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一作、共同通讯成标配：中国生物医学论文署名背后的评价困境

图源：AI生成

我们对生命科学领域学术论文作者署名情况的调查发现，2024年中国生命科学领域顶级期刊发表的论文中，标注共同第一作者，以及标注共同通讯作者的，均超过70%；这一比例是欧美主要科研国家的两倍以上。同一年，全球所有“共同第一作者”署名论文中，62%来自中国作者；全球“共同通讯作者”署名论文中，近60%来自中国作者。并且，拥有3位及以上共同第一作者或共同通讯作者署名的概率也远高于其他国家。
这是我们通过对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出版社所属的七本细胞生物学顶级期刊、跨越24年、超过3万篇论文调查后得到的核心发现。相关文章最近在线发表于《Journal of Informetrics》，可点击文末的“阅读原文”。

撰文｜张立伟（山东大学）王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为何做这一研究

一个被忽视的署名现象

“大科学”时代，合作研究与多中心研究日益增多，论文作者数量也随之大幅增加。为了提升贡献透明度、减少利益冲突，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ICMJE）及《自然》《细胞》等期刊要求提供作者角色的详细说明，并提出了多种署名归属模型，包括按顺序决定贡献度、以百分比标明贡献度，以及强调第一作者和最后作者的模式。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署名权争议依然普遍存在。例如，一项针对美国化学界的调查发现，600名受访者中有一半认为其署名权并未准确反映实际贡献（Seeman & House, 2015）。这类冲突不仅源于贡献界定的模糊性，还与高风险密切相关：署名权直接关联学术声望、职业发展，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与经济激励挂钩（Abritis等，2017；Correa等，2017；Patel等，2019；Shamoo & Resnik，2015）。在此背景下，共同贡献署名（Equal Contribution Authorship, ECA）逐渐成为解决作者排序争议的有效方案，尤其在两名或多名研究人员对同一项目作出同等贡献时。目前，许多顶级期刊已允许将作者列为共同第一作者或共同通讯作者，ECA署名在医学领域尤为普遍。

主要作者评价之困遭遇共同作者署名

评价体系中对量化指标的日益依赖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当“发表或灭亡”的压力，特别是当它与招聘、晋升或经费评审决策挂钩时，评价体系中对量化指标过度追求可能会扭曲研究行为。它可能鼓励学者优先选择热门或主流话题，青睐短期项目而非长期项目，以质量较低但被收录的期刊为目标，并将研究结果分割成多篇发表以夸大产出（Bornmann and Daniel, 2007; Bornmann, 2011）。 在更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抄袭、引文操纵和学术不端等不道德行为。在许多学术体系中，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在招聘、晋升和经费评审中占有过重的分量。当只有这些位置获得强力奖励时，研究人员可能面临的激励不仅是发表文章，还包括争取或分享特定的作者角色。这引出一个重要问题：研究评价政策是否会重塑多作者论文内部功劳的分配方式？

高校岗位设置从“铁饭碗”到“岗位竞聘”

过去二十年间，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建立起以绩效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尤其注重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权重。2007年后，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推进人事制度改革，陆续制定并实施了各自的“岗位设置管理实施办法”，推行教师聘任制，破除职务终身制，旨在打破“铁饭碗”和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我们通过对985高校在2006—2013年间实施的岗位评聘政策文件进行调查，发现几乎所有高校均明确规定了对论文发表的数量要求，并明确提出了对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署名要求。这使得中国高校成为研究基于绩效的评价体系如何影响作者署名实践的一个有说服力的案例。

研究的主要发现

对共同贡献署名作者的统计发现，在发文量最多的8个国家中，中国共同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署名文章的比例持续增长，至2024年两者均超过70%，显著高于其他国家30%–40%的水平（图1）。就ECA署名（共同第一作者或共同通讯作者）文章而言，中国在2020年后该类文章占比达到80%以上，高于其他国家的50%–60%的比例；而同时标注共同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的文章，中国在2020年后占比约为50%以上，远高于其他国家的15%左右的比例（图2）。对文章中共同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数量的统计表明，中国仅有一位第一作者或仅有一位通讯作者的概率远小于其他国家，而拥有多位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概率则高于其他国家，尤其是3位及以上的情况。这表明，中国不仅ECA署名文章数量多，且每篇文章中ECA署名作者的数量也超出其他国家水平（图3）。上述描述性结果表明，中国在ECA署名论文方面的增长尤为突出。

图1 主要国家共同第一作者署名文章占比（左）与共同通讯作者署名

图2 主要国家ECA文章占比（左）与共同第一且共同通讯署名文章占比

图3 主要国家第一作者数量的概率分布（左图）与通讯作者数量的概

为什么会这样

过去二十年间，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高度依赖绩效导向的评价体系，在此体系中，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身份被赋予极高权重。这种评价政策可能在无意中重塑科研行为，尤其当学术认可过度与单一的作者署名指标绑定时。至2024年，中国在共同第一作者署名和共同通讯作者署名文章占全球的比重分别达到了62.22%和59.92%（表1），而非ECA署名文章仅占13.69%。同样，绩效导向的评价政策也深刻影响了国际合作论文的署名格局。在中国参与的国际合作论文中，主导作者（即拥有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署名）文章数量从2001年的4篇跃升至2024年的148篇，占中国所有国际合作文章的比重由33.33%升至86.55%；而非主导文章数量未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占比则从66.67%降至13.45%。这表明，中国作者极少参与非主导（即非第一或通讯作者）的国际合作（表2）。

当作者署名与评价指标紧密挂钩，且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身份能带来不成比例的评价回报时，研究人员可能更倾向于参与那些能确保或共享此类署名位置的合作，而不愿加入那些自己很可能只能担任非主要作者的研究。这一问题在当前中国科研评价体系下尤为突出。尽管量化指标的使用推动了科研产出的快速增长，但也引发了人们对激励机制扭曲、学术不端行为以及过度依赖论文发表指标的担忧。

研究启示

高校以量化指标为核心的绩效评价体系无疑带来了我国学术研究的“大爆发”。正如饶毅教授所言，“中国科学的快速进步令人印象深刻，它在26年前还几乎微不足道”。根据《2025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2024年中国在178个学科领域中高影响力期刊发表论文总数为15067篇，占世界总量的35.2%，排在世界第一位（接近美国8157篇数量的两倍）。但是，这也带来了学术不端行为以及对作者署名排序的过度追逐等问题。截至2023年，全球撤稿的50,002篇出版物中，超过一半涉及至少一个中国研究机构（Xu & Hu, 2025）。

近年来，中国将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确立为改革的关键导向，明确禁止大学将论文发表数量作为评估教师绩效的唯一方式。与此同时，许多高校在学术评价中相继推行“代表性成果”制度，要求学者提交有限数量的出版物接受同行评议；部分高校还进一步细化了共同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的认定规则，将认可范围严格限定于特定角色。上述举措标志着为缓解本研究揭示的种种扭曲现象迈出了重要一步。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主要作者论文数量”这一指标仍然深度绑定院系排名和教职工晋升，这充分表明改进中国高校学术评价体系依然十分紧迫。

参考文献：

• [1] Seeman, J. I., & House, M. C. (2015). Authorship issues and conflict in the U.S. academic chemical community. Accountability in Research, 22, 346–383.
• [2] Abritis, A., & McCook, A. (2017). SCIENTIFIC COMMUNITY - Cash incentives for papers go global. Science, 357, 541.
• [3] Correa, E. A., Silva, F. N., Costa, L. D., & Amancio, D. R. (2017). Patterns of authors contribution in scientific manuscripts.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11, 498–510.
• [4] Patel, V. M., Panzarasa, P., Ashrafian, H., Evans, T. S., Kirresh, A., Sevdalis, N., Darzi, A., & Athanasiou, T. (2019). Collaborative patterns, authorship practices and scientific success in biomedical research: A network analysis.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112, 245–257.
• [5] Shamoo, A. E., & Resnik, D. B. (2015). 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 (3rd ed).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6] Bornmann, L., and Daniel, H. D. (2007) ‘Multiple publication on a single research study: Does it pay? The influence of number of research articles on total citation counts in biomedicin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8: 1100-1107.
• [7] Bornmann, L. (2011) ‘Mimicry in science?’, Scientometrics, 86: 173-177.
• [8] Xu, S. B. & Hu, G.(2025). Combating China’s retraction crisis. Nature Human Behaviour. 9, 631–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