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社论｜最高法院关于行政权的分歧性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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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可以解雇机构负责人，但美联储除外。

这一天等了91年。周一，最高法院终于在 Trump v. Slaughter 一案中抛弃了“独立机构”这一法律虚构。然而，在另一项颇具悖论意味的裁决 Trump v. Cook 中，尽管美联储行使着广泛的行政权力，最高法院仍然确认了美联储的独立地位。

在第一起案件中，保守派大法官以6比3的多数，帮助恢复了宪法应有的三权分立结构。自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所推崇的“专家治国”以来，这一结构一直受到侵蚀。今后，正如美国建国者原本设想的那样，总统将可以自由解雇那些行使行政权的机构成员。

该案起因是特朗普总统解雇了拜登任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丽贝卡·斯劳特（Rebecca Slaughter）。斯劳特依据最高法院1935年《汉弗莱遗嘱执行人案》（Humphrey’s Executor）的先例，对自己的免职提出挑战。该先例建立在一种误解之上，即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职责“既非政治性的，也非行政性的，而主要是准司法和准立法性质的”。

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在代表多数派撰写的意见书中写道：“从一开始，《汉弗莱遗嘱执行人案》就依附于一种对联邦贸易委员会职能范围极窄、近乎虚构的理解。”罗伯茨写道，今天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执行大约80部法律，覆盖“美国经济几乎每一个方面，而它所承担的任务正是‘执行’法律的核心本质”。

他强调，最高法院的裁决只是承认了“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清楚的事实：凡是处在总统‘一般行政控制’之下的人，都必须可以由总统任意免职”。他的意见书还梳理了美国建国者如何设计宪法，以确保总统能够“以适当的能量与活力运转”。

《汉弗莱遗嘱执行人案》阻止总统免除负责执法的官员，从而破坏了这一目标。该先例还削弱了国会的权力，因为国会议员越来越多地把规则制定权授予行政机构。首席大法官引用了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大法官2001年发表于《哈佛法律评论》的一篇文章，卡根在其中也提出了这一点。

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大法官在一篇颇为出彩的协同意见中写道，如果国会当初知道总统后来会控制这些机构，或许就不会向这类机构交出如此多权力。他写道，《汉弗莱遗嘱执行人案》使“独立机构更容易成为存放授权权力的诱人场所，因为总统并不能那么轻易地掌控这些权力”。

其结果是，一个由各种字母缩写机构组成的行政机构体系不断积聚权力，这些机构既制定规则，又执行法律。戈萨奇呼吁国会收回自己的立法权，也呼吁最高法院重新激活长期休眠的非授权原则。该原则认为，国会如果没有提出“明确指导原则”，就不能把自己的核心立法权移交给另一个政府分支或私人实体。戈萨奇感叹道：“我们有时回避适用这条规则。”

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发表了一篇反应过度的异议意见，警告说推翻 《汉弗莱遗嘱执行人案》只会“释放混乱”。但最高法院的裁决只是承认了现实：这些机构本来就是政治性存在，而不是超然中立的专家机构。

与此同时，最高法院在另一项5比4的裁决中，为美联储划出了总统免职权的例外。在该案中，三名自由派大法官与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布雷特·卡瓦诺大法官站在一起。多数派认为，特朗普在未事先提供通知和回应机会的情况下，不能把拜登任命的丽莎·库克（Lisa Cook）从美联储理事会除名。特朗普试图依据未经证实的按揭贷款欺诈指控解雇她。但首席大法官代表多数派撰写的意见书，为证明“因由”设定了很高门槛。

罗伯茨写道：“如果没有这些限制，任何被认为存在或被指称存在的失误，无论发生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可能成为罢免一名理事的现成借口。任何一名理事都会清楚这一点；而当其决定如何发言、如何投票时，这一点也必然会对其形成压力。”

更重要的是，这五名大法官更进一步，认为美联储因其在货币政策中的角色，在政府中的独立机构地位具有独特性。罗伯茨援引了美国第一银行和美国第二银行的传统，这两家银行由国会特许设立，部分目的就是调节货币。

但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大法官在一篇切中要害的异议意见中指出，那些银行“并不拥有主权权力”，而美联储则拥有监管金融机构的广泛行政权力。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没有正面回应这一关键差别，但这项裁决可能引发针对美联储银行业监管权的法律挑战。

我们判断，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和卡瓦诺大法官作出的是现实层面的权衡：他们根本不信任特朗普掌控美国货币政策。从政治上说，他们是对的；但从法律上说，托马斯大法官提出了有力论证。

华尔街日报社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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