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伯升学宴摆了42桌，并说茅台不限量，我提早把老公48万存款转走

第四十二桌

第一章

二伯家儿子考上大学的消息，是我老公周明远告诉我的。

那天晚上他下班回来，鞋都没换就站在玄关那儿，脸上带着一种我很久没见过的兴奋表情。他把手机举到我面前，屏幕上是他家族群里的聊天记录。我擦了擦手上的洗洁精，接过来一看，二伯发了一条消息，文字不多，但每一个字都像是用足了力气敲出来的——“各位亲朋好友，犬子周耀祖喜提省理工大学录取通知书！本月十八号中午十二点，金盛大酒店三楼宴会厅，略备薄酒，敬请光临！茅台不限量，咱们一醉方休！”

“不限量”三个字后面跟了三个感叹号，像是怕人看不见似的。

我把手机还给周明远，转身继续洗碗。水龙头哗啦啦地响着，我低着头把一只碗翻来覆去地冲了好几遍，冲得碗底的印花都快掉色了。周明远靠在厨房门框上，兴致勃勃地跟我盘算：“二伯家这次是真下血本了，金盛那种地方一桌少说两千起步，茅台一瓶就得两三千，四十二桌，你算算得多少钱？啧啧，耀祖这孩子也争气，省理工可是正儿八经的一本，老周家几代人第一个正儿八经的大学生……”

他说到“第一个正儿八经的大学生”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加掩饰的自豪，好像考上大学的是他自己。我没接话，把洗好的碗一个一个码在沥水架上，瓷碗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

周明远察觉到了我的沉默。他走过来从背后抱住我的腰，下巴搁在我肩膀上，语气软了几分：“怎么了？你不想去？”

“想去，”我说，“就是觉得二伯这回把调子起得太高了。”

“哎呀，二伯你还不知道吗？一辈子最好面子，儿子考上一本，他能不显摆显摆？再说了，人家花自己的钱，咱们去凑个热闹就行了。”

花自己的钱。我在心里重复了一遍这四个字，然后关了水龙头，把围裙解下来搭在椅背上。周明远已经转身去客厅看电视了，他没有看到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他的那个眼神。

有些话，我当时没有说出口。二伯的确好面子，但二伯的面子，从来不是花他自己的钱挣来的。三年前他嫁女儿，摆了三十桌，光酒水就花了六万多。那六万里有四万是大伯垫的，到现在还没还清。两年前他给儿子办二十岁生日宴，在镇上最好的饭店包了整整一层，结账的时候说忘带卡了，是周明远刷的信用卡，一万八，后来二伯提都没提过。还有去年过年，二伯在酒桌上拍着胸脯说要带全家去海南过年，机票酒店全包，结果到了订票的时候，电话打到周明远这儿来了，说公司年底回款没到，让侄子先垫一下。周明远二话没说转了四万过去，到现在连个水花都没见着。

这些事，周明远从来不跟我说。不是他有意瞒我，而是他觉得这些根本不算什么事。“那是他亲二伯，我爹的亲弟弟，咱们不帮他谁帮他？”这是他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周明远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毛病——他把亲情看得比什么都重，重到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帮，什么是填坑。

十八号那天很快就到了。

金盛酒店是县里档次最高的饭店，门口立着两只石狮子，旋转门擦得锃亮，大堂的水晶吊灯能照出人的影子。我们到的时候，停车场已经快满了，各式各样的车从大堂门口一直排到马路边。二伯穿着一身新崭崭的藏蓝色西装站在宴会厅门口迎宾，胸前别着一朵红色的胸花，头发梳得跟刚抛过光的皮鞋一样亮。他身边站着堂弟耀祖，小伙子穿着一件不太合身的白衬衫，领子有点紧，脸上的表情是那种被家长硬拽出来见客的局促和腼腆。

“明远来了！”二伯老远就张开双臂迎上来，声音洪亮得整个走廊都在嗡嗡响，“快快快，里面坐里面坐！今天茅台管够，你小子可得陪我好好喝两杯！”

他说这话的时候拍了拍周明远的肩膀，又转头冲我笑了笑：“小陈也来了，好好好，今天高兴，都别拘束！”

我笑了笑，把红包递过去。二伯接过去的时候用手捏了一下厚度，那个动作很轻很快，如果不是我一直在注意他的手，根本不会发现。他捏完之后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把红包塞进西装内袋里，然后冲宴会厅里喊了一声：“老周家的人到了，快领进去！”

宴会厅里热闹得跟开了锅似的。四十二张大圆桌铺着大红色的桌布，桌上已经摆好了凉菜，每张桌子上都立着两瓶茅台，白瓷瓶子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我粗略算了一下，四十二桌，每桌两瓶，就是八十四瓶。按市价一瓶两千八算，光酒水就是二十多万。加上菜金、场地费、婚庆布置——这场升学宴的规模，已经快赶上一般人家的婚礼了。

我们被安排在靠前的位置，主桌旁边的第三桌，算是比较给面子的座位。桌上已经坐了七八个人，有大伯家的、三叔家的，还有几个我不太认识的远房亲戚。大伯坐在我旁边，脸色不太好看，一个人闷着头喝茶。我跟他打招呼，他勉强挤出个笑容，然后继续盯着面前的茶杯发呆。我顺着他的目光看了一眼主桌——二伯正站在主桌旁边，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比划着，跟几个看起来像是单位领导模样的人在寒暄。那几个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但从二伯殷勤的程度来看，应该都是他请来的“贵客”。

“四十二桌，”大伯忽然开口了，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我们老周家当年娶媳妇都没这么摆过。”

我侧过头看着他。大伯把茶杯放下，叹了口气：“你知道这四十二桌里有多少是咱自己家人吗？”

“多少？”

“主桌那边两桌是他单位的，那边四桌是耀祖学校老师和同学的，那边三桌是他老丈人家的亲戚，还有那边——”大伯用手指了指角落里几桌，“那几桌我都不认识，听说是他打麻将的牌友。”

他顿了一下，苦笑了一声：“咱老周家自己的亲戚，加起来也就七八桌。剩下三十多桌，全是外人。他是要把这排场铺给全世界看。”

我没有接话。大伯的话里有一种深深的不以为然，但他没有说出口的那部分，我大概能猜到。

酒过三巡，气氛渐渐热了起来。二伯端着酒杯挨桌敬酒，每到一桌都要拉着人家喝三杯，喝到后来脸已经红到了脖子根，说话也开始大舌头了。周明远也被灌了不少，脸红得跟关公似的，还在那儿举着杯子跟三叔划拳。我拉了拉他的袖子，他回头冲我嘿嘿一笑，露出两排被红酒浸成紫色的牙齿。

“少喝点，”我说，“差不多了。”

“没事没事，今天高兴！”他摆了摆手，又去倒了一杯。

我看着他端起那杯茅台一饮而尽，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周明远每次回到老周家，就像变了一个人。在城里的时候，他省吃俭用，连买件新衣服都要犹豫半天；可一回到这个圈子里，他就变得特别大方，特别豪爽，好像不这样就对不起“老周家长孙”这个身份似的。他倒酒的动作、碰杯的姿势、说话的口气，都带着一种刻意的、近乎表演的江湖气。那种江湖气让我觉得很陌生，也很不安。

宴会进行到后半段的时候，我起身去了一趟洗手间。回来的时候路过主桌，无意间听到了二伯和他老婆的对话。二婶是个瘦小的女人，平时不怎么说话，但此刻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压抑的焦急。

“老周，这酒开得太多了，每一桌都在开第三瓶了。咱之前跟酒店说的是每桌两瓶的标准，超出来的部分……”

“哎呀你懂什么！”二伯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今天什么日子？耀祖考上大学的日子！茅台不限量是我放出去的话，现在抠抠搜搜的像什么样子？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你心里有什么数？”二婶的声音高了一点，又赶紧压下去，“我问你，这顿饭的钱你准备了没有？酒店那边说好的定金才交了三万，剩下的……”

“行了行了，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二伯瞪了她一眼，又换上笑脸朝旁边的人敬酒去了。

我装作什么都没听见，走回了自己的座位。但我的心已经开始往下沉了。刚才二婶的话印证了我一直以来的担心——这场声势浩大的升学宴，从头到尾都是一场豪赌。二伯在赌，赌自己的面子能撑起这四十二桌的排场，赌亲戚朋友们的红包能填上这笔天大的窟窿。

但他赌输过太多次了。而每一次输的代价，最后都是别人来替他扛。

宴会散场的时候已经快下午三点了。二伯喝得烂醉如泥，被两个人架着出了酒店大门。耀祖站在门口送客，小伙子脸上带着一种复杂的表情——既有被这么多人祝福的感动，又有一种说不出的疲惫。周明远也喝多了，走路的时候脚步已经开始打晃。我扶着他走到停车场，让他坐在副驾驶上，给他系好安全带。他靠在座椅上，嘴里还在嘟嘟囔囔地说着“二伯真够意思”“今天的茅台确实不错”。

我发动了车，没有接话。从后视镜里，我看到二婶一个人站在酒店门口的台阶上，脸上的表情像是一个刚打完一场败仗的将军。酒店的大堂经理站在她旁边，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正在跟她说着什么。二婶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不停地点头。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场升学宴的风暴，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几天，风暴的迹象开始一点点显现。起初只是家族群里的零星消息——有人说二伯这几天在到处打电话借钱，数额从三万到五万不等；有人说金盛酒店那边催结账了，二伯拖着没去；还有人说他家楼下这两天经常停着陌生的车，看着像是催债的人。这些消息都没有得到证实，但也没有人出来辟谣。

直到那个深夜，我无意中看到了周明远的手机。

他当时喝多了倒在沙发上睡着了，手机掉在地上，屏幕还亮着。我弯腰去捡，目光无意间扫过屏幕，看到了一条银行转账记录——就在宴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上午，周明远给二伯转了九万块钱。九万，加上三年前嫁女儿垫的四万，两年前生日宴垫的一万八，去年过年垫的四万，一共是十八万八千。

我拿着那个手机站在客厅里，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片银白色的光。周明远在沙发上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梦话。我看着他那张因为酒精而泛红的脸，心里五味杂陈。这个男人什么都好，他对我好，对孩子好，工作努力，没有不良嗜好。但他唯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对老周家的那些人，永远说不出一个“不”字。

十八万八千。这笔钱对于我们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周明远可能从来不去算。我们还在还房贷，每个月要还六千多。孩子明年就要上小学了，光择校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我的车开了八年了，冬天打火要拧好几次，我一直没舍得换。这些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但在周明远眼里，都不如他二伯的一个电话重要。

我把手机轻轻放在茶几上，去卧室拿了一条毯子给周明远盖上。他哼了一声，又沉沉睡去。

我坐在他旁边的单人沙发上，看着窗外的月亮。凌晨快一点了，整个小区安安静静的，只有远处的公路上偶尔传来一两声货车的喇叭响。那声音很快消失了，一切又归于寂静。

我想了很多。我想起我爹跟我说过的话——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男人的肩膀是用来扛事的，但扛什么事、给什么人扛，这里面的区别大了去了。你帮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他会记你一辈子好。你帮一个习惯伸手的人，他只会觉得你给得还不够。我又想起那年过年，二伯在饭桌上说的一句话：“明远这孩子最实在了，随我大哥，对自家人从来不小气。”当时听着像是夸奖，现在回想起来，那哪里是夸奖，那分明就是把周明远的性子摸透了之后的精准操控。

二伯太了解他这个侄子了。他知道周明远心软、好面子、看重亲情，所以每一次都会用“自家人”这把钥匙来开周明远的钱包。而周明远呢，每次都心甘情愿地被开，甚至还觉得自己做了件了不起的事。

十八万八千。如果加上之前那些零零碎碎的，恐怕早就超过二十万了。这二十万里有多少是还了的？大概只有那些二伯自己都不好意思再提的旧账。而这次的九万，再加上升学宴的窟窿如果继续扩大，二伯第一个想到的人，一定还是周明远。

到时候呢？我们再转九万？再转十万？什么时候是个头？想到这里，我做出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银行。我把周明远卡里的四十八万存款——那是我们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全部家底，包括准备给孩子上学用的钱——全部转到了我的账户上。

柜员小姑娘递出回单的时候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丝好奇，但大概这种情况她见多了，什么也没问。我把回单折好放进包里，走出银行大门的时候，早上的太阳正好照在脸上，暖洋洋的。空气里有一股桂花的香味，很淡，但很好闻。

我的手机响了，是周明远打来的。我接起来，他的声音带着宿醉的沙哑：“老婆，我昨晚喝多了，谢谢你给我盖毯子。对了，你中午想吃啥？我下班买点菜回去。”

“随便，你看着买吧。”

“行，那我买条鱼，给你做酸菜鱼。昨天二伯还说了……”

“周明远，”我打断了他，声音很平静，“我把你卡上的钱转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转了多少？”

“全部。四十八万。”

沉默。很长的沉默。我听到他的呼吸声变重了，又变轻了，然后他开口了，声音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你是不是……是不是不相信我了？”

“我相信你，”我说，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但我不相信二伯。”

他没有说话。

“明远，我嫁给你十年了。你这些年给老周家拿的钱，我哪次拦过你？你垫的那些账，我哪次跟你闹过？但这四十八万，是咱们全家十年的血汗钱，是儿子上学的钱，是咱们万一有个急用的保障。我不能让你把它也填进那个无底洞里。你二伯不是一次两次了，这么多年，借过多少，还过一分吗？”

电话那头还是沉默。过了很久，他叹了一口气。

“我知道了。”他说，然后挂了电话。

我握着手机站在银行门口，阳光很好，但我心里却很沉。我知道我这么做会让他很难受——不是心疼钱，而是在他的价值观里，这是对他身为“老周家长孙”的某种背叛。但我没有别的选择。有些底线，必须由我来守。哪怕他会因此怪我，哪怕老周家的人会觉得我这个媳妇不讲情面。

随他们去吧。

回到家推开门，客厅里安安静静的。周明远的鞋歪歪斜斜地甩在玄关，一只正着一只反着。我弯腰把它们摆正，走进卧室。

他坐在床边，手里拿着手机，屏幕亮着。我注意到他打开的是计算器界面，上面输着一串数字。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把手机翻过来放在床上，然后拍了拍身边的位置。

“坐。”他说。

我坐下了。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了。

“我刚才算了一笔账。”他的声音很平静，没有指责，没有愤怒，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我把这些年前前后后给二伯转的钱加了一下——不算不知道，一算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十八万八。再加上三叔那边零零碎碎借的几万，这些年光是我一个人借给老周家的，就不止这个数。你猜他们提过还吗？一次都没有。”

他苦笑了一下，把手机递给我。屏幕上是一排数字，每一笔都清清楚楚地列着——时间、金额、用途。我看完之后把手机还给他，问了一句话。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这张清单拿给二伯看？”

“不知道，”他把手机扔在床上，“可能永远都不会。他毕竟是我二伯。”

我看着他，心疼和愤怒搅在一起，说不上哪个更多。但我知道，今天这件事，他终于是明白了一些事情。那些他一厢情愿的单向付出，该到此为止了。

下午两点，他的手机响了。屏幕上跳出来的名字——“二伯”。

我们对视了一眼。我握住了他的手。

电话响了很久，他深吸了一口气，接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