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五大三粗谁料还是个情种，为怀念婆婆天天枕着她的花棉袄睡觉

口述：唐金花

整理：燕幕散人

我嫁进李家的那年，是一九八七年的深冬，大涧河边上的芦苇花飘得满世界都是白的。我爹挑着货郎担走村串巷，半道上遇上瓢泼大雨，危急中直接把车骑进了李家的过道里，就遇上了我后来的公公李种闲，成就了我和他大儿子的姻缘。

那时候李家正在吃午饭，看见我爹来躲雨，不仅不赶走，还把人往屋里的餐桌上拽，我爹饥肠辘辘，肚子咕咕叫，半推半就就吃了起来。我爹后来跟我说，他走南闯北十几年，没见过这么敞亮的庄稼人，心地善良，可交可处，第二回又到李家吃饭喝多了酒把我许给了他家老大李建国。

我那时候还没见过公公的面，只听村里人说，生产队有个“李大吼”，喊出工不用喇叭桶，站在打谷场上两手卷起喇叭状，半个村子都能听见他的声音。等我真的踏进李家门槛，才知道这名头半点都不掺假。

公公的大嗓门是天生的，再加上当了十几年生产队队长，常年在田埂上指挥百十号人干活，那声音练得比铜钟还亮。每天天刚蒙蒙亮，院墙外准能听见他卷着两只手当喇叭喊：“各家各户注意啦！今天早饭后全体男子汉带铁锹、妇女小大姐带扁担、布兜子，挖沟淤啊！”那声音顺着风飘出去，连村东头老槐树上的麻雀都得扑棱棱飞起来。

公公的名字是他爹给起的，说他出生那会是农闲时光，于是就起名叫“种闲”，意思是种地的间隙里得的闲工夫生的娃。他只念过小学，可在那时候的生产队里，已经算是顶有文化的人了，能写会算，拨起算盘珠子来噼里啪啦响，队里的工分账本从来都记得清清楚楚，半分差错都没有。

他当队长那些年，从来没占过集体半分便宜，分粮食的时候永远把最饱满的那一堆让给村里的五保户，谁家的孩子没钱交学费，他悄悄把自己家的鸡蛋拎去镇上卖了给人补上，村里老少提起李种闲，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李家有一个女儿，四个儿子，名字排得整整齐齐，建国、新国、爱国、卫国，差不多隔一年生一个，我婆婆年轻时也是个能干的女人，揣着孩子还能在地里割半亩麦子。四个儿子一个个长起来，个个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唯独公公的大嗓门，半点都没传给他们。

我家建国是老大，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平日里跟人说话都红着脸，我有时候打趣他，说你爹那嗓门那么亮，怎么到你这儿就哑了火？建国就嘿嘿笑，说我爹那是当队长练出来的，我们又不用喊出工，要那么大嗓门干啥？

刚嫁过来的时候，我还怕公公那大嗓门是个凶脾气，可相处久了才知道，他那嗓门底下藏着的，是比棉花还软的心。婚后第二年我生了大儿子，那是李家的长孙，公公乐得像捡了个金元宝，每天天不亮就挎着篮子去镇上的供销社，给我买红糖和桃酥，逢人就拍着大腿说，我李种闲积了一辈子德，修来这么个好儿媳妇，给我老李家续了后。

村里有人跟他开玩笑，说你这大嗓门，以后可得对儿媳妇温柔点，别吓着孩子。公公把眼一瞪，声音不自觉又拔高了八度：“我疼还来不及呢，怎么舍得吼她！”吓得旁边的小鸡仔扑棱棱跑出半丈远。

那时候土地还没分到户，生产队的家当可不少，村头那座土坯小礼堂是全队人开会的地方，后院养着五六头大水牛，犁、耙、大车、大秤、耧车排得整整齐齐，村南头的大场是全队人的宝贝。每到麦收时节，打谷场上就热闹得像过年，几个壮劳力赶着牛拉着石碾子，一圈圈在麦秸上转，把麦粒从穗子上碾下来，公公永远是最忙的那个，手里攥着木锨，等风一吹起来，就把混着草屑的麦粒扬到半空中，草屑顺着风飘走，金黄的麦粒就簌簌落在地上。

他扬场的姿势特别好看，胳膊一抬，木锨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麦粒落下来的声音沙沙响，他站在太阳底下，汗珠子顺着下巴往下滴，亮得像珍珠。

后来婆婆走的时候，才四十二岁。她娘家那边的人都不长寿，一辈子操劳，落下了一身的病，躺了半个多月，还是没熬过去。婆婆走的那天，我第一次看见公公掉眼泪，那个平日里声若洪钟、站在打谷场上能指挥百十号人的壮汉，就坐在婆婆的床边，手攥着她冰凉的手，眼泪吧嗒吧嗒掉在她的手背上，连哭都没发出声音。

从那以后，公公就一个人过，坚决不续弦。我们几个儿子家轮流请他去吃饭，他总说自己身子骨硬朗，能做饭，不肯去麻烦我们。

有天晚上，我和建国惦记着他，端着一碗刚蒸好的南瓜糕去看他，走到窗根底下，就听见屋里有说话的声音。是公公的声音，不像平日里那么亮，哑得像砂纸磨过，一句一句，絮絮叨叨的：“老伴啊，你怎么就走了呢，留下我一个老头子，平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以前你总嫌我嗓门大，说我吼得家里的鸡都不下蛋，现在我想吼，都没人跟我拌嘴了……”说着说着，他突然就哇哇地哭出了声，那哭声哪里是“李大吼”的洪亮，全是藏了好几年的委屈和孤单，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我和建国推开门进去，看见他坐在床沿上，脸哭得通红，面前的桌子上摆着婆婆的遗像，玻璃擦得一尘不染。我转头看见他的枕头，那枕头鼓鼓囊囊的，针脚缝得歪歪扭扭，我以前就觉得奇怪，今天伸手一摸，才发现那是婆婆生前穿的那件花棉袄，公公把它卷吧卷吧做成了枕头，天天枕在脑袋底下。他不好意思地抹了把脸，声音又恢复了平日里的大嗓门，却带着点发颤的笑意：“看我这老糊涂，跟你妈说说话，让你们见笑了。”

后来我才从村里的老人嘴里听说，公公年轻的时候，娶婆婆的时候，家里穷得连一床新被子都没有，婆婆不嫌他穷，跟着他吃了一辈子的苦。有次婆婆生病，想吃一口镇上的冰糖葫芦，公公跑了六七里地，赶在天黑前把糖葫芦揣在怀里带回来，糖霜都没化半分。谁能想到，那个平日里扛着两百斤的苞米能走二里地，喊一声能惊飞满树麻雀的“李大吼”，心里藏着的全是化不开的柔情。

现在公公已经八十多了，背有点驼了，嗓门却还是那么大。每天早上他还是会站在院子门口，看见路过的村里人就大声打招呼，声音飘出去半条街。他枕头底下的那个棉袄枕头，洗得布面都发白了，还是天天枕着。有时候我去给他收拾屋子，看见他坐在太阳底下，拿着一块抹布，慢慢擦婆婆的遗像，嘴里还小声说着话，说今天长孙考了九十八分，说今年的麦子收了满满两仓，说村头的老槐树又开了花。

村里人还是喊他“李大吼”，可只有我们家里人知道，这个大嗓门的公公，哪里是什么粗人，他是把一辈子的温柔都给了土地，给了我们这些晚辈，给了走得早的婆婆。他的名字叫李种闲，种地种了一辈子，闲下来的时光里，心里装的全是这辈子最在意的人。他哪里是那个只会吼的庄稼汉？分明是我们老李家最痴狂的情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