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过湘江追问董振堂：红三十四师在哪？听后悲情失声痛哭

说起长征，所有人都知道湘江战役的惨烈，可很少有人细细聊过这支全师几乎打光的绝命后卫。1934年冬天，八万多红军出发过湘江，最后只剩三万来人。有人开路有人挡枪，红三十四师就是那个把生路让给大部队，自己埋在湘江边的“后卫中的后卫”。

长征不是临时说走就走的逃亡，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绝境转移。那时候中央苏区被敌人围得像铁桶，十万来人带着机关伤员，不可能悄咪咪溜出去。正面中部敌人都太强，只能挑尾巴上的追兵打，断后部队就成了最危险的靶子，红五军团主动接下了这个活。

董振堂接任务的时候，心里门儿清这意味着什么，他没跟上级讨价还价，只跟军团干部指着地图说了一句，我们走得比别人慢一点。底下人问慢多少，他抬头就说，慢到敌人看不见主力。就这么一句话，把整个军团的命都拴在了队尾。

那段日子红五军团一半走路一半打仗，主力渡河的时候，他们在后边顶着炮火守阵地，兴国阵地硬生生守了七天，把敌人挡在渡河区域外。等他们撤的时候，浮桥都拆了，主力早就翻了好几道山，说白了，打得越狠主力越安全，自己离死越近。

原来的总参谋长刘伯承，因为直言批评李德瞎指挥，被撤了职贬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好多人觉得这是委屈了刘伯承，可红五军团反倒捡了个大宝贝。刘伯承懂正规战也懂游击战，一眼就戳破了要害，追兵不拖住，主力根本走不快，咱们跑了，敌人跟着就追上主力，到湘江更完蛋。

他带着红五军团改了打法，不死守硬拼，搞机动防御边打边退，给后来的湘江阻击战攒了不少缓冲的空间。这场高层的路线争论，从来不是离战场很远的嘴仗，实打实影响着前线每一个士兵的生死。

真到了湘江战役，红五军团被推到了极限，红三十四师成了殿后的最后一道屏障，师长是陈树湘。那时候大部队和军委纵队都往湘江渡口赶，红三十四师守在湘江以东的山丘河网里，任务就一句话，挡住敌人，拖够时间。

有年轻士兵悄悄嘀咕，我们老是打殿后，要打到什么时候啊。陈树湘听见了，转身跟大家说，打到部队安全过江，我们就进山。这话不是安慰，是明明白白的判断，红三十四师兵力装备都不占优，挡数倍于己的敌人，本来就没抱多少全身而退的希望。

从11月28日开打，湘江东岸的枪声就没停过，敌人的炮弹一轮接一轮往阵地上砸，阵地反复争夺，打到后来弹药都快见了底。有营长气喘吁吁跑到师部说，再顶不住了，陈树湘盯着地图只说，顶不住也得顶，把敌人拖累了我们再撤。

就是靠着这种死拖，红三十四师把几万追兵钉在了湘江东岸，让军委纵队和大部队赶在敌人合围前陆续过了江。对大部队来说这是抢来了生机，对红三十四师来说，每多拖一分钟，都是在用弟兄们的命换。

12月3日凌晨，红三十四师发出了给军委的最后一封电报，说弹药即将耗尽，已经被敌人压缩包围，准备向南突围，转入湘南山地打游击。那时候全师已经被打残，指挥体系都破了，只能拆成小股分头往南钻。

敌人早就布好了截击圈，各个路口都有堵截，冲出来一股就吃掉一股，没几天全师建制就打没了。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从头到尾没吐半个字机密，最终慷慨就义，整个红三十四师六千多人，只有零星几个人渡过湘江跟上了大部队。

大部队过了江继续西行，毛主席路上巡视走过来的队伍，数着各个师团的番号，突然开口问身边人，红三十四师在哪，怎么没看见他们？在场的干部犹豫半天，才小声说，红三十四师大部分都留在湘江东岸了，只剩少数人冲出来，还在收拢。

毛主席听完沉默了好久，低着头抽烟，眼眶红得厉害，一句话都没说出来。湘江一战的惨重损失，让所有高层都醒了，再照着之前错的打法走，整个红军都得完蛋。之前毛主席主张机动歼敌的说法，越来越多人站过来支持。

后来的遵义会议调整了指挥，红军重新回到了机动灵活的打法上，一步步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这才有了后来四渡赤水的转机。说红三十四师的牺牲是长征转折点的催化剂，一点都不夸张。

红三十四师也没完全消失，突围到湘南的残部靠着当地老百姓掩护，组成小股武装打游击，一直坚持到了抗战时期。有战士问带队干部，咱们就这么点人，还算不算红三十四师？干部说，番号在，咱们还打红军的旗号，那就还是红三十四师。

这些残部在湘南拖住了不少敌人清剿的兵力，没法全都调去堵截长征主力，其实还是在给大部队帮忙。直到今天，湘南当地还流传着不少红三十四师残部的故事。

等到大部队转战到黔北的时候，红五军团已经从出发时的一万两千多人，锐减到四千来人，三分之二的骨干都没了。历史向来偏爱开路先锋，断后的往往只会在战报上留一行字，要不是这桩往事被一次次提起，红三十四师可能只会是一串冰冷的番号。

长征从来不是一条顺顺当当的胜利之路，每往前走一公里，都埋着无数断后将士的尸骨。明知道九死一生还坚决留下，靠的不只是纪律，更是“生为中国死为中国”的信念。这些人的牺牲，我们得牢牢记住。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绝命后卫师——记长征中的红三十四师