十人，又续得二人。

当时这大概也堪称赶考举子与伶人的一次京中盛会。近五十人参与了这次聚会，并且评选活动做得十分认真，有六人专事监察评选是否公正。遗憾的是好事不成双，五天后谭献就得知他的科考又失败了。他很快就不得不再次离开京城，但从书尾的兰当词人跋语可知，《群芳续集》一个月后正式完稿。谭献这两次赴京赶考，每一次都认真地撰写一部花谱，而从他日记所载的众多士人参与这些选伶活动来看，似乎大家都持相同的看法—赶考和撰写梨园花谱是他们来京城要做的密切相连的两件事。

既然花谱在清代都门被拿来与科榜并提，那么喜欢标致风雅高于仕途经济的士人，无疑也经常会宣称写作花谱比练习科场卷子重要，以彰显自己蔑视功名的不羁个性。平阳酒徒《〈宣南杂俎〉跋》就以此来褒扬此书作者艺兰生，可谓这种士人习性之一例：

艺兰生富于年，湛于学，性豪迈，鄙章句。闱期近矣，余访诸胸罗二十八宿馆，见其方录此帙，吮毫伸纸，意得甚，戏曰：“是亦抱佛脚耶？”笑答曰：“聊备宣南掌故耳。”

闱期将近而仍悠然考订花谱，并谑称之为一种“抱佛脚”的方式，这就是晚清都门士人最为欣赏的风度，这更多地在炫示诗人的不同流俗，不可太信以为真。清代士人对功名的追求和对美的沉溺，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依存。花谱作者经常宣称自己视功名如粪土而以伶旦为至宝，听起来很风流不羁，但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清代的士人敢真正蔑视功名，因为这功名本来就是维持他们风流不羁生活方式的基础。可以肯定的是，当士人在考场失意时，他们也在考订梨园花谱的活动中寻求安慰，在幻想中确认自己对世界的控制力和影响。谭献两次赴京赶考失败而编成两本花谱，可以说是士人这种心理的一个绝妙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