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江先生的治学历程

编者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陈振江教授于2022 年11月3日在天津因病去世，享年86岁。陈振江先生1959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并留校任教，1985 年晋升教授，历任历史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位委员会委员，以义和团运动和近代化进程研究见长，著有《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发微集》《简明中国近代史》等著作，多次获得国家级学术奖励。他曾任中国义和团研究会会长、天津市历史学会理事长，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大家，也是南开大学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陈振江先生在《南开史学》创刊之后，曾担任实际负责人和主编多年，为《南开史学》名闻学界贡献极大。本期发表陈振江先生弟子白宏钟老师的追思文章，以示哀悼。

来源：《南开史学》2023年第2期，第223～229页

去岁恩师陈振江先生仙逝，震动中国近代史学界和津门学界。恩师桃李满天下，鄙人学业成就于其中忝居末流，但因留校工作，还在南开大学西南村与先生做过七载近邻，故多年来从先生口中得知其治学经历甚多，今不揣文字见识鄙陋写出，希或能助学界对先生的治学多些了解。

负笈南开、北大，受业于名家

先生1937 年生于河南睢县，自幼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于1955 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当时南开历史系在院系调整后调入了北大历史系原主任郑天挺先生、清华历史系原主任雷海宗先生，此外还云集了吴廷璆、谢国桢、杨志玖等史学名家，是国内史学重镇。先生曾向我言及他参加雷海宗先生的世界上古史课程期末考试的情形。雷先生学贯中西，曾是民国时期著名文化流派战国策派的代表人物，仪表堂堂，气度非凡，期末时以面试方式考试，亲自以主考身份提问，黎国斌先生在旁记录。先生语速偏快，且一直乡音未改，答题之时语速更快，考完之后，雷先生笑着说陈先生把要点都答出了，就是说得太快了，告诉先生以后考试不要紧张。本科四年，先生学业优异，尤醉心于中国古代史，于1959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南开中国史由郑天挺先生统军，刚工作的教师不能直接讲课，要先做三年助教。先生被指定做杨翼骧先生的助教。杨先生是史学史专家，他为先生制订了读书计划，指定二十四史中的十三部和《资治通鉴》为必须掌握的基本史料，指出了精读和浏览的各卷篇目，限两年内读完，并写出论文和读书心得。先生发奋攻读，于两年内略得治史门径。1964年，系里安排先生去北大历史系进修，师从汪篯先生学习隋唐史。汪先生是陈寅恪先生的高足，释解精博，教授有方，指导先生从读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入门径，读《唐六典》以奠根基。当时与先生同一寝室的室友也是来北大进修的青年教师，是史学世家子，能出入一些史学大师府上，每次去这些前辈家拜访都邀先生同往。先生因此得以多次拜见、问学于翦伯赞、向达等史学大师。

才华初显

1962 年10 月 23 日和11月17 日，先生在当时的南开大学校报《人民南开》上先后发表了《百家争鸣史话》和《王鸣盛治学方法》两篇短文，乃其公开发表作品之始；1963 年 5 月 8 日，在《天津日报·学术》上发表了《曹魏屯田问题辨析》一文，是为首次在校外报刊上发文；1965 年又在《历史教学》上发表了《汉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的发展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一文。这一时期先生在研究中关注魏晋南北朝史和农民阶级的反封建斗争较多，毕业后数年即已崭露头角，其学术天赋也得到了一些前辈学者的欣赏。

先生在北大进修时读岑仲勉所著《隋唐史》，见其对昭陵六骏的浮雕描述简括精湛，于是写了一篇读书心得《从昭陵六骏的剑痕看让步政策》，并呈杨志玖先生指导，杨先生读后高兴地称赞陈先生会读书，能以小见大。此后不久，让步政策受到政治批判，先生终止了进一步充实此文的计划，但一直对其念念不忘，于2003 年出版个人文集时特意收入。先生何以如此看重这篇小文？我想主要是因为其初显先生治学之“求新”风格。昭陵六骏是李世民在建立唐王朝的过程中所乘坐的六匹战马。李世民在战争中历尽艰险，马多次中箭，他自己也多次险遭不测，全靠六匹战马死里逃生，因此登基后刻石铭记六骏的战功。六骏中，镇压农民军时所乘三匹马中箭最多，其中平窦建德时乘过的青骓和什伐赤均中了五箭，平刘黑闼时所乘的拳毛中过九箭。而平定割据武装宋金刚、薛仁杲时所乘的特勒骠、白蹄乌则一箭未中，平王世充时所乘的飒露紫也仅中一箭。谁抵抗李世民最激烈，从昭陵六骏的箭痕上就可清楚地看出来。李世民因遭到农民军的严重打击，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因此即位后实行了一些对农民让步的政策。文章思路新颖、视角巧妙，于今读之仍令人赞叹。杨志玖先生最重治史出新，曾因某同事从宋皇室家族遗传病角度解释“斧声烛影”之谜而称其“仅凭此一文即可升为教授”，难怪会因此文对陈先生大加赞誉！南开历史引进新教师眼界一向甚高，陈先生当年为何能入诸位大师的法眼而留校？观先生大学时代照片，双目中的灵气几欲破纸而出，想来其难掩的才华亦早已被各位老师看在眼里。

磨砺与研究转向

先生为人豁达，在其文集《发微集》的自序中回顾四十余年的治学历程时称“就学术环境与路径而言，幸运时多，背时者鲜”，实际上其治学历程中也不止一次遇到过磨难和曲折。1965 年11 月 5 日，先生与王玉哲先生合作，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学术论文《如何正确地理解“让步政策”》。这本是一篇参与学术争鸣、探讨学术问题的文章，但毛主席于1965年12 月在杭州会议上批判了让步政策，于是风云突变，批判让步政策的言论一浪高过一浪。先生和王先生的论文被指斥为宣传修正主义的让步论、为封建统治者的亡灵扬幡招魂。系领导安排先生在全校“批判海瑞罢官”大会上发言，重点批判《海瑞罢官》，附带自我批判“受封资修的毒害太深，而几乎滑向修正主义的边缘”，勉强过关。这时先生尚不满30 岁，第一次经受政治惊涛骇浪的洗礼后悚然生畏，另一篇论文《魏蜀吴三国与少数民族关系》本已完成，也不敢再贸然投稿。“文革”开始后，先生更是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和科研，数年内未见作品问世，直至1972 年后，才又开始发表作品。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因中国近代史方向师资短缺，系里命先生转治中国近代史。这是学科专业上的全新转向，压力和工作量可想而知。而此时先生的时间却被无休止的学工、学农、学军及其他政治运动大量占据。先生禀性认真，对于上级安排的工作，总是全身心地投入，从不应付。比如学工，先生幼年亲见木匠在农村大受欢迎，知木匠最能服务百姓生活，于是选择学木工，竟学会了全套木匠手艺！先生生性乐于助人，有此技后对于求助者更是来者不拒。唐山大地震时，全系所有同事家的防震棚都是先生帮忙搭建的。在这段岁月中，先生只能挤出晚上的时间来读书、治学，每日从未在夜里两点前休息。积劳之下，不幸突患眼底出血。对于事业家庭负担均重，又需大量用眼的先生来说，此何啻晴天霹雳！好在先生生性坚强，并未被厄运击倒，在以对工作生活影响较小的保守方式治疗的同时，又求助中医，前后吃了两千余剂中药，终得康复。

驰名史坛

“文革”结束后，先生厚积薄发，很快迎来了事业的高峰期。1980 年，南开大学举办了明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明清史学界第一次最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活动。先生在会上发表了成名作《义和团几个问题的辨析》，引起了高度关注和好评，初步奠定了在学术界的地位。“文革”期间，受政治影响，义和团被吹捧、歪曲得面目全非，义和团研究成了史学界乃至社会科学界的重灾区。“文革”结束后，义和团研究是学术界拨乱反正的重点，深受关注。先生之文以义和团的揭帖、传单、告白、碑文等为基本史料，就“义和团是否反对清朝封建统治”“‘扶清灭洋’口号是不是‘策略’”“义和团是否反对新生产方式”三个争议巨大、备受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辨析，对义和团运动的性质、作用、缺点、局限做出了极具说服力的论述，直至今日，仍是难以撼动的权威观点。论文后发表于《历史研究》，并获评为1984 年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84 年，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出版了《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这是对新中国成立后国内义和团研究成果的一次最重要的总结，负责该书论文选目的是后来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和中国史学会会长的李文海先生。先生之文被收入书中，在目次上紧居翦伯赞、荣孟源和李侃三位德高望重的史学前辈的文章之后，排在第四位，而先生当时还只是副教授，足见学界同人之推许。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国内甚为缺乏篇幅适中、能反映学界最新认识、适合用作教材并能面向普通读者的中国近代史专著。有鉴于此，天津人民出版社约先生写一部《简明中国近代史》。此前先生曾与苑书义、胡思庸等来自其他院校的同人参加了人民出版社《中国近代史稿》（1976年12月出版）的编写，后又主编了《中国近代史新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 年11 月出版），相关写作经验甚丰，加之学术积累深厚，于是欣然应允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完稿。该书既参考了当时中国近代史学界的最新成果，也汇集了先生的诸多新创见，叙事简明，文风平实，于1983 年出版后，在业内和普通读者中深受欢迎，前后两次印行近12 万册，仍不敷需要。《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报纸相继发表了书评和介绍文章向读者推荐。1985年，先生凭此书再获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两年内两获天津社会科学界的最高奖项！1991 年该书增订本出版，当年即获全国优秀图书光明杯奖。此书还曾于2003 年和 2013 年分别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再版，其学术经典之地位，已为学界公认。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先生在学术创作上犹如火山喷发，享誉史林，成为南开中国近代史的一面旗帜，与此同时却仍将教学视为自己工作的重中之重，深受学生的欢迎与爱戴。1985 年，先生晋升教授，1991 年出任历史系主任，在任期间，为南开历史学科的发展殚精竭虑，贡献实多。1996年、1998 年，因为对义和团研究的突出贡献和在天津历史学界的声望，先生先后被学界同人推举为中国义和团研究会会长、天津市历史学会理事长。

在国内史学界声名鹊起的同时，先生在国际史学界也引起了关注。1979年先生发表了总结、评述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近三十年来中国近代历史学的发展状况》一文。适逢改革开放开始，国外同行很想了解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因此非常关注此文。日本学者迅速将其译为日文转载。后来因“过密化”理论而闻名学术界的美籍华人学者黄宗智，也乘来访之便与陈先生会面，对文中所提出的“加强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呼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20 世纪 80～90 年代，先生应邀出访了日本、韩国、德国、中国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讲学和交流，还与路遥、佐佐木卫等中日学者一起进行了华北农村社会调查活动，其成果集为《中国的家·村·神神—近代华北农村社会论》一书，由日本东方书店于1990 年出版。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随着史实的厘清和认识的成熟，义和团研究在国内渐趋平静，先生的研究重点也转移至社会思潮、通商口岸与近代文明等领域。但对义和团研究仍保持关注，于1990 年发表了《直东武术文化与社会心态的趋向》一文，将义和团研究的思路拓展至从民间文化习俗中探讨其起源。美国学者周锡瑞在其名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的中文版前言中专门提及此文并予以了高度评价。1999 年，先生赴哈佛大学，以哈佛燕京学社高级访问学者身份访学，同时受聘为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客座教授。此时先生虽已年过六旬，仍锐意更新知识与研究方法，开拓新研究领域，与著名新儒家学派学者、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就中国传统文化转型问题进行合作研究，其成果以《论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杜维明、陈振江教授对谈录》为题发表于《南开学报》。

学术经世

先生曾研究近代经世思潮，并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过相关研究成果，在现实中也素有经世之志，被史学界同人目为社会活动家。1997年，先生与韩国仁荷大学李忠憙教授一起促成韩国政治家金大中访问南开大学。先生建议学校授予金大中名誉博士学位，但当时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之事在国内尚罕见先例，审批很难，学校最终聘其为名誉教授。此后不久金大中当选韩国总统，其就职时发布的官方个人简介中未提及南开大学名誉教授的头衔。先生对我谈及此事时不无遗憾地说，国外重名誉博士远胜于名誉教授，介绍政治家荣衔只提及名誉博士确属常例，如当时授予金的是名誉博士，对双方势必都是更好的结果。先生从哈佛返回南开后，也很快促成杜维明教授访问南开并受聘为南开大学客座教授。先生一直很关心历史学的大众化普及，其所主编的通俗历史读物《甲午风云》于1995 年荣获“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1996 年荣获全国图书金钥匙奖。1996 年，我随先生参加义和团研究的学术会议，一位路人见我胸牌上的“义和团”字样后，对我说：“你研究的东西怪吓人的。”我一笑了之，先生在旁听到后却非常重视，路上专门与我谈论群众对义和团研究的印象，我当时颇不以为然，心想路人之言，何必在意。久后方悟先生之意实在惧学术脱离社会太远，不禁感慨自己的境界、格局与先生差距何远！

终身治学，垂范后人

先生晚年仍坚持治学，2003 年出版了个人文集《发微集》，之后又承担了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写作任务。该项目需在其专用软件系统内写作，先生不善用此系统，刚写完的大段文字突然丢失等状况频出，却毫不气馁，坚持边熟悉系统边写作，直至因病失去写作能力。

先生一生刻苦自励，笔耕不辍，出版专著、教材、文献辑注、辞书等20 余种，发表论文和学术文章百余篇，可谓著作等身，成就极大。更可贵者，学术界熟悉先生者对先生的道德人品无不交口称赞。先生常言及自己年轻时所受的师长和前辈的提携、赏识，其实先生自己奖掖后学之事亦极多。在先生的追思会上，发言者谈及受先生之惠者甚多，有言至情深处怆然涕下者。

呜呼，斯人虽逝，风范长存，先生道德文章，将永远启迪、指引我辈！值此先生仙逝一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缅怀恩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