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她把最后一位病人的药分好，又检查了一遍值班记录。时钟指向八点，外面的天已经暗透了。手机震了一下，是家里的消息——祖父等不了她了。
她在奎松城的老兵医院做护工，每天替别人擦身、喂药、陪说话，确保每一个病床前都不缺安慰。祖父在布拉干省的姑姑家住着，车程不过几个小时。可那段时间，她一次都没回去。
有人会说，这是职业的选择。穿上制服的瞬间，你就答应了要对陌生人负责。病房里的呼叫铃永远不会停，交班表上一个空白都可能让人手忙脚乱。她留下，是守住了一份责任。
但也有人会问，责任真的只能二选一吗？那些深夜里的翻身、喝水、想抓谁的手，如果对方是你从小喊到大的“爷爷”，缺席一次，就是缺席一辈子。工作可以找人顶替，可最后那声再见，没人能替你讲。
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可心里的愧疚不认这些逻辑。它像慢性疼痛，时不时提醒你——你照顾了那么多老人，唯独自己家里的那一位，没能等到你。她说不上哪种选择更对，只知道从此以后，每一次听人喊“爷爷”，胸口都会揪一下。
她并不想改变过去，也不求再来一次机会。她只希望，如果真有那么一个地方，允许人短暂地探望，她只想好好握一握那只手，说一句谢谢，再说一句迟到太久的“我一直爱你”。然后，也许就能把那几个小时的距离，真正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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